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费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时代大家的共识。从各级权力部门消、降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到普通民众社保费的降低，都在形成有意识的集体亲商环境。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进行优化财税体制机制的改革，促使权力主导的税费合一体制向法治规范和契合市场规则的公平税负方向转变。
最近发生的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飞单”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对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讨论。人们都在纠结和不解之中：为什么天天讲风控，日日说严管，怎么如此的违规违章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而且一波盛似一波。究竟是法律太无能，还是法人太大胆？众说分云，莫衷一是。我们估计，讨论归讨论，处理归处理，市场归市场，各种势力依然会选择继续搏弈。
监管法律的不断完善让那些铤而走险的投机者不断的落入法网。在1987年的股灾前不久就又有一位投机者被抓了个正着。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经纪人博斯基靠风险套利来赚钱，他的操作手段是，首先买入一个潜在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他就把股票卖掉狠赚一笔。
4月19日，观天下讲坛第4期——特邀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对谈“中美俄三角与叙朝危机”。王文教授对未来局势的看法更加乐观，他认为当前美俄对中国空前倚重，即使在叙朝危机之下，中国崛起乃至重塑中美俄大国关系都有很大的机遇。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广受好评，表明优质大众文化确实能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正面积极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提供优质文化供给，而优质大众文化产品对公众兴趣、社会潮流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左右或拉动作用很强。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出产更多优质大众文化产品，让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齐头并进。
刚刚结束的土耳其修宪公投被西方媒体普遍称为“民主的倒退”，原因是18项宪法修正条款将终结议会制，加强总统权力。面对这样的质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话说得很硬气——这次公投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见过的最民主选举”。事实上，相比纠结于“民主”形式，这次公投更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用“民主的方式”加速了向伊斯兰主义的回归。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露出被建制派规制的迹象，英国脱欧遭遇波折，荷兰、意大利等国右翼力量没能收获显著政治成果，这些都让不少人觉得，过去两年民粹主义汹涌对欧美政治的冲击正在褪去。正在举行的法国大选，就被当做验证这种感觉的又一标志性事件。笔者倒是觉得，无论法国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已经触发美欧、尤其欧洲政治的深刻变化，这种影响很难扭转。
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果出炉，赞成总统制的票数占比51.4%，埃尔多安达到了他的预期政治目标。土耳其公投修宪，是埃尔多安的新胜利，也会让土欧关系更恶化。欧亚之间多了一个强人政权——在欧洲眼里是民主倒退的政权。“超级总统”之下的土欧关系，是否会演化为奥斯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那样的对峙关系？值得后续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变，造成学术研究滞后于政治发展，这显然偏离了政治学治国理政的本质规定性。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孰对孰错。难道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错了吗？难道与实践脱节的思想对了吗？走到今天，政治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
“一带一路”的推进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更加顺利，速度也更加快。我们看到，在德黑兰，目前修的五条地铁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在肯尼亚，中国人给肯尼亚修了100年以来第一条铁路——蒙内铁路，这条铁路经过两三年的修建，今年6月1号就会开通了。我们企业“走出去”不只是说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和利润，更重要的是为当地解决了实际发展的问题，这种过程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发展是最根本的全球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和发展动力不足仍是世界性挑战。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贸易投资不强劲，增长动力不稳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亟待升级。然而，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疲软、货币政策分化、保护主义抬头，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越来越乏力，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更多地强调“规则”和“标准”，而非着眼于“发展”。
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从后危机时代到新经济周期的转型期增强企业竞争力、提振国家竞争力，以便在新经济周期领跑全球市场的应有之义。简言之，减税降费是送给企业的礼包和福利，在让企业有减负获得感的同时，也要“蝶变”为制度性红利。
金融去杠杆是2017年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央行在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进一步谈到，“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进金融去杠杆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金融监管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毛里求斯是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产物，以前是无人岛。印度洋其实是非洲洋。大航海时代，西方的终点站本来是印度，因为香料来自印度，哥伦布到达拉美以为到了印度，将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达伽马到达非洲东岸，称印度洋，都在提示我们仍然未完全走出殖民印记。
搅动三角关系变化的是特朗普。中美两国元首刚刚实现了海湖庄园峰会，达成了诸多共识。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元首会面，自然会引发全球更多关注。但由于世界局势的纷乱如麻，尤其是中东叙利亚内战和东北亚地区朝鲜核导添乱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于中美两强双边谈判的关切度，远不如对叙利亚和朝鲜这两个区域热点的关注度更大。
日前，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当下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十大重点领域，基本涵盖了银行业风险的主要类别。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活动仍在进行之中，银监会又掀起了这场力度空前的金融风险整治风暴。这充分体现了监管部门对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
本文从发展基础、发展现状两方面全面对比了中美两国的优劣势及中国的差距；梳理了美国从里根总统以来的政策成效，分析了特朗普新政可能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展望了中美未来竞争与合作的空间，并量化测算了2017至205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最后，提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我为主、炼好内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积极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南太岛国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他们虽然国小民寡，但坐拥票数优势，在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上是一支谁都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实行“一国一票”制度的联合国中，南太岛国占据12个会员国，而且往往集体抱团，有能力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南太岛国在海洋环境变化问题上处于第一线，拥有足够的发言权。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发起的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倡议，也可以看作区域一体化安排，但它不是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更不是区域集团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一体化道路；它是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从宏观到微观一体化”思路，转而倡导“从微观到宏观”的区域一体化新路；它不仅是区域一体化的新道路，还将为未来的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提供新的标准。
改善营商环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其成效也较为显著。第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超过了8.8%的预期。服务业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5%，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出25.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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