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过去美国权力在两党间交接时，双边关系总会受到一些冲击。去年竞选时，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也较严厉。但过去半年的实际情况比预期要好，不仅实现中美元首会晤，还确定了高层对话机制，并在朝核、反恐等相关议题上开展合作。这样的形势跟中方自身的条件和做出的努力分不开。
7月27日下午，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到访人大重阳，并续聘为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教授为图尔克颁发续聘证书。图尔克先生多次访问中国，并在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与世界发展等众多领域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015年6月16日，图尔克先生接受人大重阳的邀请，成为外籍高级研究员，开创了首位前国家元首担任中国智库研究员的历史。
未来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恐怕不是加息，而是美联储缩表。在缩表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来自美国和全球范围的诸多“黑天鹅”因素。美联储“缩表”推升的是实实在在的强势美元，由此引发的市场动荡以及强势美元对美国出口市场的影响（特朗普重视出口），也预示着“缩表”之路很难一帆风顺。
西方的颓势是由多种原因引发的，其中国内政治制度即“党争民主”不能免责。西方文明被异质化后，党争民主的政党背后，不再只是同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而是不同的族群、宗教，这样党争民主最终变成了族群、教派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衰败于党争民主，或者说党争民主直接诱发了西方文明的溃败。
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需要各方面政策统筹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租售同权的立法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教育、医疗等核心资源的重新分配，现有的利益格局很可能遭到很大挑战，反过来也会对租售同权的顺利实施和公共品资源的足量供给带来压力。其次，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是从供给角度出发的措施，还要考虑需求因素。
政府需要鼓励各极官员加强学习，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商务支撑体系与服务意识，在投资、保险、金融、企业管理、法律、审计、咨询与调查等各个服务领域强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个人应当提高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以人人都能成为“一带一路大使”的姿态，为“一带一路”纵深发展、开放发展添砖加瓦。
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历史说明，在中国如果强调象牙塔和绝对真理，那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不但有曲高和寡之嫌，而且有可能有逃避责任和不愿直面现实去解决国家和人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嫌。能够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好，把中国问题说明白、阐释好的大学，能够为中国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学，就是中国一流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天生是最需要严格监管的领域之一。这是由金融的特点决定的，国内国外都一样，并非唯独我国如此。”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是现实需要，要保持定力和勇气，持续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对金融风险，要做到防范和化解并举，存量和增量并重。
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人大重阳研究员刘英表示：“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大背景，一是主要发达国家尚未完全走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二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带来货币政策转向收紧，进而导致全球流动性风险加剧；三是近年来，影子银行及部分三四线城市资产泡沫严重，各种金融风险累积。”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新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张敬伟认为，需要让政府采购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办法》最高限价之设定，是基于合理性的论证，必须在市场调查、第三方参与、专业化的价格估算等方面下够功夫。设置最高限价，是对采购行为不能失范和损公肥私的刚性约束，值得肯定。
三四线城市“复活”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库存以及近年房地产住宅投资减少而引致的短期需求上升而供给减少。最为关键的是要深化结构改革，去库存的同时更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发展宜居宜业的城市，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吸引人口流入，在供需两旺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其中任一风险的爆发都可能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从国际来看，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加深，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国内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在增加。因此，只有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才是我国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解决之道。
“一带一路”的“一”就是中国哲学的体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佛说，点一盏灯，让世界亮起来。“一带一路”就是给世界点灯，是世界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切实提升世界人权。这就通过欧洲话语体系、价值关怀，阐明了“一带一路”精神，很能获得认同。
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大局意识、有运营能力的智库领军人物能够带领智库快速发展，实现突破，取得佳绩，做出贡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领军人物的选拔、培养，以及建立完善促使其充分发挥创造力、生产力、组织力的制度保障，充分释放领军人物的人力资本，是下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个关键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各种金融风险问题及时主动采取防控和处置措施，不仅保证了金融平稳运行，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冲击与风险治理的经验，增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能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展到金融领域的重大事件，中国金融将从此步入统合监管、回归本源的新时代。
6月国内宏观数据全面超预期，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再度放量、财政支出力度加大是主要原因。从中期来看，房地产库存持续去化、供给侧改革下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供求持续紧平衡状态，都使得经济易上难下。值得注意的是，6月中国建筑等建筑类企业订单同比大幅增长，金额创历史新高，表明下半年经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需求仍将保持强势。
从万科股权之争中，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可以如下启示：股权之争的成功化解有赖于纷争双方的互相妥协和退让。万科股权之争后期出人意料的发展局势还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过度介入有关。利益并非完全中性的独董在此次万科股权之争中的角色定位。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超额委派董事问题。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的管理层占据太多董事席位的问题。
近日，乐视网董事长孙宏斌在乐视网股东大会上表示，资金不是问题，乐视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不是魔鬼，不应该对其进行妖魔化，关键在于信息披露和规范管理。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无论是监管者还是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能力，比关注其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更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先后经历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所在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缺陷，金融发展和创新长期脱离了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本职服务功能。”
西方决策机制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同意”。这样，利益集团的工夫就放在制造“多数人”上。谎言、假情报、造谣是每次国家大事决策的前奏，多数人不明真相、盲从流言，错误决策就在所难免。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就是很好例证。对于决策机制的改革，西方国家智库提出了很多建议，但结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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