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毕竟是盈利性机构，税负大幅增加最终还是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嫁给实体经济。更进一步，这也不符合“防风险”的底线思维。此外，税负增加，降低银行业通过利润补充资本金的能力，将削弱国际竞争力。对银行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如何征收增值税等问题，也应进一步明确。对农村金融机构，建议延续此前税率上的优惠。同时，建议继续保留营业税时代较大的征管弹性。
罗思义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再也无法依赖低工资领域的竞争。例如，中国鞋类制造商目前正在使用他们拥有的技术，在埃塞俄比亚生产；中国基础设施企业在许多非洲国家非常活跃，这些国家生产链中的其他部分则由非洲企业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强调在国内经济框架内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也应看到这一政策与中国正力推国际产能合作之间的关联。
巴基斯坦国内外反对势力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破坏活动正在逐渐升温，而这恰恰说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显着进展，从而使得巴基斯坦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大为紧张。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将其视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网络安全也成为中美争议的新矛盾。美国对中国个人或国家主义的骇客行为表示强烈愤慨，但是中国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中国认为美国拥有强大的信息技术软硬件，加之美国有“棱镜门”丑闻的前科，中国才是网络安全的受害者。美国对华指责是“狼和小羊”的不对称逻辑。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溢出效应越来越大。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0%，贸易额也占到全球总量的近30%，所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非常大。即使中美都不考虑外在因素，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会存在客观的全球影响。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溢出效应。
东亚有中华文明，这点大家都没有疑问（“中华文明”是日本学界使用的概念，越南学界使用“东方文明”一词，还有“儒学文明”的说法）。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日本单独列为一个文明，笔者以为不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文化”，或说“亚文明”。
民间投资陡降，引起中央高层及媒体的高度关注。近期，国务院派出9个民间投资督查组，到全国进行为期10天的大督查，探究民间投资钱去哪儿的真相。不过，在罗思义看来，民间投资大降是由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错误理论导致的。
近日得到一本1939年的日本官方出版物，为最近被炒得火热的南海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史料佐证。报道是这样记录的：“新南群岛是点缀于北纬7度至12度，东经111度至117度的南支那海（作者注：当时日本对南中国海的称呼；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多日本人称南海为“南支那海”）的一串岛屿，它们在今年三月三十日被编入台湾（作者注：当时为日本占领）高雄市的管辖之下。”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可以起到缩小社会阶层差距、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作用；相反，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会恶化阶层差距，加剧不平等。教育问题如此重要，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文明学领纲的地域研究，关注人的行为模式，亦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反复重复的行为。许多人跟我抱怨说，看不懂日本外交。比如外相岸田文雄最近一次访华，访问没有取得成果，从事后岸田有关南海问题的发言看，他也没打算缓和对华关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来访华，在得到同意后，又反复要求见一见中国总理？
今日，中国起步阶段的地域研究，可以从日本的地域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在日本，地域研究不兴，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简述如下，可为中国借鉴。在日本，地域研究始终无法形成跨学科研究及复合接近法。学者们基本上是独自地各搞各的学科，难以形成集体研究。
中国房地产业从无到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运营，在近二十年蓬勃发展，应该说，还是有其符合市场规律、适应经济发展的一面的。房地产一度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不仅确实起到了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历史性作用，也成为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力。也因此，房地产成为许多城市的活力及动力来源。
2016年的美国大选，呈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情势。没有任何外交和行政经验的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一骑绝尘”逼退十几位共和党主流政治家。政客的胜利——特别是无厘头政客的胜利，让保守的共和党感到不解且有挫折感。这意味着，特朗普几乎笃定代表共和党参加大选。
谷歌在欧洲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4月份欧盟对谷歌发动的反垄断调查，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对谷歌的避税，确切讲是逃税的调查。英国对谷歌采取了协商补税的方式，和谷歌达成和解。但是这套和解方式在法国不好用。5月24日，法国检方组织25名数据专家对谷歌进行突击搜查，以便发现谷歌将利润转至低税司法管辖区的证据。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已经遍及各地，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将自己既看成是现实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历史受害者的代表。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的群体性崛起，不是偶然的，这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欧盟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在“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如何处置“僵尸企业”，构建正常的市场体系，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完善我国经济体制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商业银行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想当年，面对那些满怀希望的转轨国家、翘首以盼的危机国家、濒临崩溃的“失败国家”、近于绝望的“最不发达国家”，IMF的官员和专家们满口承诺药到病除，几乎把资本开放和私有化当成了确保起死回生的仙丹，那时的他们会一脸严肃、紧锁眉头地说“资本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吗？
美联储主席叶伦27日（美东时间）在演讲中指出，如果数据改善，未来数月加息是合适的。在此情势下，美联储6月份加息预期急升至34%，7月份加息预期升至62%。市场也很敏感，人民币汇率呈现贬态势，黄金和油价也应声而落。市场的条件反射，折射全球市场依然缺乏足够的信心。美联储内部一直充斥着鹰派的强势声音，叶伦的讲话也未改谨慎主调。
作为一个亚洲发展中国家，菲律宾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上都不抢眼，然而2001年菲律宾国会通过“电力工业改革法”，启动了全面的电力工业改革进程，其深度和广度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相比中国正在深化的电力改革，我们想到的菲律宾已经做了；我们没打算做的，菲律宾也已经试过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关注。
中国想要自我孤立吗？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过去30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如今要自我孤立？诚然，南海其他声索国与北京的看法不同，但此类分歧绝非不可以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其实，中国的政策向来是在国际法框架下通过双边对话和谈判解决此类争端。过去20年里，中国已成功解决与邻国的诸多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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