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公布了新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张敬伟认为，需要让政府采购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办法》最高限价之设定，是基于合理性的论证，必须在市场调查、第三方参与、专业化的价格估算等方面下够功夫。设置最高限价，是对采购行为不能失范和损公肥私的刚性约束，值得肯定。
三四线城市“复活”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库存以及近年房地产住宅投资减少而引致的短期需求上升而供给减少。最为关键的是要深化结构改革，去库存的同时更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发展宜居宜业的城市，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吸引人口流入，在供需两旺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其中任一风险的爆发都可能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从国际来看，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加深，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国内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在增加。因此，只有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才是我国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解决之道。
“一带一路”的“一”就是中国哲学的体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佛说，点一盏灯，让世界亮起来。“一带一路”就是给世界点灯，是世界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切实提升世界人权。这就通过欧洲话语体系、价值关怀，阐明了“一带一路”精神，很能获得认同。
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大局意识、有运营能力的智库领军人物能够带领智库快速发展，实现突破，取得佳绩，做出贡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领军人物的选拔、培养，以及建立完善促使其充分发挥创造力、生产力、组织力的制度保障，充分释放领军人物的人力资本，是下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个关键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各种金融风险问题及时主动采取防控和处置措施，不仅保证了金融平稳运行，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冲击与风险治理的经验，增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能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展到金融领域的重大事件，中国金融将从此步入统合监管、回归本源的新时代。
6月国内宏观数据全面超预期，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再度放量、财政支出力度加大是主要原因。从中期来看，房地产库存持续去化、供给侧改革下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供求持续紧平衡状态，都使得经济易上难下。值得注意的是，6月中国建筑等建筑类企业订单同比大幅增长，金额创历史新高，表明下半年经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需求仍将保持强势。
从万科股权之争中，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可以如下启示：股权之争的成功化解有赖于纷争双方的互相妥协和退让。万科股权之争后期出人意料的发展局势还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过度介入有关。利益并非完全中性的独董在此次万科股权之争中的角色定位。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超额委派董事问题。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的问题。
近日，乐视网董事长孙宏斌在乐视网股东大会上表示，资金不是问题，乐视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不是魔鬼，不应该对其进行妖魔化，关键在于信息披露和规范管理。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无论是监管者还是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能力，比关注其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更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先后经历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所在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缺陷，金融发展和创新长期脱离了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本职服务功能。”
西方决策机制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同意”。这样，利益集团的工夫就放在制造“多数人”上。谎言、假情报、造谣是每次国家大事决策的前奏，多数人不明真相、盲从流言，错误决策就在所难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就是很好例证。对于决策机制的改革，西方国家智库提出了很多建议，但结果并不理想。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人大重阳研究员刘英认为，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大力推进包括去杠杆在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内形势下召开的，对于我国维护金融稳定，保障我国继续发挥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和任务？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又该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人大重阳国际研究部主任陈晓晨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来看，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射出去之后，反响并未符合预期，日本并未走出泥潭，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急于抓住任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会，因此TPP成为安倍政府的优先选择。陈晓晨还认为，日本没有能力去复活完整版的TPP，因此日本或可降低目标建缩小版的TPP。
经济悲观主义不了解中国微观层面现实情况，只看到表面数据，而看不清数据背后微观基础的改善和结构性调整的力量，中国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调整的过程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不是简单的增速下滑。新型城镇化正在发生内涵式的改变，这不仅使消费成为“三驾马车”的领头羊，而且也预示着内需潜力在结构上的更大释放。
《欧洲时报》与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展开合作，在本期中，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教授就“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进行深入探讨，分享中国青年一代的思考和探索，光荣与梦想。王文认为时代给了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中国人给全世界开了四剂药方：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中国给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政治发展替代选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中国金融进入了重大转型历史时期。”他指出中国金融发生历史性变化有三大特征：中国金融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结构性调整，趋势非常明显；科技对中国金融的深刻影响；中国的金融越来越国际化。这三个特征预示着中国金融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必须顺应这些变化而不是阻止，我们必须推动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动，以此推动金融功能的改善。中国必须推进科技对金融的深度影响。
中国历史上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大重阳研究员卞永祖认为成立该机构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更好地统筹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董希淼指出，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完整，层级更高，预计将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G20杭州峰会，到今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再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不断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开出了“中国药方”。这个药方具有丰富内容和很强的针对性，应该落实到各方的行动中。
日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给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AA的最高信用评级。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义桅认为，亚投行抓住了亚洲基础设施这个主题，可以说牵住了亚洲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牛鼻子。亚投行的成功，也是“一带一路”成功的折射。二者的成功说明，当今世界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而中国可以为解决这个矛盾作出贡献。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