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还在激化，中韩和日本的历史恩怨也未化解，日本又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国益。中日形成了新仇旧恨叠加、结构性矛盾存量难以消化又来增量的情势。中韩两国，萨德成了新的矛盾点，并对中韩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朴槿惠任内中韩关系的“蜜月期”终结了。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一旦意识到领导中国的并非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摧毁苏联、削弱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有戈尔巴乔夫存在，戈尔巴乔夫是这场政治变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在中国，因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条“和平演变”之路被堵死了。
美国的“绿色新政”、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等都表明，经济的“绿色化”是增长的新引擎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从绿色金融体系的国际经验来看，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绿色基金在近年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发达国家，绿色基金的发行主体主要是机构，尤其是美国在1996年成立了社会投资论坛，自此，绿色基金开始高速发展。
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个体网络借贷(P2P网贷)业务边界，即“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并要求P2P网贷“坚持平台功能，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同时，指导意见明确P2P网贷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并没有真的理顺分清，有钱的不管办事，办事的没有余粮，权责错配导致配置扭曲，长期运行，产生了实体空心化、资产泡沫化的异象，也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当地一筹莫展，债务高企，基建落后；对中央机构趋之若鹜，各种“驻京办”屡禁不止，“跑部钱进”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又屡屡“出事”，在夹缝中成为腐败滋生的沃土。基层群众很不满意，生活幸福度没有得到实质提高。
就拿网络合作为例，欧盟为摆脱对美依赖、汲取搭美国便车教训，十分热衷于在5G通信技术上与中国合作；与此同时，又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在网络安全法问题上与美抱团对中国施压，希望放宽对美欧企业和NGO在华经营的源代码限制，减少对其管制。这是欧盟政治上需要中国而行业上设绊中国在网信领域的具体体现，损害了中欧战略互信及合作水平。
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既不明晰，也不合理。一般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公共财政大部分“上传”到中央，地方留存较少，导致地方钱少但是事多。此外，地方每年的政绩考核又非常严苛，除了GDP增长指标，国家财政层层下放的任务也非常繁重。
时近九月，西湖畔杭州城就要迎来自己的“G20”时刻。“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中国人心目中的杭州，或多或少都会被寄托着一份柔软的情怀吧。而G20峰会是新兴的国际治理机制诞生的舞台，G20与杭州，如写意山水卷轴嵌入未来现代主义，迥异的画风交融，总能泛起一些历史的涟漪。
刘英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7%，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73.4%、37%和负10.4%。这说明消费这辆马车的作用突出，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具有内生性的特点。中国经济6.6%以上的增速具有坚实的基础，不仅不会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且会产生显著的带动效应。
依法治国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依法治国的新部署，是基于对我国法治建设已有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总结和评估而作出的。法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于监管缺位，线上线下的入市成本较低，从而使P2P变成了法外孳生和无序运行的“网络银行”——通过线下的虚假宣传P2P，靠出借人凝聚起庞大的资金池，然后再放出高利贷。由于资金池“建”在线上，且缺乏相应规范，出资者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等到资金链断裂，P2P平台或难以兑现支付，或者就从网上蒸发。
最近有些声音认为G20峰会前中国处于外交低潮期，面临诸多挑战。我认为这并非真实情况。中国外交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中国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东盟的谈判也即将实现突破。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诸如“萨德”、“南海”等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与美国联盟体系的问题，是美国“重返亚太”导致的。
亮点一，规定了网络借贷还是属于民间借贷(网上的民间借贷)。以往的民间借贷是双方行为——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双方行为。而网络借贷最大特点是加进了第三方的信息中介平台。交易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突出了这一点，并且把交易结构在《办法》中描述清楚。
重阳投资长期以来坚持二级市场理性投资、价值投资，我们总结了影响市场的四大类要素，一个就是企业的业绩，另外就是市场的利率水平，再有就是中国投资者风险偏好，最后一点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因素。
下个月，杭州就会迎来新一届G20峰会的召开。本次峰会之所以引人瞩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年前，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G20峰会上，大家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发展，并提出了2%的增长目标，但后来全球经济的实际情况却让人失望。
“《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由中国主导、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支持，平衡了各方利益。这是世界首份针对投资政策制定的多边纲领性文件，也是首次将跨境投资议题引入G20议程。目前，全球投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在重构全球投资新规则的过程中，中国理念、中国主导的方案或原则正在被各国接受和认可，这才是关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重要动力源，经济增量占全球30%以上。建设“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所带来的增长动力将是强大而持久的。
因此强调员工持股的激励作用，已经从为了“保护”员工，逐渐变为为了“保住”员工，从而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生价值上来。当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作用越来越大，必须建立制度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回报、有效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持股制度或可被视为是企业人力资本价值回报的一种变现。
澳洲逐渐强化对地产、牧场和重要战略基础设施的审查。尤其对中日韩三国，澳洲投资审查委员会中甚至有澳前情报机构的主管。由是而言，澳洲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核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势头更猛，而且还有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撑，在美国、欧洲、澳洲等国，遭遇的审查比例自然要多。
今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未出现“双升”，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加452亿元，较上季度1177亿元有所减少，不良贷款率为1.75%，与上季度末持平。如此变化来之不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迎来拐点。正如迪安·克鲁肖教授说，多数不良贷款是在好光景时贷出去的。当下，我们更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形势依然严峻，要想真正化解不良贷款问题，应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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