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化程度较深的中国，全球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会有相当的影响，但主要是股市、汇市和贸易。由于A股市场并未全方位对接全球资本市场，中国亦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中国有能力抵御来自全球市场的风险。至于贸易，中国也有足够的内需市场作为支撑。因而，下半年的经济形势虽然不会太好，但也不至于很糟。
万科这场商业纷争，是我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则不甚协调的一个缩影，监管层在此间是否尽职，对于任意停牌的信息欺诈、高管抛售的内幕交易、一致行动人的违规、关联交易等，不应受到任何人情、背景或舆论挟持，而需借此机会整理市场秩序。
在大类资产表现上，本周资金进一步流向通胀类资产。全球股票市场普遍上涨，与通胀高度相关的新兴市场继续跑赢发达市场；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商品货币继续跑赢东亚货币；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内盘明显强于外盘，内盘商品指数突破4月年内高点，外盘商品也接近4月水平。
当下，互联网金融行业乱象丛生、跑路事件时有发生，而在黄震看来，过去几年正是互联网金融的“观察期”，人们必须了解、呵护、培育互联网金融，使之逐渐展现完整的生命周期。“即使有风险，也要让它充分爆发，这样才能认清楚这个新生事物将会走向何方”。
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工程承包商中，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工程承包企业，尽管总部不在美国，却依然遭到美国FCPA调查，因此，国际承包工程企业开始将反腐败风险列为企业需要重点管控的风险类型，并构建了应对反腐败风险的配套举措。这些情况对于“走出去”步伐正在不断加快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来说，值得借鉴。
对于国际社会送上门的支持和有利于菲律宾的仲裁结果，杜特尔特当然会道貌岸然地接受。更要者，他在就职演说中也提到了“倾听民意”，这个国家的政党和舆论场也会利用民意攫取属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何况，杜特尔特的总统职位，也是民意给予的。菲律宾民众对中菲关系的态度，也决定了杜特尔特的对华立场。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黑尔就曾高度评价过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他说：“在我之前，一个日本传记作家把他（曾国藩）比作拿破仑，而我认为他更像乔治·华盛顿。”他的确是远东的华盛顿，通过他的个人价值以及对人性与良知方式的坚守，经过多年与强大势力的斗争，维护了中国，使之免于分裂与崩溃。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更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只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结合本国国情采取恰当、全面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企稳回升。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天身在中国的你，正在以一种与身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方式参与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或许对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商业机遇，处于经济发展趋势的最前沿，见证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见证一个国家的蜕变——既是世界上最古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还见证了千千万万其他事物。
6月15日，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就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导致苏格兰在不情愿状态下被脱欧，那么苏格兰可能会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北爱尔兰副首席部长、新芬党领袖马丁·麦吉尼斯在3月11日说，如果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那可能会违背北爱尔兰人民的民主愿望，有必要给北爱尔兰公民以民主权利，进行一次独立公投以结束分治，并保留在欧盟中的地位。
英国脱欧，将带来立竿见影的市场负效应。未来几天，英镑将呈现快贬趋势——甚至会出现一九九二年英镑危机时的“黑色星期三”。按照索罗斯的估计，英镑将可能贬值百分之二十。脱欧对欧盟和亚太股市的影响，未来几天也将见分晓。美联储已经将英国脱欧视为影响加息的高风险因素，人民币汇率在连续数月的稳定后，也将面临贬值。
从美国来看，美国这个框架下的利润输入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1971-2013，这个层面的输入占到美国GDP的22.7%，我理解这一点是美国美元作为国际体系的占优货币给美国经济体带来的好处。中国就是一个相反的逻辑，对外资产收益低、对外负债成本高，虽然是净债权国，但却是这个层面的净输出的。
关于亚投行，全球有不同看法。有国家认为是老秩序的挑战者或颠覆者——如美日从排斥到观望；有国家认为是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有益补充——包括了涵盖欧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高收入者的消费效应是递减的，低收入者则因消费能力有限而不可能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只有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才能使居民消费成为促使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因此，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老百姓没有从与欧盟结盟这个“改革”中真正有利益“获得感”。这才是扎根于英国民众心中深处的导火线。这给中国的警示就在于：必须保证让民众从历史和现行的改革中成为利益的实际，实在的“获得者”，不再仅仅是民义上的，统计数据上的“获得感”。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关键。
人民币汇率大幅走低，主要是因为英国脱欧公投引发市场担忧，造成在人民币汇率篮子里占一定权重的英镑、欧元等汇率走低，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产生影响。但是，英国脱欧其实也是双刃剑，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利好。
2016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多起企业债违约案例。截至5月9日，已有23只信用债违约，违约主体涉及央企、民企等，品种上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这也引发了银行信贷风险的传导，频频违约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中国目前的非金融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从金融危机前的100%升至约280%；在国内“去产能”大背景下，债市违约问题频发，一方面引起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以及对信用风险会否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统性风险的讨论。
欧洲国家普遍较小，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内部制度缺陷和外部安全挑战等多重阻力，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也带来很大困扰。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战略竞争逐渐进化到更大规模的基于经济体量的竞争。现代化更依赖庞大的人口与市场规模。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来预测，欧盟作为世界一极仍将是不可忽视的伙伴力量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恐难逃避走向相对衰弱的命运。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看来，夏季达沃斯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够发展，更重要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到了第十年，摆在中国面前的话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毛寿龙认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冲刺“第一梯队”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这一“不确定性”，是向着利好方面发展的。
全球结构面临重新调整，中国面临机遇。犹如英国早期的“均势外交”和“三环外交”，无论是退欧的英国，或者身心交瘁的欧盟，抑或其他国家，都需要在新结构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这必定需要新结盟。而位处东方，体量相当，又相对置身事外的中国未尝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在自己的外交结盟战略上更清醒、更务实、更有弹性，为接下来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的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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