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17日，第14届世界华商大会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华侨、华商代表等2200多人参与了大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来贺电。缅甸第一副总统吴敏瑞、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缅甸中华总商会吴继垣会长、泰国正大集团主席谢国民等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欢迎词和精彩演讲。
9月15日上午，希腊驻华大使莱奥尼达斯·罗卡纳斯（Leonidas Rokanas）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一行进行了亲切会谈，双方就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中希文化交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罗卡纳斯大使在会谈中提到，希腊地处欧洲东南角，介于东西方之间，地理位置优越，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支点。
“2017金融街论坛”于2017年9月14日-9月15日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出席并演讲。吴晓球认为，中国的金融正处于关键的结构性转型时期，因此，金融的风险结构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归纳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正在由过去的资本是否充足为主，慢慢过度到资本是否充足以及市场是否具有透明度并重的时代，由单一风险结构的时代开始过度到双重风险结构的时代，“这预示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步”。
9月16日上午，由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商务诚信工作委员会、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经济日报《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企业信用年会暨第二届中国供应链金融高层论坛”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多位来自政界、学界、业界的重量级嘉宾出席，就中国供应链金融发展献言献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张燕玲、魏本华两位高级研究员出席当天会议并发表演讲。
王衍行认为，当前民间投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如新发展理念的强力推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稳重向好态势的持续运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持强劲势头，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过剩产能继续化解，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初步显现且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方面。
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计划旨在通过降低税负和简化税法，让美国跨国企业回国经营，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特朗普为其减税计划设定“时间表”和“路线图”还远远不够，美国立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博弈的政治成本和时间成本会使整个计划变得缺乏效率。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产业格局也决定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很难真正达成实效。特朗普送给美国人的到底是“画饼”还是“大饼”，依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周晓晶：确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就不存在体制问题，就不需要改革；而是与供给侧相比，需求侧目前不处于主要矛盾的位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供给侧，因此供给侧改革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9月12日上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等新书发布会暨“中国非洲学的原创性发展战略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宫隆重举办。
每个国家的政策人士中间往往都存在鹰派和鸽派的分别，美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那么，中国有鹰派吗？这是俄罗斯顶级国际媒体“今日俄罗斯”（RT）记者苏菲·谢瓦纳今年4月采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时提出的质疑之一。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9%的增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都步入了回升的轨道，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总体来看，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并取得更好结果奠定了扎实基础。刘英认为，经济运行整体上表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效果明显。
智库研究是一门“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学问”。无论是经济、金融、社会，或是外交、国际关系，不到地方调研，不在具体问题上走到具体的事物发生地去考察，不走出国门，只是盗听途说、闭门造车，肯定不能生产出优秀的智库产品。智库研究是一本“吃苦”的学问，不只是甘坐冷板凳的那种“苦”，而是不远万里、舟车劳顿、舌辩群雄的那种“难”与“苦”。
应该说，近段时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大幅上涨，有利于我国吸引境外资金，对股市也是一大利好。对吃瓜群众来说，人民币购买力增强，有助于到海外买买买和玩玩玩。但是，这对我国一些准备到国外投资的企业则带来负面影响。“走出去”的企业应注意选择投资项目并适当控制规模，防止因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投资损失风险。
“金砖各国之间应加强税制改革的沟通交流和经验分享，以完善各国的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国际合作。”刘英建议，金砖国家发展阶段相近，加强税收合作，实施相近的税制，有利于加强金砖国家企业间的合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此外，各国也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进切实可行的税制改革。金砖国家应在国际税收治理方面共同发力，应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挑战，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当前，日趋严格的资本监管政策将对银行资产规模和杠杆率的增长构成持续的约束，而且粗放型的国际化扩张和高杠杆率发展不利于母行和海外子行经营效率的提高，因此从长远发展考虑，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上来，由做大转而谋求做强，进一步提升母行的经营效率。
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态度和采用的有关措施，表明了世界对朝鲜核试验的“统一的立场”，并采取了“统一的制裁措施”。尽管这些制裁并未完全制止朝鲜进行核试验，但也让其真切地感受到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的严重关切和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这是朝鲜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无法回避的挑战。
《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一书去年春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再版重印多次。2017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烦恼之事不断，美国的焦虑感与日俱增了。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此前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表示，中国人以往是仰视美国的，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去美国化"了，开始找到对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自信。
贾晋京在发言中指出，全球经济格局当前面临重大转型，为西安建设金融中心提供了历史机遇，从而重新定义价值链链路，推动对亚欧大陆的重新估值。建设金融中心应以三方面为建设重点：首先，打造贸易融资枢纽；第二，建立基础设施对外投资基地；第三，形成定价权中心推动天然气人民币的落地。
刘英认为，习近平主席在推动金砖国家下一个金色十年的发展当中，专门提出金砖国家应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为推进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新全球化提出方向。
贾晋京坦言，当前，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并没有多少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当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发展去解决的。“中国一方面发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变，另一方面仍然维持中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拥有非常强大的潜力，并且具备未来的增长空间。”
金砖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经济、金融乃至政治制度危机持续发生，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一些国家政治极右化，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兴起。国际社会开始深入思考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主要问题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决策权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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