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高不良容忍度的同时，金融机构应切实推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落地，进一步打消基层机构和员工服务小微企业的顾虑和压力，变“拒贷”“惧贷”为“愿贷”“敢贷”。在具体操作方面，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明确信贷业务职责边界并优化操作流程，每一笔业务、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员和经办人员均有清晰的职责和要求。即便出现逾期，只要相关人员没有违规，并努力减少损失，可以免责或部分免责。
近一段时间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南海问题、华为5G设备、“债务陷阱”、贸易问题、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集中发表了一系列负面言论，如无端指责华为参与他国的5G建设存在“风险”、中国有意制造“债务陷阱”借机侵吞对方资产、中国“威胁”南海的开放和航行自由等等。本文试图剖析如蓬佩奥那样的美国部分政治精英对中国的偏见与不顾事实的指责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动因。
美国似乎得了“政治发烧症”，一切政策离不开美国政治第一。美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市场经济体”，这是一个事实，应当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利于建设一个真正的公平竞争的“命运共同体”。
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春季)》指出，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狠抓稳外贸政策落实，深入实施贸易强国行动计划，不断推进“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向中西部转移，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2017年下半年以来，“印太”逐步从概念变成了美国的一项战略，以替代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以“自由开放”为口号，主要目标是遏制与防范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但印度按自己的利益塑造“印太”，希望通过“印太”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不希望“印太”是一个排他性的集团。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可能导致地区对抗和冲突，破坏印度发展的国际环境，损害印度与中俄的关系和战略自主。
当前全球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军事战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底线选择，通过经济制裁打击敌对国家则是优先选项。金融制裁可谓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形态，是金融实力真正转化为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正如美国财政部公开宣称，“金融制裁是21世纪全新的战争手段”。
而“长臂司法”则既是进行金融制裁的法理基础，又能因实施金融制裁带来实际执法效力。两者相辅相成，已成为美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工具。
6月5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关键节点的一次关键访问。所谓关键节点，是指中俄建交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当口。所谓关键访问，是指习主席这次访俄之旅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举办前的这次预热活动上，有关“在战略互信基础上，中俄还需要在社会层面多一些荷尔蒙”的发言和阿戈耶夫的回应引起全场两百多人的共鸣。伴随圆桌会议举办的还有第六届中俄经济智库对话、第四届俄中商务论坛，听到最多的还是俄罗斯人急切希望加深对华合作，与“一带一路”对接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朝鲜似乎正成为特朗普雪藏的一张牌。他深谙朝鲜对落实新加坡联合声明的迫切性，也从第二次“特金会”中了解到朝鲜对美的基本立场。既不满足朝鲜要求，又不放弃对朝制裁，对于朝鲜发射导弹也不愤怒。若朝鲜失去“耐心”重回核导危机轨道，特朗普或无压力对朝鲜实施强硬举措，且能强化美国在亚太盟友中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主席结束高规格的三天访俄之旅，成果斐然。最重要的，莫过于中俄两国元首将原来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升级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虽然只多了“新时代”三个字，但这三字内蕴颇多。一方面，全球化存在脱轨危险，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阴霾笼罩。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不太稳定，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太，地缘政治叠加经贸关系以及传统的统合秩序（欧盟）发生变化。中俄关系升级，不仅给全球大国关系提供了范本，也有助于稳定全球化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5月27日登上新闻联播表示，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空间仍然很大。三天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金融街论坛上指出，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6月2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登上新闻联播，强调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将一如既往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推进。监管层密集发声谈金融开放，透露何种信号？截至目前，中国在金融开放领域已经做出了哪些成果？
三块广告牌着力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人文、风俗、民风、舆论、思想、理念、道德和秩序。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部捍卫宪政讴歌人权价值观的电影，但是随着电影使用了大量了南方乡村音乐，并逐步展开其中盘根错节的冲突和怨恨，我明白过来了，这不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这是继《乱世佳人》之后，又一部反映美国南方风俗民情的电影。
5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公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来华设立银行机构、入股信托公司、经营保险经纪公司等资产规模限制；放宽中外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准入；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等，多条措施中强调内外资一致原则。
回顾2018年以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国在全面减税和对美国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促进美国商品进口、扩大金融业等服务市场准入等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特别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体现了中国坚定改革开放、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决心。但美方却屡次违背双方约定，中美双方曾数次达成贸易协议，然而美方数次出尔反尔，单方面提出和实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世界，这种霸权行为抑制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限制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
早在中美贸易战尚未爆发时，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就讲到了把精力集中在增长质量而非数量指标的必要性。当时中国领导层中就已经明白，经济增长应该是健康的，高科技式的。中国意识到，当代竞争力的基础是拥有高科技。即便两国关系存在矛盾，也未必会有国家放弃与一个在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合作。
通货膨胀或紧缩变动趋势，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反应通货膨胀情况的主要指标，通常就是由直接关系人们生活水平，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重要消费品价格组成的“社会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即CPI。但是，CPI之变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有的属于临时性特殊因素的影响，有的则是趋势性较长时期的影响。
顾虑少，敢于突破，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例如欧洲，它们拥有科研优势，但他们在人的隐私以及公民权的潜在影响上顾虑会特别多，导致最后不一定会将技术投入使用，那不如我们把它借过来，或者说买过来，照样可以用它。譬如自动驾驶产品就需要用到视觉识别等技术，探头也就变得很重要。一旦探头生产成功，自动驾驶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正当中美贸易战胶着之际，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突然传出将赴香港“二次上市”的市场传闻。不同于中芯国际等公司，市值高达4000亿美元的阿里退市（私有化），短期资金筹措的压力和相应的融资成本将十分巨大。纵观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像阿里这样体量的公司选择中途退市鲜有发生。
“一带一路”的已有多边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上海合作组织等。“一带一路”项目的多边化，应当增加第三方合作，包括与欧洲、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合作，参与方越多，项目就越安全。多边化包括建立次区域多边机制，例如，湄公河流域治理，该地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来源，现在已经得到有效治理，不仅航路通畅，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是近年来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热度持续走高的话题。6月5日，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第四届俄中商务论坛框架内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圆桌会议举行。中俄专家畅谈成果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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