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力不济的俄罗斯在中东采取守势，其影响力亦大幅收缩。而挟冷战、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的美国则在中东地区尽享了近十年无人挑战的“单极时代”。直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随着阿富汗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打响，美国小布什政府深陷“反恐战争”泥潭，此前其所独享的单极优势也不断被自杀性爆炸、与中东国家（甚至盟友）龃龉加重、国际社会质疑等新因素所销蚀。
如何找准重点、凝精聚力，有效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结合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需要从“重要性认识、金融基础架构、货币投放结构、金融层级结构、市场调控结构、金融基础保障”这六大重点去特别关注与有效推进
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都是国内外观察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佳窗口。在今年的“两会”上通过了一部重要法律——《外商投资法》。“两会”过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也汇集了全球顶级专业人士，金融扩大开放以及服务实体经济成为论坛的重要议题。该如何看待上述热点事件？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研究部副主任卞永祖。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是“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发展模式的体系，始终坚持平等互惠，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所在国地缘政治问题无关。截至2018年，中巴经济走廊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实质性进展。瓜达尔港日益焕发活力，萨希瓦尔燃煤电站等重大项目陆续竣工，交通、产业园区等合作持续推进。
4月1日，美韩双方同时对朝释放善意，强调希望美朝两国领导人再次重启对话。文在寅总统是半岛关系解冻的积极推动者，也一直在推动美朝对话。对其而言，半岛和解是其任内最大政绩，也符合其政治理想。作为进步势力的总统，文在寅和推行对朝“阳光政策”的金大中和卢武铉一脉相承，而且已经取得了比其政治前辈更多的成果。
“干预门”丑闻，表面看是是非黑白泾渭分明的政治与司法缠斗，特鲁多成为声名狼藉的那一个。但这何尝不是一场政治恶斗的游戏？司法独立成为雷布尔德的无敌大杀器，靠着偷录的秘笈，让莽撞戾气的特鲁多毫无招架之力。因此，从司法独立的冠冕堂皇下，其实是一场政治内讧的搏杀。丑闻发酵于政治功利，危机萌发于权力冲动，司法独立就成了政治的装饰品和权斗的摆设。
“我建议，沪深交易所是否能够把证券交易系统免费送给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或者帮助他们建立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投融资平台，或者吸引‘一带一路’国家一些有前途的企业到沪深两地来IPO。中国的金融业应该呼吁这件事，这实际上非常有助于中国跨国金融合作，也有助于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王文表示。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将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以公正监管保障中外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外商投资法》不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而且有助于实现中外联动发展，正如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主题提出的，共同命运就是同舟共济，共同行动就是协商协调，共同发展就是包容发展。
中国的独特性，即“中国特色”，不会在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丧失——就像在与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美国不会丧失“美国特色”或者英国不会丧失“英国特色”一样。习近平主席曾经引用过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一句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他用这句中国古语表达了“万物存在皆特定，因而独特”这一基本科学概念。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与欧洲的合作获得了益处，但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这本身就是互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主要是劳动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挣的都是辛苦钱，因此中国人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也许赚了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
近日来，关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讨论甚嚣尘上，市场对降准的必要性、时间点以及降准幅度等意见不一。作为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降准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当然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切莫把降准当成良药甚至是唯一的解药。应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各有不同，各自适合发展的产业和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选择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各国的国家体制、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的特点，如伊斯兰金融体系中不能使用一些传统金融工具，部分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产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依旧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人才缺口巨大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外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需求，对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等利好条件。城市化不断推进带来的消费需求增加，以及对外投资创造的产业动力供给，将会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2019年中国经济依旧充满挑战，也满载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践表明，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面对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警惕和疑虑，必须正确认识这些复杂心态，积极回应相关国家的热切期待，以更加公正透明的市场运作机制促进规则对接，从而构建灵活有效治理机制，为多边经济合作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去年，股市悲观情绪浓厚，很多民营企业或者小企业的股权质押面临爆仓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今年股市转好后，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虽然股市转好不一定完全受益于外资推动，但外资在其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庞大的内部市场是历史上大国和平发展的根基。布罗代尔将民族市场的出现视为改变欧洲历史的重要事件，因为强大的国家政治意志与商业资本的逐利诉求将分散而弱小的地区市场融合为一体，成为欧洲大国的基础。但是，内部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大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而充足的内部市场能降低新兴大国面临贸易摩擦或贸易战时的脆弱性，能够更理性地把握和平发展机遇。
中国全球领导力支持率在所有受访洲都超过美国，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北美洲和盖洛普没有给出单独数据的澳大拉西亚除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以及不同受访洲之间，对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支持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情形反过来有助于人们清楚地明白各洲受访国为何认可或不认可中国的原因，那就是受访国对中国的认可度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日，关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讨论较多，市场对降准的必要性、时间点以及降准幅度等意见不一。作为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降准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但是，把降准当成良药甚至是唯一的解药，就有点偏激了。下一步还应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制造业全面开放让中国企业直面国外企业的竞争压力，能够进一步激发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化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激励企业“走出去”，推动相关行业实现更好的发展。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就达到3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4.2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5.8万个。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被认为标志着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加入WTO等标志性开放类似，国内总是有对国内企业、产业竞争带来冲击的担心。你怎么看？刘元春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要想更上一个台阶，必须进一步与世界经济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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