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是全球最年轻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其未来发展仍然要一方面继续扩大成员国数量，实现资金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内的流动，从而实现投资效率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资金规模、创新融资结构，为亚洲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开发性金融公共产品，为平等、包容、开放、可持续的人类未来贡献力量。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了整个金融，成为现代金融的生存条件、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在这样一个金融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金融生态已经被重新定义，而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是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也包括生物识别、人脑科学等进步。所有的这些新技术，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成为了广义互联网的一部分。
2013年以来，A股屡次冲刺MSCI而不得入，很大原因在于外界对于中国股市“市场可参与度”的疑虑。说白了，就是A股市场化程度不够。这种忧虑并非毫无来由。即便抛开是否被MSCI纳入的问题，仅从内部看，这也是我国股票市场乃至金融市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由合并为一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调整为四个高层对话，体现了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毕竟，全球形势发生了逆转，特朗普要将“美国优先”进行到底，他在开罪传统盟友的时候，也亟需和中俄两强构建符合其政策取向的新外交关系。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承担起新的全球化领导责任，特朗普似乎学会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不管中国引领世界，反正自己不再当头。由于中美早就形成了深度利益攸关的关系，特朗普和中国讲利益，也算是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核心。
我提出的两个大例子：“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两个小例子：广东的大湾区和贵阳的大数据，都体现了破除常规的一种创新思维，这才是创新引领的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打通了，后面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就按照定下来的路子走。如果这个环节不通，后面即使做了很多，你这个产业、企业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主，最主要的是战略创新。
这样的美国总统，还会在意所谓的全球领导者虚名，还会刻意追求美国在全球的软实力？功利主义的“美国优先”，使特朗普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现实主义的，但未必理性，因为特朗普至今表现出来的“美国优先”的霸气或戾气，恰恰是美国二战后通过全球责任积累的软硬实力托底的。
面对金融科技的汹涌来袭，国内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业银行不但自身在金融科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更主动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这种合作基于技术层面的互补、信息层面的共享、利益层面的互惠，比以往更全面、深入和持久。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百度公司与农业银行的强强联合，互联网公司与商业的跨界携手，不是谁改变谁，更不是谁吃掉谁。双方在合作中相互改变、彼此融合，做更好的自己，做更好的服务，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诚然，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比较成功，没有遭遇“滑铁卢”，但他遇到的问题，恐怕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频频遇到，且常常成为掣肘，甚至最后导致功败垂成的关键。即使如曹德旺，也经历过挫败、摸索、修正的过程，而许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或投资之所以“信心很大”却难免“结果不妙”，都是出于对海外营商环境，尤其是劳工环境的不了解、不理解造成的。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不发达国家，劳工制度与其历史沿革、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都密切相关，因此一定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通常存在两种思维：一种就是学者型思维。另一种是实践型战略思维。两种思维中，实践型战略思维风险较大，但却往往创造历史；学者型思维在书斋中较多，主要作用在于评价历史。越是意识形态转型期或历史转折期，两种思维的冲突就越激烈，这很正常。但总体来讲，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向前迈进别无选择，有挑战就去应对，有困难就去解决。两种战略思维必须学会相互妥协。
曹德旺在美国被怼也预示着，当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不得不和美国人打各种各样交道的时候，工会——这个对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的组织往往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美国工会这不是一个好应付的对手，但却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对手。
欧洲央行日前发布新闻公报称，该行今年上半年已增加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并为此出售了等值的美元储备。这是欧洲央行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全球主要货币之中，人民币背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最大。这意味着其他各方需要增持人民币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才能更好地满足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需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来说，更是如此。多项研究认为，到2020年之前，全球将有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从其他币种计价形式转成人民币计价形式。考虑到当前人民币在其他央行外汇储备总量中仍然占比较低，且未来有巨大需求空间，今后，其他央行增持人民币的政策有望进一步常态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意义上南方国家的崛起和文化意义上东方思想的激活，将对全球治理带来何种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了引人瞩目的建设性作用，它们将如何影响当代全球治理的变革更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当代全球治理的“主流”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的多层面反思，尝试探讨并提出全球治理变革的理论方向及其可能的实践路径。
陈晓晨上周受邀对美国得州智库和各界精英们做了主旨演讲，介绍“一带一路”及最新进展，探讨美国（特别是美国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并获得利益的机遇与路径。陈晓晨认为美国首都和中心城市以外，有一大片“广阔天地”，有潜力成为中美合作的热土，可大有作为。商界、企业家、从业者是中美合作的“先锋”。地方交流、企业合作是推动美国对接“一带一路”的“打开方式”。
如今，金砖机制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对话合作网络，不但有年度领导人会晤，安全代表、外长等十多个部长级会晤也已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反恐工作组、网络工作组等已经在运行，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等金融合作机制，新设的金砖国家运动会等人文合作机制等也在不断涌现。金砖机制的体系在不断完善，全球治理能力在不断加强。对中国来说，“金砖”与G20可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两翼、双轮，正在踔厉风发、齐飞共振。
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越发趋于平缓，原有爆炸性增长的势头突然放缓，形成了一种新的状态。一是票房总体增长远低于预期，银幕数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票房的高速增长。二是本土电影当下明显缺少新的热点和焦点，无论是类型的发展还是影片本身都似乎缺少一些让人兴奋的新增长点，呈现的状况似乎和当时许多人的期待有相当的差距。
2013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非发布了“电力非洲倡议”，该倡议突破了美国对非外交中对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度依赖，看似“开放”的背后却隐含着限制新兴市场国家在非洲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意图。2016年2月，该倡议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电力非洲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其与《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AGOA）一起成为美国对非经济战略的两大支柱。
多少年来，新加坡反对党和国际社会都对新加坡有“家天下”的质疑。由于李光耀的光环笼罩，以及新加坡积累的软硬实力，新加坡给世人的印象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第一家庭”的内讧，开始让人觉得新加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起码，经此内讧，李光耀的形象打了折扣，而且第三代执政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再存在。
英、法大选中极左力量的抢眼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所创造的财富并未使所有社会阶层获益。相反，底层民众感受到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福利不断被削减，生活压力倍增。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无论欧盟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发起的经济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底层民众的诉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这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政党、建制派精英领导集团的普遍不信任。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香港还具有三大突出优势：一是成熟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二是健全的专业服务体系，三是全面开放的国际化环境和国际化视野。正是由于这些，香港曾多次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处于较前的位置。显然，正是香港自身的资质和地位，决定了香港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承担重要的任务。
以金融治理为例，金砖国家正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为传统金融机构改革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作为全球黄金最大产销国，拥有全球接近一半的外汇储备以及丰富的黄金储量和产量，而且人民币还在2016年10月加入SDR篮子货币，成为其中第三大权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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