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和“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步步紧逼,从打压华为5G到贸易争端、“脱钩”、台海、南海、新疆问题,直至最近的疫情“甩锅”,悍然将美对华关系推向“修昔底德陷阱”。5月20日,美国官方又发布了一份长达16页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对华态度越发强硬,直指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对外贸易的链条非常长,出口商从产品推介到拿到订单、签署合同,从获得银行贷款到购买生产原材料,从合格产品出厂到运输至收货人处。直到出口商全额收到货款,一笔业务才算了结。出口商才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支付供货商货款、工人工资并享受税收优惠。以上最关键的一步是安全收汇。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经营利润的实现、正常支付业务费用、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也关系到国家国际收支平衡。
美国试图迫使英国全面拒绝华为参与5G建设的举措,新冠疫情及英国“脱欧”间的联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但当人们了解到美英两国在面对疫情时各自犯下的错误所造成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后果时,问题立即变得清晰起来。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篇幅精炼,突出问题导向,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措施方法明确精准,突显‘以保促稳’特点,是疫情冲击下,符合实际的科学精准的经济社会政策大纲。政府工作报告是走出疫情困局的一揽子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坚定决心,进一步树立了正向市场预期,坚定了发展信心,增强了发展动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够闯过去。
两会期间,来自人民大学的代表委员们,带着一片赤诚,奔赴履职为民的盛会。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建言献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今天我们一起走近代表委员们的精彩观点,思考来自两会的“中国答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6日上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11时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下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修改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修改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自新冠病毒在全球暴发后,尽管各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缓解疫情的冲击,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仍超过了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呈现-3%增长,只有中国和印度分别达到1.2%和1.9%的正增长;如果下半年各国疫情防控措施见效并能够解除疫情管控,全球经济有望在2021年实现5.8%正增长,中国经济更将达到9.2%增长。中国的主流经济预测比IMF的预测要更乐观。IMF对中国经济恢复的信心应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新冠大疫情百年不遇,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广泛而深刻。一定意义上讲,堪比两次世界大战,远大于1930年的大萧条、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中俄关系来说,大疫情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5月2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重大影响。据海关统计,前四个月进出口总额90713.0亿元,同比下降4.9%。其中出口47345.0亿元,下降6.4%;进口43278.0亿元,下降3.2%。虽然4月份出口强劲反弹,当月同比增长8.2%,但能否持续尚难判断。考虑到4月份出口激增有很多是复工后集中出运一季度受阻的货物,且4月份PMI新订单指数降至33.0%这样低水平,至少今后几个月内出口仍将面临很大困难。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近日,笔者看到一篇题为“面对116国围攻,中国站在世卫孤独的舞台”的公众号文章称,在澳大利亚的牵头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16个国家要对中国追责。文章唱衰中国外交用意明显,重点是“全世界都要求对中国进行调查,中国亏欠了世界”,话风与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前段时间为美国捧场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其重要一项议程是审议民法典草案。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迄今为止对华关系最强硬的表态——“我们可以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然而,中美的利益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特朗普想当然的“脱钩论”落到现实,会出现许多不同的情况。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关系稳定,则全球秩序稳定、预期稳定;双边关系若有大的波动,则全球秩序和全球预期也会受到较大扰动。对中美双方来说,合则两利,斗则双输。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两国关系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需要考量一下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首先,“货币数量论”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偏离,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用货币存量描述杠杆率,用债务率衡量经济运行的状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没有前提条件的理论假说或政策主张。
只有在扩大开放、迎接挑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规则、强化管理,缩小金融市场坑蒙拐骗、投机炒作的空间,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增强金融市场有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近日,《百年变局》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及研究员贾晋京、刘玉书、王鹏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从政势之变、经济之变、数字之变三个领域展开,阐述在“大变局”的背景下政治、经济、科技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的中国应该怎么办,未来的中国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