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调研过的许多非洲国家都有这样的故事：一些有技能有追求的中国人，学历未必很高，却在非洲凭借汗水与真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这样从事务工、商务的中国人在非洲已超过100万。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磨难、困惑、摇摆、挫折，但中非合作的壮阔大潮中机会无限，只要坚持下来，事实都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从支出与收入两项功能看，美国市场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支出方面，不再必然需要美元。而当美国在国际上接连“退群”，意味着美国推卸掉了一项又一项国际义务，从而不再向世界秩序“付费”，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收入方面，也不再必然得到美元。这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最主要支柱，就只剩渠道了。
当前各国还是依赖以美元作为中心货币。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等同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国际储备变得多元化。“潜在汇率波动有可能导致资本收益流失，使用第三国货币计价增加了汇率和利率等风险。”据张燕玲分析，使用第三国货币需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然而我国企业从事境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套期保值业务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敞口。
要预判在中美对抗加剧背景下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否会重蹈当年中美苏“外交革命”的覆辙，需对若干关键概念和变量进行严格界定。首先，经典的美苏“冷战”包含三要素：意识形态斗争、军事同盟对抗和代理人战争。目前来看，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负面认知的加剧的确强化了意识形态矛盾；美国掌控全球最大同盟网络，而中国仍坚持“只结伴不结盟”原则，客观上规避了阵营对抗；目前尚未见到两国以代理人战争实施对攻的迹象。
吴思科表示，中非之间传统的友谊关系很深厚，这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建立的相互支持的友谊。新时期，出于维护各自国家主权安全，特别是为了推动发展、谋求共同利益，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顺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论坛建立以后，在促进双方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非合作论坛很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倡导的理念：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过去三十几年的全球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基本上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既有经济秩序的；二是基本任务在于为国际资本开疆扩土，因而也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际资本的逐利要求；三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过度扩张，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
从“印太”、“印太地区”到“印太战略”的发展过程看，该地区的多数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东盟各国都希望“印太”可以促进亚洲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联通和经济合作，不愿意在冷战式“印太战略”对抗中选边站。中国应该鼓励“印太”朝经济合作的方向发展。如果美日澳等国硬要把该地区往分裂对抗的方向推，“印太战略”的命运不会比“亚太再平衡”好多少。
说整个社会男性青年都有女性化之忧，更是有些夸张。现在，无论是男性维和军人，还是亚运会上的中国男运动员，都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不存在女性化的状况。张扬男性阳刚之气的电影电视作品也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女性化变成了中国男青年的趋势。女性也有担当责任、也有社会使命，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也非常巨大。
现实情况是，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非洲，中国需要非洲的市场，非洲的产能以及资源，等等。中国虽然发展了40年，但这只是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40年的高速发展并不代表完全成功，这个时候就需要非洲大力的合作。再看非洲，同样在很多国际场合上合中国的立场一致，支持中国发展，非洲有55个成员国，54个都是持“一个中国”立场，只有一个承认台湾，难道是非洲更需要中国吗？
美国离开了TPP，日本继续推进变成了CPTPP；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法、德等国亦包括美国很多州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推进巴黎气候协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和国际社会实施制裁，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顶住了压力。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全球贸易战，算是以实际行动挑战WTO，但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僵持阶段，欧洲和加拿大对美国实施了贸易报复。
2000年是新世纪元年，也是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年。这一年10月10日，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80余名部长、17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及部分中非企业界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两个议题是“面向21世纪应如何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非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会议开幕式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中非携手合作，共迎新的世纪”的讲话。
大道终致远，海阔纳百川。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迎来第5年。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值此5周年之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请他就5年来“一带一路”在投资合作领域存在的机遇与风险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2018年9月3日下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内涵特点、中方希望、未来行动进行了深入阐释。
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视为一张废纸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似乎迎来生机。据《华尔街见闻》前日报道，美国和墨西哥已就汽车和能源等争议问题取得重大突破，达成协议为加拿大加入谈判打开大门。墨西哥披索对美元汇率涨幅高达近0.7%。新兴市场的货币涨跌和美国都脱不了关係。土耳其里拉因为美国而狂贬，墨西哥披索因为美国而上涨。这不仅凸显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的市场威慑力，也意味着美国是全球汇市的不确定因素。
8月31日，在证券日报社、中国经济网联合举办的“结构性去杠杆与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座谈会”上，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指出，去杠杆以来的政策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去杠杆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民营企业的融资也受到较大影响。
准确分析美国制造业趋势对中国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而且因为部分中国媒体对此有误读。分析这一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的事实是，就制造业生产发展和人均GDP增速而言，德国，而非美国，是21世纪最成功的G7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德两国都具有人口增长缓慢的特点。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中非金融合作犹如中非合作的血脉，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绿色金融和第三方合作金融通过输血、造血、净血和活血，在不断夯实中非合作根基的同时，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合作转型升级。
现实而论，个税改革一直是社会民生关切的热点和焦点。每年“两会”，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再到财政、税务等部门以及各路媒体，纷纷建言建议。个税改革的重点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建议的个税起征点版本大抵有三个：5000元、7000元、10000元。代表委员的建议未必一定符合个税改革的精神，但也朴实地传达了工薪阶层的心声，即在GDP和国家财税收入逐年提升的形势下，个税起征点提高是符合常识的应有之义。
小微企业往往公司治理不健全，内控和财务等制度存在漏洞，这些问题又进一步造成企业经营过程不规范，金融机构很难可靠评估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小微企业存在着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特点，抗风险能力较差。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在3年左右，成立3年后的小微企业持续正常经营的约占三分之一。
至于谁将对华征税造成的850美元损失买单？关税也不过是一种税收，生产者不为此买单，生产者的产品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在关税增加后，因关税造成的商品涨价部分将由消费者承担，关税收入归税务部门。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威胁征税，其实是威胁对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加征850美元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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