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互联网的认识，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大家都认可数字化。在数字化前提下，现在讲大数据，有的人说大数据也是忽悠，无非就是把过去的说法变换一下，这个可以理解。在中国，很多人对一些概念说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借来借去，是一个应景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你是互联网也好，你是制造业也好，我们关注的是效率，看的是投入产出，追究的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其他的就没有基础。
据统计显示，中国的网民超过6亿人，网购营业额也早早突破千亿大关，由此应运而生的网络支付乃至互联网金融服务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真正挑战者。笔者在和一些江浙地区的企业老板交流时发现，他们的融资渠道依然是通过银行的信贷审核，或通过私人融资的渠道获得资金，没有一笔资金是通过互联网金融获得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银行和支付公司的自主竞争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不能触及反垄断法律的相关规定。马云也口口声声说，“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我们不否认，阿里巴巴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公司，支付宝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产品，马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商人。我们质疑他们，没有利益之争，没有道德洁癖，而是因为他们作为影响巨大的公司和个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更早的时候，马云和他的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正外部性，而现在，负外部性越来越大。
社会自律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显见的重要作用。但如何对此进行实证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以银行发展和金融监管为切入点，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基本确认了社会自律文化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文化转型如何和经济转型协调一致并积极培育良好的社会自律文化，应该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自去年新一届政府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这一被认为基本维持计划经济面貌的经济系统的改革已经持续了一年。具体的改革成绩并不明显，反而债务成为“铁总”自己也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近三万亿的债务，十万公里的铁路总里程，蓬勃的高铁需求，所有这些既催生了严峻的形势，又隐含着未来发展的机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铁路改革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项目。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金融的业态和格局，也带来新的挑战。以去年阿里公司推出的余额宝为例，如马云所说，一些人对互联网上的新生事物，第一是看不到，然后是看不起，接着是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余额宝这个互联网金融的新物种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半年的时间里，最多时达8000多万用户，5000多亿元资金规模，传统金融机构都惊呆了，担心自己来不及了！今年商业银行觉得要发起反攻，舆论上有鼓吹余额宝是吸血虫的论调，市场上商业银行试图对互联网金融反戈一击。
中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改革都需要民营力量参与，这不仅会激发社会公平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今年是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13年年底，中央陆续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政策调整，提出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改革斗志。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的发展承载着更重的民生、民意和民心的期待。
此次事件中，除可能的劫机参与者外，马航、马方政府在此事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负起何种责任也必须予以明确。人血不是胭脂，人命关天！马方理应对239名死难者承担起责任，就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给全世界一个明确的交代。与此同时，马方理应就MH370事件给遇难者家属所造成的无比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予以赔偿，亟需立即启动补偿程序，尽可能地试图用经济手段将活着的亲人痛苦减至最低，这不只是责任问题，也不只是人道主义，而是马方应付的责任。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年第一季度)”于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以“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为题做了报告。方福前认为，决定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因素是稳定性和可控性。政策制定者认为稳定是一切调控的前提，而可控性信念的根源有三，分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色；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基本的经济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宏观调控主体使用政府计划和行政手段。
对大数据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中国应坚持发展性和自主性两个原则。大数据的威胁归根结底是大数据现阶段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的，应通过加速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技术完善解决。若因此减缓或阻碍大数据技术应用，则是因噎废食，使中国在“大数据竞赛”中落后于他国。同时，多起信息泄露事件证明，用国外企业和技术保护金融数据，只能是开门揖盗。只有发展本国企业和自主技术，才可能在信息传输的全流程中保证安全。
人的城镇化过程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能。要让“新市民”群体有钱花、敢花钱，关键在于稳定就业，特别是使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相互匹配。政府还应增加医疗、教育、保障房等民生基础设施投入，使“新市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何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牵引作用，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表示，人的城镇化过程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缓和”时代，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几乎构成了教科书般的完美政策目标组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包装”下，风险也似乎魔术般地消失了。稳定和低通胀带来了低利率，金融市场上的风险溢价也随之不断走低。资产价格上涨更多地被视为繁荣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警示。所有这些，都使潜在的金融风险被系统性地低估。
政府这种与普通老百姓玩“猫和老鼠捉迷藏”的游戏，对赌的是政府自身的公信力。管理者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这只是小聪明。一项公共政策，只有经过充分讨论和辩论，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才是大智慧。汽车“限牌”，杭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希望下一个“限牌”城市的管理者，能够注意一下自身的公众形象，稍稍提升一下城市治理能力。至少，莫与人民再玩那个老得掉牙的捉迷藏游戏。
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可以从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得到以下四点启示：重视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义，全面管理风险，系统指定决策，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匹配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但不可过度依赖。国际成熟市场投资银行的内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构成，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
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应向何处去？监管政策制定时应秉持哪些原则？为了更好地对该行业进行监管，同时推动行业发展，立法层面需要哪些跟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柔性缓冲带，黄震建议在出台规范的时候软法为先，先通过建立社会组织提升行业自律，制定行业的公约或者标准。在这个基础上，行政监管层对软法进行广泛调研，得到大家的认可，最终将其转化成为法律。
在实施了内部人交易监管法规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依然能够利用私有信息在二级市场上赚取超额收益。当内部人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时，股票市场都会出现异常反应。股权集中公司、国有企业的内部人交易能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市场对于处在财务困境公司的内部人交易反应更强烈，公司治理结构越差，则内部人赚取的超额收益越多。
在实体经济里面，原来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实际都开始变得有风险了，就是各种理财产品的打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资产价值的无风险利益在往下走，信托理财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的打破，尽管短期内可能对市场情绪造成影响，但是对A股市场，对全人类市场是有益的。
这次深化改革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六位一体”的改革总格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当了这次文件的起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去年互联网金融被大家称之为野蛮生长，就像一头牛到地里什么菜都吃。现在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已经有些虚火，风险和隐患也在集聚。一些创新产品现在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互联网金融目前有点虚火，监管层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脚步能更稳一些，做好相关安全防范管理才能走得更远。黄震建议，在互联网监管中应该软法为先，更多些柔性监管。
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新的思路，我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经济转型的设计，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设计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感觉到了整个社会大的发展方式是朝着我们看到有希望的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我们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非常幸运的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一样，能够越过中等收入的陷阱，也非常幸运的能够避免像拉丁美洲，像东南亚一些国家所遇到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国梦才能够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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