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本官方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切”，从开始就用一种“批评与质疑性”的回应与行动与之保持着互动关系。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面对日本国内衰退的残酷现实以及“黑天鹅”满天飞的国际社会，日本社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
正是饱含对这种人类命运的关切，我在短短三年考察了30多个沿线国家，写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分别获得2015年“中国好书”、2016年“中国好书”，新著《“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刚刚发布，如果包括2013年出版的《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论述中国走向海洋，我近年逐渐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一带一路”学者。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从方法论角度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鲜明强调两者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对于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卡塔尔的原油储量约有27亿吨，仅仅相当于地区头号产油国沙特原油储量的7.4%左右；相对而言，卡塔尔拥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气储量，据估算其天然气储量约为24.5万亿立方米，占全世界储量的13.1%，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位列世界第三。尤其是在近几年中，卡塔尔的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加，已然成为世界头号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占据全球30%以上的市场份额。
“断交门”不会影响到中国与上述各自国家的关系，但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推进产生新的不确定因素，各国也在期盼中国本着以邻为伴、以邻为福、以邻为安的精神，参与对海湾国家关系的积极调解，中国更期盼海湾国家能通过谈判，捐弃前嫌，重新回到相互友好关系的状态，这对于有关各方、地区安全和“一带一路”都有好处。
王文认为，目前来看，沿线的大量投资和贸易若都使用外币，在汇率剧烈波动时，可能会导致较大风险，一旦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会对沿线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冲击。如果使用人民币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货币的错配风险。一旦各国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竞争力。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对全球油市的影响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市场犹记得，欧佩克（OPEC）两强沙特和伊朗于2016年1月份断交时，全球油价也是波澜不惊。更何况，卡塔尔石油产量只有沙特的1/14左右，在OPEC减产协议中的占比也很低。所以，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向卡塔尔拿起断交武器，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人民银行目前去杠杆的节奏较为温和，充分考虑了市场承受能力，保障了金融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6月6日，人民银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向市场投放4980亿资金（利率不变），是该周MLF到期资金量（2243亿）的两倍多，有效缓解了5月底以来的资金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以后，“一带一路”升级成为了2.0版。如今，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丝绸之路来理解今天的“一带一路”了，从空间、内涵上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不局限于欧亚大舞台，而迈向世界大格局了。
土耳其与中国一道，一直也在思考全球治理问题，到中国参会，是埃尔多安总统的重大外交举措，表明，未来土耳其政府要把发展对华的务实关系放在战略优先位置。土耳其是巴尔干和中东第一大工业国，中土两国之间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优势互补，在战略上建立互信，在安全上联合反恐，必然带来中土关系的全面繁荣。
意大利、法国、德国三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称坚信《巴黎协定》条款不容修改。与美国16年前退出《京都议定书》不同的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未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瑞典、巴西、斐济，尤其是因气候升温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马绍尔群岛等国领导人纷纷表示遗憾或强烈抗议。
5月中国制造业景气稳中趋弱，工业品价格的下跌传导至生产端，产出增速放缓；需求方面，基建投资保持了高增长，但外需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滑。美国5月非农就业和4月PCE通胀数据进一步确认了美国经济放缓的态势，只有欧元区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在增长和通胀预期减弱的情况下，本周海外市场长债利率进一步下行，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创去年大选以来新低。
在中国，一部法律颁布和它被认真的落实，中间至少隔着一个孙悟空筋斗的距离。事实上《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并不比《环境保护法》执行的更好，而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按照法律的制定而不是执行来考量的话，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保护法》才是导致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特朗普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美国的利益。因而，从美国精英阶层到国际社会，对退出《巴黎协定》的批评或反驳，根本无法让特朗普改变主意。因为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政治伦理，而特朗普放弃《巴黎协定》纯粹基于经济学因素，或者说是他认为的“美国优先”。
在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双边关系中的亮点。5月31日至6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访问德国并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赴布鲁塞尔举行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三天之内，中国总理到访两个国家、举行两大会晤，出席近30场活动，中欧间的最新互动引发广泛关注。
美国经济实力强大，经济增长举措选择余地宽广，在世界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的前提下，仅凭陈旧的几招贸易保护措施应对全球化经济发展大潮的影响，既显得很不合时宜，又起不到提振美国经济的作用。因此说，新形势下要有新思维，零和博弈思想已经落伍了。正确认识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坚持和发展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完全可以找到合则两利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经。
中国的“领导力”难题不在于“是否”而是“如何”，需直面若干新的考验：一是如何推动国际社会就落实《巴黎协定》展开进一步谈判，包括增强各国的碳排放透明度、制定新的数据报告标准等；二是如何解决应对全球变化的资金缺口问题，美国已宣布将不再为“绿色气候基金”提供千亿美元的资助；三是如何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大国政治”平衡，不仅携手欧洲不易，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更非明智。
八十载砥砺奋进，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齐全的学科优势，全面推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思想库建设、国际影响力提升、大学形象建设和美丽校园建设“五大战略”，为把学校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探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之路而努力奋斗。
欧洲的风向变化，在近期美、俄、印、中四国重要领导人密集访欧的一系列外交行动中显露无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得罪了欧洲不少领导人，美欧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裂痕，可谓冷战结束以来之最。从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反应看，欧洲疏离美国、追求更加独立的外交策略的趋势已相当明显。更重要的是，欧洲愈发意识到了中、俄、印等东方大国的重要性。
时下年轻人最敬仰的财富偶像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新富，他们更喜欢共享单车、共享健身等互联网创造的新文化及消费，这些新消费价钱不一定高但足够时尚，与他们倾向的小众趣味、文艺设计一致，而不太喜欢那些跟生产劳动、生产研究、生产制造关联度高的传统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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