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日前发布新闻公报称，该行今年上半年已增加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并为此出售了等值的美元储备。这是欧洲央行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全球主要货币之中，人民币背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最大。这意味着其他各方需要增持人民币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才能更好地满足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需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来说，更是如此。多项研究认为，到2020年之前，全球将有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从其他币种计价形式转成人民币计价形式。考虑到当前人民币在其他央行外汇储备总量中仍然占比较低，且未来有巨大需求空间，今后，其他央行增持人民币的政策有望进一步常态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意义上南方国家的崛起和文化意义上东方思想的激活，将对全球治理带来何种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了引人瞩目的建设性作用，它们将如何影响当代全球治理的变革更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当代全球治理的“主流”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的多层面反思，尝试探讨并提出全球治理变革的理论方向及其可能的实践路径。
陈晓晨上周受邀对美国得州智库和各界精英们做了主旨演讲，介绍“一带一路”及最新进展，探讨美国（特别是美国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并获得利益的机遇与路径。陈晓晨认为美国首都和中心城市以外，有一大片“广阔天地”，有潜力成为中美合作的热土，可大有作为。商界、企业家、从业者是中美合作的“先锋”。地方交流、企业合作是推动美国对接“一带一路”的“打开方式”。
如今，金砖机制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对话合作网络，不但有年度领导人会晤，安全代表、外长等十多个部长级会晤也已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反恐工作组、网络工作组等已经在运行，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等金融合作机制，新设的金砖国家运动会等人文合作机制等也在不断涌现。金砖机制的体系在不断完善，全球治理能力在不断加强。对中国来说，“金砖”与G20可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两翼、双轮，正在踔厉风发、齐飞共振。
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越发趋于平缓，原有爆炸性增长的势头突然放缓，形成了一种新的状态。一是票房总体增长远低于预期，银幕数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票房的高速增长。二是本土电影当下明显缺少新的热点和焦点，无论是类型的发展还是影片本身都似乎缺少一些让人兴奋的新增长点，呈现的状况似乎和当时许多人的期待有相当的差距。
2013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非发布了“电力非洲倡议”，该倡议突破了美国对非外交中对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度依赖，看似“开放”的背后却隐含着限制新兴市场国家在非洲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意图。2016年2月，该倡议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电力非洲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其与《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AGOA）一起成为美国对非经济战略的两大支柱。
多少年来，新加坡反对党和国际社会都对新加坡有“家天下”的质疑。由于李光耀的光环笼罩，以及新加坡积累的软硬实力，新加坡给世人的印象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第一家庭”的内讧，开始让人觉得新加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起码，经此内讧，李光耀的形象打了折扣，而且第三代执政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再存在。
英、法大选中极左力量的抢眼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所创造的财富并未使所有社会阶层获益。相反，底层民众感受到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福利不断被削减，生活压力倍增。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无论欧盟层面还是成员国层面发起的经济改革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底层民众的诉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这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政党、建制派精英领导集团的普遍不信任。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香港还具有三大突出优势：一是成熟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二是健全的专业服务体系，三是全面开放的国际化环境和国际化视野。正是由于这些，香港曾多次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处于较前的位置。显然，正是香港自身的资质和地位，决定了香港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承担重要的任务。
以金融治理为例，金砖国家正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为传统金融机构改革注入新动力。金砖国家作为全球黄金最大产销国，拥有全球接近一半的外汇储备以及丰富的黄金储量和产量，而且人民币还在2016年10月加入SDR篮子货币，成为其中第三大权重货币。
全国性大面积停止房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完全不科学！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上升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的情况下，无论是在一二线城市还是在三四线城市，贷款购房都应更多一份谨慎。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作为77国集团的一员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中最重要的排放国，国际义务要求中国削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中国也要担负其国内的责任，满足数亿人口的发展需要。
虽然日本首相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仍“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其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前些年，日本追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采取遏制之策，当中国主导构建亚投行时，日本追随美国成为亚投行的积极反对者。在此情势下，日本失去了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机会，而欧洲国家则选择与中国合作，一道使亚投行成长为全球性金融治理机构。
而在全球，他的文化和观念的改变也形成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美国内部的变化看不清楚，对特朗普是否能够真正主导美国也看不清楚，而美国又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超强实力的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确实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受到国际瞩目。作为全球仅有的建立“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三个国家之一，截至2016年6月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2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0%。绿色债券市场2016年初才启动，发行量从无到有，一年发行量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一举占全球三分之一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对于众多创业者来说，如果没有独家技术，只是走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子，如果也树立不断获取“风险投资”并最终上市的目标，其实等于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将企业放在了九死一生的概率上。“要么伟大，要么死亡”的创业之路本来是给“骗子”和“疯子”准备的，而很多创业者却想当然地认为适合每个行业、每个公司。
《多德弗兰克法案》被称为是大萧条之后美国历史上最为严苛的一步金融监管法案，这么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法案，可想而知，其出台过程也一定充满精心动魄的博弈。恰好中国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监管风暴和新一轮怼监管风暴，这是监管者的风云际会，还是怼监管者的风云际会？究竟什么是怼监管的正确打开方式？或可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历程看到一些端倪。
金融去杠杆就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牛鼻子“，只有金融业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才能放慢融资规模增长，降低经济整体的杠杆率。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市场上出现了流动性紧张、资金价格上涨的状况，房地产市场作为对金融政策极度敏感的行业，必然会引发房贷利率的上涨。
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拍摄了“全家福”，自去年2月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因心脏病发突然辞世后，直到今年4月最高法院一直空缺一位大法官。如今，距离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4月10日上任最高法院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立场保守的戈萨奇，将打破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与自由派各占四名的格局，使得最高法院再现由保守派主导的局面。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是时代为我们提出的重大任务。要解决和回应这一重大课题，必须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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