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这是需要并能够产生中国民法典的时代，也是需要并能够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理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无先例可循，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治衡对大公报指出，双方本轮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谈判难点应该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这次谈判在原则共识上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在个别问题上若要达成共识，还需要相当的路要走。
我们认为，在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票据冲量、地方债发行节奏提前等多种因素作用下，1月社融规模确实可能大幅上升，这也符合信贷和社融投放的季节性特征。前瞻地看，社融增速有望在一季度逐步企稳。
2019年是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年，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类风险叠加，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
必须承认的是，我国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民营经济存在一些隐形壁垒问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存在深层次复杂的制度性、结构性影响因素，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性解决，必须聚焦重点突出问题，务求取得明显改观。
“‘要想富，先修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领先水平。而对于印度而言，土地管理体系复杂等问题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影响其工业化进程。如果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没有发展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开展工业化进程。”
法国葡萄酒销售下降，原因在于价格昂贵。金融类媒体《财新》写道。法国葡萄酒是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葡萄酒之一。这和来自澳大利亚、智利和南非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相应的，从这些国家购买的葡萄酒价格也低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零售市场上，却并未感受到价格上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最缺的是资金，德国方面最擅长的是技术，德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金非常充裕的国家。考虑到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第三国开展投资合作的可能性，今后我们不排除中国会与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国家联合投资办厂。
1月12日，“第三届中国节能环保产业与绿色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华融大厦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应邀出席，发布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的报告。
2月13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盘跳涨近200点，最高触及6.7600；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短线上行百点后，回吐部分日内涨幅，目前在6.77附近震荡。去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一度逼近“7”，甚至有机构预测人民币将贬至“8”。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人民币汇率动态企稳成常态。
从中美建交40年历程看，两国有合作有分歧，但合作占主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携手推进全球化，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为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两国关系出现的问题与百年之大变局有关，需要谨慎、积极的处理、应对，为“对手的合作”创造条件。
最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上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莫名其妙的压力或是制肘力，让中国过得很难受。中国在国际上做了很多的好事，似乎有点“吃力不讨好”，许多事情似乎有“赔钱赚吆喝”。不少外国朋友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抗衡和拉扯着中国，让中国过得很难受和不自在。
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渐起的挑战下，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至关重要。《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的签署释放了各方愿推动多边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信号。但该谈判所涉及的国家多，利益不平衡、不平等现象突出，谈判将极其艰难。
近日，印度外交部列举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相继被取消”的事例称，“一带一路”对各国施加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正在反弹。联想到2017年中国举行“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没有任何官员出席，事实上，印度对于“一带一路”一直都持一种反对态度。
其实，拿希腊学术与中国春秋学术作对比，中国已经“让先”了，因为在文明演化史上希腊属于第二代文明，资格不够。若再往前推1000年，用西南亚的第一代文明与中国酋邦-古国时代进行对比，还能得出一些更重大的结论，因为中国的“天下”，在那个时期即已成型。
对于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中国只能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办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各国则要加强合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互补彼此优势来解决难题。
四时有节，既想在秋天里收获，又不想在冬天里耕耘，这显然违背了天地大道，也显然不是我们的投资观。世上哪有刚刚好，正如谚语所言，“如果你要等到知更鸟报春，那时春天已经结束了”。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的变局”，显然不是晚清最后十年推出的有限的改革开放举措就可以应对的。那么，中国社会民众，甚至西方文明国家所期待的中国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为什么没有在晚清通过“改革开放”如期实现呢？布朗博士在书中同样提出了自己一些闪烁真知灼见的思考。
从英国利益出发，其主观上当然希望避免在这条边界上重设检查站，即形成“硬边界”，以保护1998年北爱尔兰冲突各方达成的受难节和平协议成果。毕竟，对于近年来饱受苏格兰等分离主义之痛的英国而言，如果再在北爱地区形成经济上的“国中之国”，无疑是在尚未消退的疤痕上又添新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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