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差异是事实，这是正常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是“相反相成”的，是相互联系，联合，和相互支撑着的。美国天真的以为它能够与中国，它的矛盾另一个方面体“脱钩”，“脱离”，它自己就能独享繁荣，这不仅很幼稚，而且完全是没有哲学基本常识的“鲁夫”行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健全的资本市场需要完善的信息服务提供强大的支撑，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市场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的服务，其本质是解决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金融市场资源错配问题并避免风险爆发，是国家竞争力、话语权的重要体现。
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国企改革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难题？2019年7月3日晚，人大重阳对话名家讲座邀请到被誉为“杨分类”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分享“国有企业改革逻辑的演变与反思” 。
我发现许多媒体对Libra的含义作了许多猜测，有的说是解放和自由的缩写，暗示着Facebook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来颠覆其他国家的货币；有的说这是天秤座的意思，暗示着这个新的数字货币联盟有为世界建立新秩序的野心。
特朗普在上个月访欧期间明确支持英国脱欧。单就贸易与安保来说，欧洲或许还有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缓冲空间，但是，特朗普刻意分裂欧盟、对伊朗“大打出手”，却难免伤及欧洲的核心利益——前者旨在拆散欧盟，后者则让欧洲同时失去面子和里子。
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美国商业界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美国企业就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试图从“一带一路”中寻找新的赢利空间。过去几年来，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等美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尤为关注，并已经从“一带一路”合作中获利。
大众文化是凝聚人心，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如美国非常擅长利用大众文化进行文化传播，而且效果很好。美国通过大众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等核心理念潜移默化传播给外界。
赵锡军表示，科创板由于上市主体的特殊性，其不确定性比较大，运行的原理、投资的判断，与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也不尽相同。比如，上市标准方面，就设计了五套标准，这在其他板块是没有的；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分析、投资风险的判断能力，跟以往也不一样。这也就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致力于从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开始破解发展瓶颈，致力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建“一带一路”等中国方案拉紧了各国间互联互通的纽带，释放了增长动力，实现了市场对接，有利于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卞永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想要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还须大力发展债券。放眼各个金融强国，债券都在金融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行业大而不强、从大到强的转变过程当中，债券市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罗思义认为，从长远来看，G20的有效性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是基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某种平衡。G20是这一原则的延伸。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加，G20峰会成为最重要的论坛之一。在维护主要国家之间保持平衡方面，G20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这次短暂的“特金会”，特朗普用了他和金正恩二人“化学反应”来回应。这种特别特朗普的表述风格，也凸显特朗普和金正恩个人关系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特朗普给金正恩一封亲笔信。信中写些什么，也许只有特金二人知道，但是金正恩感谢了“特朗普的政治判断能力和非同寻常的勇气”，并表示将慎重考虑信中的内容。
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足堪载入史册，因为全球都暂时可以松口气了。全球瞩目的“习特会”正式谈了80分钟，结果还不错--中美贸易摩擦暂时告一段落，两国重回贸易磋商轨道；中美科技战虽然未画上句号，但特朗普同意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
2019年G20大阪峰会期间中美元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未来，中美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6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就“中美经贸摩擦的评估与展望”进行深入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卞永祖6月30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投资者要自主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同时也要承担投资的风险，注册制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监管部门主要确保规则的公平，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打击，但不能代替投资者做投资决定。
在中美元首大阪破冰会晤后，中美要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摩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有更多的竞合博弈。只有美国在谈判中不夹带“私货”，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专注于贸易谈判，这样的经贸谈判才可能为双方所共同接受。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善，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合理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推动其他国家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作为国际社会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制度性产物，G20峰会机制在过去11年中为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在G20机制自身固有缺陷、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都面临新挑战。
笔者所在的达沃斯全球未来理事会针对全球科技金融行业做了一个评比，探讨新技术兴起到底能够惠及哪些人、对全球经济有多少帮助。就新技术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大家普遍有共识，但新技术能以怎样的方式帮助全球经济，同时又会带来哪些挑战，仍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中国是传统的国富型国家，公共财政可以更有效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充分地“来之于市用之于市”。相对于美国减税复杂的党派争吵和国会博弈以及牵动的各方利益，中国减税具有可控性和高效性——最关键的是，中国拥有较富足的公共财政盘子，能够承受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