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讲衡量一个国家外债水平主要有三个指标，一个是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一个是短期外债在全部外债的比例，第三个是短期外债的总额和外汇储备的总额相比。从这三个指标来看，我国短期外债占总债务的比例偏高。尽管我们的短期外债的总额和外汇储备相比比率非常低，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万亿，短期外债现在可能是5000多亿美金，似乎我们偿还这个外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当然是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从一个大数来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企业没有问题。对一些企业主要要看它借了外债是做什么了，如果外债能够带来比较好的预期的收益，有能力偿还这个外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能力偿还，也会出现局部的违约。
随着首批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确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显得更加迫切。近日，有央行人士透露，其实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早已完成，针对相关细节也多次召开座谈会研讨，最快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业内人士表示，一旦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国家就将不再为破产的银行“埋单”，“为自己的资金安全着想，市民选择存款时首选‘经营稳健’的银行，并将存款适度分散。”
在3月29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地产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先生做了题为“金融改革及其对房地产金融的影响”的主题演讲。赵锡军表示，去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涉及金融领域的改革，主题还是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称，今年的核安全峰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背景。他认为，核安全峰会是全球核能合作机制的一部分。他举例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业产业链中，核工业是专业化程度最高、最复杂、链条最长、时间跨度也最长的。从核原料勘探到铀浓缩、后处理、乏燃料处置、核电站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全球核能合作机制由此产生。
中国人民银行3月31日与英国央行签署关于人民币清算与结算协议的备忘录，双方将根据备忘录在伦敦确定一家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行。几天前，中德两国央行在柏林也签署了关于在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这份中德备忘录是在法兰克福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重要内容。
银行从业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与快捷支付关联最为密切的银行卡发卡量，四大行由于历史及网点等因素，市场份额略高，不过合计也就占50.7%。而支付宝公司占据移动支付市场近70%的市场份额，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稀土案的规则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实际上最近两年稀土的国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的配额不是不够用，而是用不完。所以即使今后取消稀土配额，对市场和产业也不会发生太大影响。稀土业的管理关键还在于国内的整顿。
对互联网的认识，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大家都认可数字化。在数字化前提下，现在讲大数据，有的人说大数据也是忽悠，无非就是把过去的说法变换一下，这个可以理解。在中国，很多人对一些概念说的不是很清楚，就是借来借去，是一个应景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你是互联网也好，你是制造业也好，我们关注的是效率，看的是投入产出，追究的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效率作为前提，其他的就没有基础。
据统计显示，中国的网民超过6亿人，网购营业额也早早突破千亿大关，由此应运而生的网络支付乃至互联网金融服务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真正挑战者。笔者在和一些江浙地区的企业老板交流时发现，他们的融资渠道依然是通过银行的信贷审核，或通过私人融资的渠道获得资金，没有一笔资金是通过互联网金融获得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银行和支付公司的自主竞争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不能触及反垄断法律的相关规定。马云也口口声声说，“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我们不否认，阿里巴巴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公司，支付宝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产品，马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商人。我们质疑他们，没有利益之争，没有道德洁癖，而是因为他们作为影响巨大的公司和个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更早的时候，马云和他的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正外部性，而现在，负外部性越来越大。
社会自律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显见的重要作用。但如何对此进行实证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以银行发展和金融监管为切入点，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基本确认了社会自律文化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文化转型如何和经济转型协调一致并积极培育良好的社会自律文化，应该成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自去年新一届政府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这一被认为基本维持计划经济面貌的经济系统的改革已经持续了一年。具体的改革成绩并不明显，反而债务成为“铁总”自己也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近三万亿的债务，十万公里的铁路总里程，蓬勃的高铁需求，所有这些既催生了严峻的形势，又隐含着未来发展的机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铁路改革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项目。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金融的业态和格局，也带来新的挑战。以去年阿里公司推出的余额宝为例，如马云所说，一些人对互联网上的新生事物，第一是看不到，然后是看不起，接着是看不懂，最后是来不及。余额宝这个互联网金融的新物种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半年的时间里，最多时达8000多万用户，5000多亿元资金规模，传统金融机构都惊呆了，担心自己来不及了！今年商业银行觉得要发起反攻，舆论上有鼓吹余额宝是吸血虫的论调，市场上商业银行试图对互联网金融反戈一击。
中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改革都需要民营力量参与，这不仅会激发社会公平竞争，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今年是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13年年底，中央陆续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政策调整，提出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改革斗志。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的发展承载着更重的民生、民意和民心的期待。
此次事件中，除可能的劫机参与者外，马航、马方政府在此事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负起何种责任也必须予以明确。人血不是胭脂，人命关天！马方理应对239名死难者承担起责任，就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给全世界一个明确的交代。与此同时，马方理应就MH370事件给遇难者家属所造成的无比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予以赔偿，亟需立即启动补偿程序，尽可能地试图用经济手段将活着的亲人痛苦减至最低，这不只是责任问题，也不只是人道主义，而是马方应付的责任。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年第一季度)”于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以“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为题做了报告。方福前认为，决定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因素是稳定性和可控性。政策制定者认为稳定是一切调控的前提，而可控性信念的根源有三，分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色；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基本的经济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宏观调控主体使用政府计划和行政手段。
对大数据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中国应坚持发展性和自主性两个原则。大数据的威胁归根结底是大数据现阶段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的，应通过加速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技术完善解决。若因此减缓或阻碍大数据技术应用，则是因噎废食，使中国在“大数据竞赛”中落后于他国。同时，多起信息泄露事件证明，用国外企业和技术保护金融数据，只能是开门揖盗。只有发展本国企业和自主技术，才可能在信息传输的全流程中保证安全。
人的城镇化过程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能。要让“新市民”群体有钱花、敢花钱，关键在于稳定就业，特别是使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相互匹配。政府还应增加医疗、教育、保障房等民生基础设施投入，使“新市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何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牵引作用，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表示，人的城镇化过程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能。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缓和”时代，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几乎构成了教科书般的完美政策目标组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包装”下，风险也似乎魔术般地消失了。稳定和低通胀带来了低利率，金融市场上的风险溢价也随之不断走低。资产价格上涨更多地被视为繁荣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警示。所有这些，都使潜在的金融风险被系统性地低估。
政府这种与普通老百姓玩“猫和老鼠捉迷藏”的游戏，对赌的是政府自身的公信力。管理者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这只是小聪明。一项公共政策，只有经过充分讨论和辩论，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才是大智慧。汽车“限牌”，杭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希望下一个“限牌”城市的管理者，能够注意一下自身的公众形象，稍稍提升一下城市治理能力。至少，莫与人民再玩那个老得掉牙的捉迷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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