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近几十年来其指导思想——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日薄西山,全球治理体系正呼唤结构改革、新指导思想和新发展模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何去何从,争论与博弈十分激烈。国际社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从中华文明、从各种文明交流和融合中获取新的“闪光点”。
经济层面,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导致4月企业经营预期恶化,制造业新订单增长放缓,制造业景气小幅回落。但从建筑业PMI来看,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终端需求相对稳定,经济大幅下行的概率较低。政策层面,本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意味着金融监管和整顿的力度将进一步强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面临的金融安全形势也处在巨大变化中。进入2017年以来,美联储加息牵动全球市场,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导致的信贷风险、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泡沫等,都有可能对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构成重大的不确定性。
治理“校园贷”要坚持底线思维,对于触碰红线、越过底线的网络借贷平台,要果断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将害群之马坚决清理出去。金融监管部门还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等单位合作,打出治理的“组合拳”。对诱骗诈骗、违规放贷、非法催债的,由司法机关及时介入,追究法律责任,形成对非法“校园贷”的高压态势,防止死灰复燃。
尽管美国国债偿付是通过增发新债进行的,但是政府增发债务,必须相应提升偿付能力。否则在不考虑不同期国债利率差别的情况下,总债务增长会随时间变化加速上涨。在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收入主体的情况下,最直接的提高债务偿付能力的方式即是提高公民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公民个人税负。
事实上,特朗普一揽子宏大的内政举措,不仅没有付诸实践,甚至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争议甚至抵制。且不说他的移民政策和替代奥巴马的医保政策成了笑谈,他在经济上力主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尚是一句空话。他规划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也是纸上谈兵。所谓“百日新政”已经变成了空谈。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迈进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而教育界,或者说教育产业的改革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可忽略的阵地。最近几年人们关注的重点似乎缺少教育领域的政策导向,使得教育成为继医保改革之后的另一个“老大难”。
韩国人在反思在愤怒。因为萨德入韩,间接导致朴槿惠政府倒台,让韩国陷入政治危机;因为萨德入韩,中韩关系陷入冰点,韩商“韩流”在华市场受挫;因为萨德入韩,朝鲜核导威胁变本加厉,如此沉重代价,如果有亲密无间的美韩同盟作为支撑,韩国也算是得失平衡。
中国众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一轮经济大潮中崛起,在民营中小型企业家中,来自房地产、采矿、钢铁、建材、建筑、化工等与投资相关领域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所认识的从各行各业起家的大小老板们,有的开饭馆起家、有的开书店起家、有的修汽车起、有的当木匠起家,但似乎是不约而同,最终都把主业转向了房地产、矿业等行业。
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要想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尽管目前美国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控制,但国会与白宫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目前众议院议长瑞恩主导的税改方案将财政中性放在了首要位置,希望所有的减税必须由数额相当的增收措施作为对冲。这意味着在与国会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特朗普最终的减税方案仍可能有较大的变数。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被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兜底行为所掩盖住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现,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引发的乱象等问题,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造成极大压力,其中任一风险的爆发都可能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债券的价格与利率之间是反向的相关关系,为什么发生“债灾”?因为利率上行。为什么利率上行?为什么去年利率上行引起了债灾?许多人说是因为中国通胀压力上升,央行要收紧货币,要去杠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中国利率上行有非常具体和清晰的原因和逻辑。
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都举行过大大小小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印度,中印两国已举行过数次联合军演。南亚是恐怖主义多发地区。现在中尼两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尼泊尔非常希望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每年有大量中国人到尼泊尔经商和旅游。地区安全和稳定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而海外中国人的安全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结合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企业中长期贷款在逐步增加、房贷占比和增速稳步下滑、M1与M2剪刀差持续回落。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随着实体经济的回暖,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结构在逐步优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强。
近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有了舆论热度。虽然美国已宣布退出,日本却有了勇当“带头大哥”的想法,声称将带领剩下的11个国家继续开展TPP谈判。然而,日本能否重新带动TPP谈判,还得看其他国家怎么想。其他国家各有各的算盘,有的要求修改协定内容,有的希望中国加入TPP做“群主”。总之,人心散了,TPP这个“群”不好玩了。
4月的中国人民大学,春暖花开。在明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被成堆书籍包围的王利明教授。他从中抽出一本送给记者:“这是我刚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合同法》,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市场经济法治的进步。”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王利明,每天仍笔耕不辍,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这种治学和工作的节奏已经保持了数十年。
罗思义先生认为:“人类其他人能否获取利益取决于依据经济活力和平崛起的中国,而非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导致全球陷入风险的美国。这是人类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的更深层次原因。”同时,罗思义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成果是非凡智慧的结晶”。向中国人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经济理论相较西方的优越性,是罗思义先生的新作《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金融危机频仍,全球经济复苏历程缓慢而艰辛。受到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也出现明显放缓态势。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量化宽松政策频出,我国虽然没有出现像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集中投资,但近年来中央以及地方配套投入的资金规模也相当可观。
在这次“强行进入”事件中,山水水泥董事会仅仅因为对配股方案存在不同的理解、违反信息披露规范等就解除山水集团管理团队核心骨干的职务显得简单粗暴。事实上,在欧美等分散股权结构模式下如果发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样需要依靠金降落伞等政策对实际控制权进行“赎回”,由此才能使控制权之争双方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
欧洲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并推广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它的提出有几个背景,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伴随着世界空间上、信息上的日益联通,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比如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蔓延、贸易摩擦问题、移民问题、地区冲突问题、跨国水资源问题和国际环境保护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