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国香港政府新闻网转载了中国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的题为《丝路基金》的网志，他写道：“我在今年的预算案中，建议香港优势产业应该及时把握国家‘一带一路’的新机遇，同时提出了香港政府会积极研究加入亚投行。”曾俊华此前曾在发言中表示，香港会争取利用其融资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支持亚投行的筹建和营运，并积极研究加入。虽然香港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但由于目前亚投行的创始国申请者都为主权国家，香港应以怎样的身份参与以及出资额多少等具体问题，仍有待商讨。
董希淼认为，对房地产市场来说，其实对二套房怎么认定，才是个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定调。此前，福建省出台“闽八条”便规定个人购买首套房后再次购买除别墅以外的住房，均可认定为“首改房”，享受首套房同样待遇。并允许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2成；二套房首付比例统一降至最低5成；取消二套房房贷利率不得低于基准1.1倍限值，定价权下放至银行。
总之，两国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以前中国要求在亚开行提高份额，美国不给你，就是让你掏钱投资。现在反过来了，你要提什么要求，中国可以说，我要得跟其他国家商量。以前亚开行的时候，中国要提高投票权，只是让你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实质上让中国掏钱。中国掏了钱，怎么花，自己说了不算，中国一直就是5-6%的投票权。美国和日本占了14%以上投票权，把中国给拿住了。现在中国自己建，就把美国给拿住了。
我们讲“新常态”下整个宏观政策的组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托底的社会政策，这三个组合现在在政策层面均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财政政策要积极，但是收入增长在下降，而支出刚性越来越强，这个积极怎么个积极法呢？社会政策的托底，现在我们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要堵缺口，大家都说要卖资产，都盯上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处理了、卖了，把这些缺口全填上。
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路线图中两次提到了沿线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这种合作正在从单边走向区域，对于能源公司来说，投资海外再次迎来新的政策机遇。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全球事务的扁平化使智库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变量和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既要聚焦和深度研究具体问题，还必须要考虑来自国内外方方面面的需求和影响；互联网时代需要智库产品更多利用互联网思维、运用互联网新技术进行信息采集、思想获取、研究考量和产品传播。面对新挑战，全球智库界都需要在研究内容、交流机制、运营方式和传播路径的改革。
“中国制造2025”是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规划指引。该指引涵盖“四大转变”和“一条主线”，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新常态中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是出于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也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罗雨泽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多极化特征凸显，部分大国间摩擦增多，甚至有学者宣称国际秩序回归“旧常态”。何以实现永续和平，使国际秩序走出“角逐—对抗—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唯有加强沟通合作，增进互信理解。
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国际表达动力普遍不足，这导致中国学者在欧美媒体中主动刊文的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奥运会前后，时任驻英大使傅莹主动在英国媒体撰文阐述“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新疆是个好地方”等，一时传为美文经典；上海学者李世默、张维为近年来在《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话语逻辑，正面阐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收到相当不错的国际效果；近期，澳门学者陈定定也及时在美国媒体上回击沈大伟的言论，以幽默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标题，很及时地起到反驳作用。
且不说具体数据，中韩紧密的经济关系从持续涌入韩国的中国游客身上便可见一斑。此外，韩国与中国的互动意愿在人民币的使用上也能体现。今年2月25日，于2012年5月启动的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并将在今年上半年正式签署协议作为目标。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中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实际上对于提高中韩双方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具有重要作用，也将帮助韩国企业更加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有效防范汇兑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指出，仅从昨天民商银行开业的情况来看，与温州市龙湾区签订10亿元授信协议，是非常标准的传统银行做法。他认为，民商银行立足温州市区域内，定位小微企业和小区居民，是民营银行应有的业务，但这些领域的利润相对较低，或风险较高。对于民营银行来说，如果没找到自己特有的发展方向和业务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认为，从现在已经批复的民营银行看，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考虑，如何选择好自己的客户和市场，是将来盈利的前提；要跟现有的银行竞争客户，可能不见得有明显优势。
在中国，有1640亿美元的未清偿国债被用于绿色资产。如果建立了核查和报告程序，这些债券可以被重新贴上绿色债券标志。绝大多数未清偿债券投资于铁路，其次是可再生能源。而大多数的清洁能源债券投资于为太阳能项目，例如中国大唐可再生能源公司2014年6月为太阳能项目发行的9.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债券。紧随其后的是雅砻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为水利工程项目发行的9.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 未清偿债券，和国电科技和环境集团公司为几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发行的6.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亿元) 债券。
本文指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报送绿色信贷统计表的通知（2013）》（下文简称”《绿色信贷报表要求》”）可作为定义中国市场中现有绿色投资的主要相关文件, 为开发绿色债券标准奠定基础。虽然这份统计报告提供了符合绿色债券发行标准的资产类型，但没有提供具体的用以衡量一项资产是否为绿色的排放绩效标准（或是其他环境影响的绩效标准）。为某些类型的资产设定最低资本回报率尤为重要；例如, 节能建筑中的少量减排随着时间推移会有不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因建筑物每隔几十年才会升级一次，这种最小的减排效率增益将会被锁定几十年。
新常态使中国发展面临难得的转型机遇期。牢牢抓住这个重要转型机遇期，关键要在纷纷扰扰的复杂舆论氛围中，保持定力，全面认识国情、世情与民情。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数字教条主义”，用相对全面、均衡的经济数据透视与检查中国发展的健康状态;也要求我们摆脱“学术本本主义”，避免照本宣科式、不假思索地传播一些片面观点;更要求我们警惕“舆论民粹主义”，不以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状态分析经济新常态。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紧适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2015年“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 “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广义货币M2 预期增长12% 左右 ， 在实际执行中 ， 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 ”。
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智库，便是能够达成此目标的核心所在。今年1月,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作出详细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410，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2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即期价低开27个基点报6.2080，盘中震荡走贬。截至收盘，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价报6.2125，贬值72个基点。
历史不乏这样的讽刺剧：有时候，机会在，但没有合适的领导人；在其他时候，有合适的领导人，但苦无良机；在另外一些时候，既无机会，也无合适的领导人——这就是历史上各国都屡见不鲜的平庸时代。在某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即便是既有机会，又有合适的领导人，但重大政策推行的先后顺序发生错误，也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方案就是活生生的案例。在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和各项改革的出台，已经令人目不暇接，就连沉浸其中的专职研究人员也难跟上变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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