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建交40年历程看，两国有合作有分歧，但合作占主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携手推进全球化，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为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两国关系出现的问题与百年之大变局有关，需要谨慎、积极的处理、应对，为“对手的合作”创造条件。
最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莫名其妙的压力或是制肘力，让中国过得很难受。中国在国际上做了很多的好事，似乎有点“吃力不讨好”，许多事情似乎有“赔钱赚吆喝”。不少外国朋友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抗衡和拉扯着中国，让中国过得很难受和不自在。
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渐起的挑战下，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至关重要。《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的签署释放了各方愿推动多边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信号。但该谈判所涉及的国家多，利益不平衡、不平等现象突出，谈判将极其艰难。
近日，印度外交部列举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相继被取消”的事例称，“一带一路”对各国施加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正在反弹。联想到2017年中国举行“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没有任何官员出席，事实上，印度对于“一带一路”一直都持一种反对态度。
其实，拿希腊学术与中国春秋学术作对比，中国已经“让先”了，因为在文明演化史上希腊属于第二代文明，资格不够。若再往前推1000年，用西南亚的第一代文明与中国酋邦-古国时代进行对比，还能得出一些更重大的结论，因为中国的“天下”，在那个时期即已成型。
对于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中国只能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各国则要加强合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互补彼此优势来解决难题。
四时有节，既想在秋天里收获，又不想在冬天里耕耘，这显然违背了天地大道，也显然不是我们的投资观。世上哪有刚刚好，正如谚语所言，“如果你要等到知更鸟报春，那时春天已经结束了”。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的变局”，显然不是晚清最后十年推出的有限的改革开放举措就可以应对的。那么，中国社会民众，甚至西方文明国家所期待的中国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为什么没有在晚清通过“改革开放”如期实现呢？布朗博士在书中同样提出了自己一些闪烁真知灼见的思考。
从英国利益出发，其主观上当然希望避免在这条边界上重设检查站，即形成“硬边界”，以保护1998年北爱尔兰冲突各方达成的受难节和平协议成果。毕竟，对于近年来饱受苏格兰等分离主义之痛的英国而言，如果再在北爱地区形成经济上的“国中之国”，无疑是在尚未消退的疤痕上又添新的伤口。
刘英提到，国际贸易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美国对全球展开的贸易摩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增加了双重负担，现在各国都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当中，企业既要进口又要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摩擦不仅严重抑制了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还导致去年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超过80%，严重抑制了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直接影响了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形势。
“各类金融机构要正确定位、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扶贫性需求、开发性需求和商业性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月27-31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率团访问印度孟买、新德里，出席第二届中印人口老龄化论坛，访问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索迈亚大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沃晓静、丝路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学院副院长吕捷、重阳金融研究院信息中心高级编辑杨云涛等一同出访。
2019年特朗普会继续维持对中、朝、俄等国的战略压力，但其注意力和主攻方向很可能会转向中东，转向伊朗。如果这一预判正确，那么至少从中国角度看，在中东“事情起变化”之前，中国对美政策最需要的可能是耐心、观察和等待。而在这一进程之中，莫斯科与德黑兰的战略互动显然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同等重要，因而是中国必须重视的核心变量——尽管这并不在中国的可控范围之内。
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后，虽然全球市场笼罩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阴霾之下，但全球市场无疑进入了竞争更激烈更残酷的新经济周期。这一周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增强本国市场竞争力，最重要的举措有三：一是通过减税政策给市场主体减负，刺激市场活力；二是强化本国制造业实力，通过实体经济增强竞争能力；三是以新科技革命为契机，抢抓发展新机遇。
2018年度，中国智库移动端新媒体帐号恪守本职，首先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深入研究日本首相访华、中美贸易战等国内外的热点议题；在积极传播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致力研究国外哲学思想中的治国理政理念，创新性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策略，对“中国特色”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的交叉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工业化体系，等同于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中国发展起自己的文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尽管追赶的速度很快，但这个过程依然十分漫长。在追赶的16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是在学习西方，但也一直存在文化或意识形态化之间的冲突。
在面对新全球化、美国在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地位、保持美国经济技术军事压倒性优势等这些重大问题上，马尔帕斯和总统特朗普志同道合，甚为合拍。换句话说，即将走马上任的世界银行新掌门人不仅对多边主义不甚热心，还理直气壮地带着“美国优先”的使命接管世界上最多边的“世界”银行。
在以高福利闻名世界的北欧国家芬兰，当地政府用两年时间做了一场“不劳而获”试验，结局发人深省。据英国《卫报》8日报道，两年前，芬兰社会保险局随机挑选了2000名25－58岁的未就业人口，每月发放560欧元，目的是观察在保障一定收入的前提下，能否激励失业者主动找工作，但初步结果相当“打脸”。目前，芬兰政府已决定对拒绝工作的人进行福利削减。
面对减税效应衰退、企业利润下降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需要特朗普政府以合适的政策妥善应对。但就近期美国国内的政治风波来看，前期采取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已难以维系，特朗普政府自身受债务上限和新财年预算案拖累而陷入关门危机泥潭。
近年来，随着中印等国崛起、亚洲国家海军力量增强，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和随后的“印太”战略的推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水道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开始通过强化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军事控制，力图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成“前进基地”和“前沿屏障”，增加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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