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中的“潮汐现象”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政策宽松时，经济活动充满活力。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活力，是能够“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分阶段提出的开放市场的决定，就是给中国市场输入新鲜空气，并使其始终处于相对高速的发展周期中。
在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确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是确定的。这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增添正能量。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式减税降费具有政策延续性，而且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从营改增到取消各种行政性收费，再到增值税的缩档降率，中国式减税降费不仅触及税制调整，而且向制度成本亮剑，且在投放减税降费大红包发挥普惠效用的同时，重点向制造业倾斜，定向为中小微企业减负。
中美关系正面临数十年来的最重大挑战，而且它还与国际秩序日益松动的现实相伴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受挫和民粹主义兴起。这一情势显著加剧了北京和华盛顿管理双边关系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两国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挑战。中国经济增速降至新的低点，而美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和族群裂痕正在深化。双方其实都承担不起中美关系跌入战略对抗的巨大代价。
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与中巴两国之间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密切相关。早在2003年，巴基斯坦与中国有关部门联手就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区（现在是巴基斯坦开博尔-普赫图赫瓦省）采取联合行动，在巴基斯坦陆军的配合下，成功击毙了东伊运匪首之一的艾山·买克苏木。
年号怎么选，大有讲究。据研究，年号选择是宏大的政治叙事，往往由两个汉字组成，因此从中国古代经典里选择也就自然而然了。以“平成”为例，《史记．五帝本纪》有“内平外成”，《尚书》中也有“地平天成”。“平成”二字，蕴含着丰富的和平与成就之意。总之，年号的寓意其实就是吉利和彩头。从中国古代皇帝到日本天皇，都有这方面的意涵，这也凸显古老东方政治文化的传统。
“一带一路”的原则与精神，内容与项目，均是公开透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带一路”如真有“黑箱”，怎么会短短五年吸引15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建？正是“一带一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才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因此，“黑箱”论可休矣。
学过《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读者都知道，作为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经典案例，仁慈困境博弈存在一个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在均衡时，政府以50%的概率选择救济，以50％的概率选择不救济，而贫民以20%的概率选择寻找工作，以80%的概率选择游手好闲。这意味着，政府只会随机选择贫民中的一部分进行救济，而贫民中的大部分则会依然故我地游手好闲，只有其中一小部分选择寻找工作。
智库最核心的特质是智力资源，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智库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智力资源的主体，最终决定着智库成果创造和应用的效率与水平，所以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人才的选拔、配备、使用、考核、培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决定了智库的成就和竞争力。
中国金融行业由于“持牌”金融机构的“垄断”而产生了“金融异化”、“金融压抑”甚至“金融排斥”。银行针对的客户极其有限，无法满足许多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种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民间就自发产生了民间借贷、P2P 这些形式。而要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技术的大量投入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很多人在问，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是一个综合命题，以中国和中国经济如此大的体量，及其所处的复杂内外压力下，很难直截了当就说出一个“好”或“不好”完事。不过，复杂难懂的经济数据，或会汇集成一些“图景”，在社会民情中体现出来。因此，注意一些“身边事”，未始不是获取经济信息的一种方式。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同时也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60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问题作为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老问题，已经存在了60年。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源是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印度政治家和战略界在文化政治观念、历史观念和国防观念上犯了严重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错误。
今年制造业行业增值税率和社保缴费税率均大幅度下调，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尽管增值税是间接税，减税的“蛋糕”在企业和居民部门之间如何切分存在不确定性，但2万亿的红利是实实在在的。即使部分行业定价能力较弱，减税的大部分红利会归于消费者，但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后，也会增加对这类商品或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
收支平衡压力的地区性差异是非常大的。调整税率对于行业的影响会导致行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变化。增值税减税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可能改变区域的布局，以及改变行业结构，我认为需要做一点学术性的研究，税率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目标一是降成本，二是促转型创新，不是单一目标，至少应该是双重目标。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十分迅猛，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一方面不断激发消费、拉动投资、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在高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产业、行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欧洲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建立“天下国家”的努力，近代之后甚至构建了一个西方化的全球“世界秩序”，但终于没能成功。如果将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类比于中国三千年前“德治天下”“协和万邦”的“周道”，那么，今天的世界也很像是“周道衰废”之后的“礼崩乐坏”时期。可见，真正做到“平天下”绝非易事。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欧合作对互联互通提出更高要求。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民航和货运航班往返于中欧之间，2018年中欧班列开行量达到6300列，开往欧洲15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陆空领域线路的拓宽，缩短了“一带一路”贸易流通时间，也拉近了中欧之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
经济繁荣，成因消费；金融危机，败亦消费。谁可奈何之？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把经济增长的希望押宝在无限提升“消费”上。现在的消费市场出现了非理性，非节制，非稳定的消费理念。人们不是在努力创造财富的同时去鼓励消费，而是鼓动大量的浪费型消费，这是饮鸩止渴，不可取的消费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消费理念。
据第一财经报道，美国商务部向特朗普提交有关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税的“232调查”报告已一月有余。然而，该报告的核心内容，不仅心急如焚的欧盟和日本看不到，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核心成员也看不到。其中到底有何隐情？这是特朗普和欧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秘密武器，还是特朗普发出的贸易空弹？
政府牵头最主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性成本，至于企业努力可以降低的成本，政府不要操这个心，要通过配套改革真正地往下降，所以从减税到降负，我们不能拖延着不给企业办，到了道路上这一个关卡，那一个关卡，物流的成本一方面说很多都是运费造成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要往下降运费，但这么多年没有真正降下来，不超载的话，似乎整个供应链就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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