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来看，金融创新面临的阻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服务体系发展落后无力支持金融创新改革。二是金融市场不够先进，阻碍金融创新改革进程。三是金融监管不够完善，无法为金融改革提供保障。自贸区金融创新过程究其本质就是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因此，需要克服其在金融服务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新“巴山轮”论坛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论坛期间，数十位中外学者结合十九大报告和全球经济形势，就此进行了展望。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有着传承与演进的“文明型国家”。因此，不能仅仅以看待国家的量化指标来评价中国的发展，更要去观察国家成长中质的变化。这五年，从量化指标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从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但从质的变化看，却有着从全球体系中的参与者到引领者、从宏观拉动型增长到微观创新型增长、从偏重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到中小城市崛起的空间布局、从追求物质型生活路径到精神物质并重型生活路径等多方面根本变化，从而为我国步入新时期的发展阶段铺就了更高、更通畅的“高架路”。
达尼洛•图尔克指出，中国从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到关注质量这样的一个转型，这一个将会是全球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全球非常依赖于中国发展，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消除贫困，我们要有更多的期待。
王文教授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与中国未来》的精彩演讲。王文教授先后实地调研近百国，曾在40多个国家做过演讲，受到3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演讲中，王文教授结合其亲身经历验，系统地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容、愿景、进展、影响和面临的挑战，并系统地分析了“一带一路”超预期发展的原因。王教授认为，地方的发展和研究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机遇，推进本土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发展企业优势，在文化、经济和制度设计上更积极地塑造当地的未来。在互动环节中，王文教授热情且耐心的回答问题，让听众受益良多，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人大重阳作为唯一一家受邀的智库，重点参与了大会的策划和筹备，王文院长与两位外籍高级研究员——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和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马尔特·奥拓尔巴耶夫受邀参加开幕式演讲和高峰对话。
中国事实上已经准备好与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人们开展平等友好对话。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将使对话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负责政治事务，我经常访问中国。每次我来到北京都会发现这个城市不断成长，面貌焕然一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中国有了第三个视角。在中国这一国家，并没有必要去说服他们某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们将会立马作出决策并且高效执行这一决策。这种执行理念非常重要。
程诚博士首先带领汤姆·古德一行参观了人大重阳，向他们介绍了人大重阳的高级研究员团队、研究方向和成立以来的工作成果。汤姆·古德对人大重阳的国际化发展和众多成果表示高度认同和赞赏。接下来的会谈中，汤姆·古德一行就“一带一路”的由来、具体路线和“一带一路”战略对非洲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与程诚博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关照宇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称，美国军演使朝鲜感受到生存危机，不仅使半岛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更多次将半岛置于战争的边缘。他说："我同意美国军事演习是半岛局势紧张的重要因素。我认为，美韩联合军演将加剧半岛紧张，同时，西方舆论界不应成为"吹鼓手"。针对半岛问题，王毅外长在正式以及非正式外交场合曾多次强调`双暂停’模式……”
现在是中国走向国际的时候了，虽然这很困难。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给他们建议,以及告诉他们如何落实这些建议。我们需要所谓的软实力方法。这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之际会出现的挑战。人们会向中国提出问题并且抱有期待。领导者要求我们做些什么？隧道建设，是的；道路建设，是的；管道建设，是的。但这只是最简单的部分。发挥领导力作用需要更多的软实力。
央行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央行对一篮子货币提出三个篮子：CFETS，BIS、SDR，但是没有告诉你用哪个篮子，这个CFETS是我们自己编的篮子，因为只要有股票指数，全部用这个CFETS，它不像BIS和SDR有选择性的，这几个篮子央行如果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三个篮子计算到底做市商，或者重点参照了哪个货币篮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曹明弟参会参会并做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由于中国经济向高端转型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促使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在国内和国外推动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的政策、实践。这几年相关工作成效显著，我国绿色金融已进入全面提速的发展阶段，相关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健全，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并对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起到重要贡献。
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同时，能向世界输送新的知识，这样或许就能够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搞学科建设和世界水平之间的和谐统一。“我们不能说我们经济体量大，我们很富有。”汪昌云认为中国本身发展的成就就是这些贡献，这个可能还是不够的，需要视角有一些调整。
10月19日下午，人大重阳举办“瞻望 `十九大’，描绘`全面小康’”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相变期：“高架路式”转型升级2012-2017》报告发布会。会上十位专家就十九大报告和人大重阳的这个报告都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解读。本次研讨会分两个议题，一个是总结过去五年的成就，另一个是展望未来五年的趋势。
一带一路”简要地讲就是套用丝绸之路的概念，一六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是一项顶层设计，中国有一个“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和三部“一带一路”白皮书，很骄傲的、很自豪的跟大家讲，这三部1.5部是我们重阳金融研究院参与的，当然是在吴晓球校长、刘伟校长的领导下我们做的工作。两条主线就是一带与一路，三项原则，四大死路路精神，五通，六是六个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额、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从中国实践看，习主席在2013年就讲到，我们中国有悠久和灿烂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对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从中国文化角度研究财务学将是非常好的一个研究机会和出发点。
公募的FOF（母基金）面对散户，私募的面对高级客户，李勇认为可以通过20个FOF发展私募行业和公募基金行业，最终通过直接融资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他认为5-10年之内，FOF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明珠。“虽然争议很大，但是中国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在争议当中诞生和发展。”
二战以后，他们认为我们把物价搞稳定了，货币量就好了，而且理论上是分层的，物价稳定了因为其它所有指标经济可以良好运转，这个好像有一个共识，但是信用和债务的度到底在哪儿？他们觉得通过金融危机来反映它的渡，或者打一个提前量。比如预计中国，你杠杆太高，他觉得你在短期当中大幅度的超过历史均值就认为你有风险，你假设经济是匀速的发展，架设我们改革处在上升期，与技术的进步，叠加在一块，它就是比过去的评剧值就是高，如果按照历史平均值的话，你会把良好的发展势头按住。市场监管建立一个规则，然后有必要的弹性，设置有一个区间，这是我们探讨的方向。
投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现在普遍集中于证券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但是实际上是比较多元和广泛的机会，但是要描述清楚了才能有选择，那这个描述实际上是很基础的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选择的问题，决策标准，这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个方面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有很多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比较系统的说法。
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金融做得多了，还有一些名词叫“脱实向虚”，“虚拟经济”，对金融批判比较多，张成思认为恰恰相反，金融化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但那是表面上，如果下到基层调研，就会发现微观企业、上市公司，他们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他们的金融行为实际上确实实现了产融结合，这个需要科学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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