王义桅教授提出，被冠以“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倡议虽同美国二战后帮助西欧国家复兴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有相似之处，也为中国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有益借鉴，但由于两者所处国际环境和中美国情的差异，在背景、内容、步骤和意图等方面还是有明显区别。王义桅教授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尤其是欧洲的意义与作用，特别是对意大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提出宝贵建议。王义桅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在场嘉宾的认同，引起了强烈反响。
3月25日下午，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39期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教授贾俊雪就财政分权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本次讲座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财政分权化改革的实践特点，以地方政府行为为核心、以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为主线，构建中国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框架，揭示财政分权及其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目标定位和行为选择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探究经济新常态下财政体制改革路径和财政政策转型。
作为一种新型投资模式，丝路基金受到不少国家欢迎。对于一些“重债穷国”来说，因为主权评级低、贷款成本高，过去采用的主权融资模式已难以为继，而这种股权融资配合债权、贷款等模式的新型融资模式更为便利。“比如波兰，他们就特别希望中国过去帮他们建设物流、修建铁路，也不希望政府借钱，他们觉得丝路基金的模式比较灵活。”刘英说。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银行、亚行等机构都对中国创立的亚投行作出了积极的鼓励，他们支持我们、欢迎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们非常感动。亚投行将是一个深化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沿线的国家，也将会给其他地区和国家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亚投行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投资。作为国际机构，我们重视亚洲地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我们欢迎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一起合作，共享亚洲地区发展的丰厚的收获。
刘英认为，“一带一路”的入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首先会从基础设施投入开始。目前沿线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存在很大发展空间，预计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将有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不少当地政府已是负债累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比较有优势。同时在建设所需的原材料上，中国也有很多剩余产能。在国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建也是带动其经济增长的引擎。
2015年3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联合主办的《发展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报告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嘉宾就如何发展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在中国金融格局变化背景下如何给决策者提供建议进行了探讨。
在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程实看来，影响美国出口的因素不仅来自中国。目前美元指数突破100整数关口，从微观层面看，美元大幅升值的确给很多美国出口商带来了巨大压力，由此产生的非议甚至已经借由相关议员转化为政治压力，这将对美国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但从宏观层面看，美元升值对经济复苏的干扰是很小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美国区别于大多数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如何处理学术与咨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元春认为，在考评体系上要作出一些转变，要从传统的学术导向型、育人为本型，逐步向咨政启民型转变，要从精神上、物质上鼓励高校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向国家建言献策，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转换成国家所需要的战略决策和公共服务，转换成社会民众所需要的正能量。
西方七国(G7)集团是“布雷顿森林框架下的对话机制”，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这个秩序的核心机制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但在美国国力无力支撑当前这样强的国际美元地位背景下，大量美元在从欧洲撤回美国，这也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一种反映，维持这样一种美元已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正在寻求加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入亚投行使他们能够搭上亚洲经济秩序发展的列车。
苏光明秘书长以新中国的三次派出与引进人才大潮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中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后各个时期人才派出与引进的相关做法，串联起了我国国际人才交流的历史与发展脉络，并对人才交流在各个历史时期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阐述。苏光明先生的演讲不但脉络清晰，资料严谨，还结合自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友谊饭店工作时接待苏联专家、以及前往外国专家局任职后辗转各国考察人才交流的经验，通过各个案例详尽分析了我国人才交流中的各个环节。
中国基金业协会上周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私募证券基金（自主发行）、私募证券基金（顾问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等五大类机构规模排名首次曝光。其中，上海重阳系占据自主发行规模超50亿元、20亿元至50亿元私募证券基金榜首和顾问管理规模超50亿元私募证券基金第二名。
从弹丸之地诞生为“亚洲四小龙”，这过程当中李光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人说这种“新加坡模式”给很多国家启示。尤其是在新加坡模发展初期，经济基础差、高失业率、国内不稳定因素众多。为寻找经济驱动力、新加坡当局选择由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秩序先于民主的发展模式，这种执政模式不仅为新加坡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而且领导团队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推进制度化的自觉性，更成功的证明了非西方价值形态的后发国家也有能力构建新的国家价值体系。
加入亚投行给西方资本提供了出路，实现欧盟3000亿欧元投资计划与亚投行对接。“新兴经济体国家集中在亚洲，经济发展快，而欧洲经济受危机影响还没有恢复。”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李罡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积极参与亚投行能够获得这些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认为，增进与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能够为欧洲企业创造机会，给欧洲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
“这种“稀释”，正是亚投行开放和透明的表现，这些欧洲大国的加入正说明亚投行不会是“中国的工具”而这正是与美国独霸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最大的不同。我不认为“稀释”一定对中国不好，我觉得相反可能更体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它所秉持的“开放”、“包容”的这种理念。”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工学学士，国际关系博士。曾任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师团外交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对“搭便车”言论，近两年来，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很多回应。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总理也表示，中国在越来越多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不是在‘搭便车’，而是和大家一起推车。”
原油价格剧烈震荡是商业、金融和政治的完美结合。油价暴跌经济原因是传统产油国与页岩油的商业竞争，低油价同时实现一定政治目的，金融市场顺势而为是加速器。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昨天，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昨天迎来了几位来自欧洲的创始成员国。英国《金融时报》昨爆出新闻称，继英国之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欧洲大国决定加入亚投行，这一消息立即激起全球媒体的热烈讨论。现在这个名字上冠以“亚洲”名称的银行似乎越来越可能成为一个首次由中国主导的、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发端。
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被称为金融改革的里程碑，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设立了全球一致的标准，并将影子银行提到监管重点。针对30家G-SIB经营损失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全部损失吸收性资本”的新概念，同时还包括了一份协议，明确一旦有机构获得银行集团的控制权之后，不能在衍生协议项下清算他们的担保品。除此之外还包括引入新的杠杆和流动性指标，新的杠杆比率要求银行保持至少相当于总资产3%的资本金，且不考虑风险权重。这个决议被形容为是一个“分水岭时刻”。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