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法国总统大选25日公布首轮计票最终结果显示，除社会党阿蒙以外，其余四位候选人得票相近。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左右两大党派的候选人没有进入总统大选次轮。这一结果标志着法国代表传统政治力量的社会党与共和党正在衰弱，新生政治势力正快速崛起。
世界政治的思潮似乎总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8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惊呼，1919～1939年间英国的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在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他认为，一切健康的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都必须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自由意志论和客观决定论之间建立平衡，而1919～1939年间的政治思潮却过于“理想主义”了。
2017年国际的环境来看出现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要比2016年小，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了，市场有教训之后也就有了预期和准备，成为黑天鹅的可能性就小了。拿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和加息的前景确定性越来越高，市场预期美国联储两三次的加息都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主要是有了预期。
反建制的马克龙、民粹主义的勒庞杀入法国大选第二轮，拿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标志着法国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断裂。从法国大选第一轮的结果可以看出，法国人对于现任的政治领导人和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都表现出普遍不满。究其原因是，法国处于一个经济需要提振、国家安全需要保障的大转折时期，而民众选择非传统的政党和领导人也是希望看到国家的“改变”。
错误的数据分析有违客观、公正的《国际准则》，而“伪大数据分析”只是现象之一。所以说，大数据时代的市场与社会调查，要有与之相配的技术手段，更要有科技人员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的职业素养和诚实、科学的道德准则。而这些高贵的行业品质的养成，只能是在《国际准则》的引领和约束下长期守信践诺的修为的结果。
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势；4月欧元区制造业景气再创新高，而美国制造业景气连续两个月回落。从市场层面来看，表征中国经济强弱的内盘商品价格，特别是螺纹钢和铁矿石价格本周触底后大幅反弹，10年美债利率也在最低降至2.18%后反弹至2.45%，二者近期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降费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时代大家的共识。从各级权力部门消、降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到普通民众社保费的降低，都在形成有意识的集体亲商环境。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进行优化财税体制机制的改革，促使权力主导的税费合一体制向法治规范和契合市场规则的公平税负方向转变。
最近发生的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飞单”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对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讨论。人们都在纠结和不解之中：为什么天天讲风控，日日说严管，怎么如此的违规违章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而且一波盛似一波。究竟是法律太无能，还是法人太大胆？众说分云，莫衷一是。我们估计，讨论归讨论，处理归处理，市场归市场，各种势力依然会选择继续搏弈。
监管法律的不断完善让那些铤而走险的投机者不断的落入法网。在1987年的股灾前不久就又有一位投机者被抓了个正着。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经纪人博斯基靠风险套利来赚钱，他的操作手段是，首先买入一个潜在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他就把股票卖掉狠赚一笔。
4月19日，观天下讲坛第4期——特邀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对谈“中美俄三角与叙朝危机”。王文教授对未来局势的看法更加乐观，他认为当前美俄对中国空前倚重，即使在叙朝危机之下，中国崛起乃至重塑中美俄大国关系都有很大的机遇。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广受好评，表明优质大众文化确实能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正面积极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提供优质文化供给，而优质大众文化产品对公众兴趣、社会潮流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左右或拉动作用很强。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出产更多优质大众文化产品，让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齐头并进。
刚刚结束的土耳其修宪公投被西方媒体普遍称为“民主的倒退”，原因是18项宪法修正条款将终结议会制，加强总统权力。面对这样的质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话说得很硬气——这次公投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见过的最民主选举”。事实上，相比纠结于“民主”形式，这次公投更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用“民主的方式”加速了向伊斯兰主义的回归。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露出被建制派规制的迹象，英国脱欧遭遇波折，荷兰、意大利等国右翼力量没能收获显著政治成果，这些都让不少人觉得，过去两年民粹主义汹涌对欧美政治的冲击正在褪去。正在举行的法国大选，就被当做验证这种感觉的又一标志性事件。笔者倒是觉得，无论法国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已经触发美欧、尤其欧洲政治的深刻变化，这种影响很难扭转。
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果出炉，赞成总统制的票数占比51.4%，埃尔多安达到了他的预期政治目标。土耳其公投修宪，是埃尔多安的新胜利，也会让土欧关系更恶化。欧亚之间多了一个强人政权——在欧洲眼里是民主倒退的政权。“超级总统”之下的土欧关系，是否会演化为奥斯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那样的对峙关系？值得后续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变，造成学术研究滞后于政治发展，这显然偏离了政治学治国理政的本质规定性。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孰对孰错。难道取得巨大成就的实践错了吗？难道与实践脱节的思想对了吗？走到今天，政治学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
“一带一路”的推进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更加顺利，速度也更加快。我们看到，在德黑兰，目前修的五条地铁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在肯尼亚，中国人给肯尼亚修了100年以来第一条铁路——蒙内铁路，这条铁路经过两三年的修建，今年6月1号就会开通了。我们企业“走出去”不只是说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和利润，更重要的是为当地解决了实际发展的问题，这种过程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发展是最根本的全球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和发展动力不足仍是世界性挑战。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贸易投资不强劲，增长动力不稳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亟待升级。然而，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疲软、货币政策分化、保护主义抬头，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越来越乏力，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旧体系更多地强调“规则”和“标准”，而非着眼于“发展”。
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从后危机时代到新经济周期的转型期增强企业竞争力、提振国家竞争力，以便在新经济周期领跑全球市场的应有之义。简言之，减税降费是送给企业的礼包和福利，在让企业有减负获得感的同时，也要“蝶变”为制度性红利。
金融去杠杆是2017年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央行在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进一步谈到，“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进金融去杠杆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金融监管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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