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确认不再继续担任德国总理，全球媒体对她个人生涯的品评，已被有关“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治经济走向与欧洲、全球化的未来的讨论与忧虑所取代。而2月15日在德国召开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又再次将德国与默克尔推上国际媒体的风口浪尖。
在尼泊尔，人们用着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与家人通话；在巴基斯坦，连接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BRT每天为万人提供运输服务；在俄罗斯，满载“中国制造”的商品正从中欧班列中卸货，而几天之后，俄罗斯的伏特加和巧克力就会摆在西安超市的货架上供人们选购。现在世界各地都有着中国的影子，这也都离不开“一带一路”的发展建设。
不少分析认为，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报复性空袭是因为马上要举行大选，莫迪通过对巴强硬为自己加分。但事实上，从几十年来印巴冲突的反应模式看，莫迪仍然属于常规操作。遭受袭击不报复，印度政府无法向国内交代，但冲突升级为战争又不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既要安抚国内强烈的反巴情绪，又要把冲突控制在有限程度，把有限军事行动的成果放大为巨大胜利就很有必要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支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直面金融供给环节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创新和加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供给的能力、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大约90%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低，因此重点是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股权众筹，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股权融资，从而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3月1日凌晨，MSCI宣布将A股纳入MSCI指数的权重由5%增加至20%，分为5月、8月和11月三步实施。MSCI纳入权重增加，不仅将为A股市场带来增量资金，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A股市场制度建设，推动投资者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促进市场风格和估值体系的重塑。
刘英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是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优质营商环境的供给。随着税收、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实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外商投资法》草案加速审议等一系列制度红利的释放，加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更加稳定，将进一步促进中美经贸合作。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处理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二是处理好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的关系，持续优化金融结构；三是处理好深化金融业改革和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关系，不断扩大金融开放；四是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着力防范金融风险。
自2018年3月22日美国单方面启动301调查以后，随着朝鲜半岛上空“大气候”的剧变，原先的“推力”机制在事实上已经大为削弱——即，美国团结其他重要相关国家，共同对朝施压，迫使平壤接受其强硬CVID甚至PVID要求的能力，已经不复存在。没有这样的外在压力，希望朝鲜自行、主动弃核，这其中的可能性，一眼便知。
全球贸易呈降温趋势，主要经济体贸易萎缩。贸易萎缩之痛冲击全球，韩国、日本公布出口下滑。2019年1月份日本出口同比下降8.4%，降幅为2016年10月以来最大。这是亚洲各经济体受中国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战冲击的最新迹象。日本出口下降之际，韩国和新加坡的出口也有所下降。
“抓鸡式管理”的特点是：“大拨轰”，缺乏区别对待，目标简单：鸡进笼，大功告成，各自平安。我们知道，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大拨轰”的结果是鸡群满场飞，抓不住想抓的鸡，效果很有限。第二个特点就是目的过于简单：抓到跑不动的鸡或是乱跑乱跳的鸡就算完成任务。结果可能是丢失了最宝贵的目标和利益。
2019年，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放缓的较大可能性，叠加中国经济前期不利因素的累积效应，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凸显，但是变中危和机同生共存，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做好“六稳”工作，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笔者认为，伊姆兰·汗政府要求通过印、巴之间高级别对话，迅速缓解紧张气氛，这是十分可取的，期待印度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上海合作组织、金砖集团也应对此做出反应。支持和肯定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不懈努力。现在看来，要求印巴间恢复和平、保持克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导向。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指责人民币汇率，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华贸易博弈的核心内容，一直威胁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然而，即使中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去年10月份，美国财政部也未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过程看，中国并没有刻意操纵人民币汇率。
“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目前国际国内对“一带一路”依然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出现了债权帝国主义论、马歇尔计划论、地缘政治威胁论、过剩产能转移论等各种论调。这些论调和误解或会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形成障碍，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拦路虎。
对于香港来说，经历过“前店后厂”模式、服务业转型的香港，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再次突破自我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从区位上讲是一个城市群，城市之间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到体制、法律各有差异，个中落差可能是这项国家大计的财富，但不免有协作失调、无序竞争的风险，因此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互补引起各界关注。
今天的大国都具有多重性。美国作为传统的西方大国，不再是往昔大国的单一性质——如法西斯国家、殖民主义大国、大英帝国等，他是维持现状的大国，因此与那些想要改变现状的国家必然存在矛盾；同时，美国也是超级大国，其军事力量远超其他多国的总和。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大约90%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低，因此重点是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股权众筹，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股权融资，从而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认为，建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意味着监管部门将更加关注资本市场主体的需求和关切，以此为中心设计制度规则，从而为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更多更好服务。同时，资本市场要有韧性，不仅要求其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也要求其在实体经济出现困难时，协助实体经济减少受到的冲击，帮助其尽快复苏，起到“缓冲垫”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黄金市场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纲要》提出建设特色金融，其中黄金金融是应有之义。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建设，有助于拓展黄金市场渠道、开发多元化黄金产品、加强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中国最大的黄金产销市场和中国最大的黄金金融市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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