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目前陷入了新问题旧麻烦纠缠不断的僵持期。脱欧公投结束至今，脱欧对英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已显露无疑。英国脱欧也意味着欧洲美元在欧陆的流动性可能受到影响。伦敦金融城是欧洲美元最大的交易中心之一，因此脱欧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元与欧陆开始疏离，英国作为大西洋两岸金融枢纽的地位正在削弱。
印度媒体对近来中印洞朗对峙的报道大多以煽动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己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最近关注到一位印度人写的文章，认为该文章是一股清流。文章作者名为夏克尔·贾(Prem Shankar Jha)，他是印度最重要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印度斯坦时报》前主编，他所写的题为“中印之间的差异、冲突和僵局”的文章，对中印之间的这场冲突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京津冀聚集了众多创新要素，包括丰富的科技人才、企业家、高技能劳动力以及站在行业前列的企业和研发机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巨大。通过创新驱动和区域协同，一定能打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三地要齐心协力，紧紧抓住创新驱动这个“牛鼻子”，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推动全球治理中走出创新发展的新路。
法制约束和道德批判不可能彻底改变人性的劣根。由道德完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诞生商业行为，没有商人的贪婪，不可能有经济的繁荣。每时每刻，我们都生活在深刻的悖论中。我们不能因为麦道夫的出现否定美国市场经济的成熟，也不能因为贾跃亭否认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迈进——除非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商人。
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正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的民众。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典型例证。
作为历史上最高层级的金融工作会议，本次会议为我国金融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方向，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功能监管强化行为监管，在金融全方位发展的同时，防控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强调把金融定位回归为服务实体经济。
欧盟认为，埃尔多安的修宪公投，和上世纪80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和90年代苏莱曼·德米雷尔提出的总统制改革不同，埃尔多安是想通过公投，强化自己的总统权力，以便在土耳其实现独裁专制。
金融与消费的循环当中，互联网金融是快速发展的现象。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的高速增长，不仅带动了消费信贷快速普及，还使得货币市场基金直接参与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从监管高度明确了承担金融职责的是金融机构，而非互联网公司。
金砖国家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金砖国家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有较多进展，但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相形见绌。究其缘由，是机制平台以及信息交换渠道的缺失使得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高企，阻断交易的发生。本文从企业合作的机制化分析入手，解读当前金砖国家中小企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其原因，并结合跨境电商的特征提出金砖国家中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合作的现实途径。
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于19日在美国华盛顿启动，这轮对话的国际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陷入大停滞。G7集团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严重放缓，过去20年G7集团人均GDP年均增长仅略高于1%。这种长期缓慢增长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累积影响，导致发达国家陷入政治动荡。
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小特朗普曾和一名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系的女律师会面，以便获得不利于希拉里的“黑材料”。“律师门”事件一经曝光，美国社会一片哗然。不管当事人如何撇清和辩解，“律师门”似乎坐实了特朗普“通俄门”。特朗普能否“拆弹”成功，非用非常之道，这是特朗普的长项。美国上下陷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这样的丑闻而不可自拔，本身就是讽刺。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稳稳保持“中高速”，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即增长深度极为可观。中国的增长走的不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只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有当代产业发展背景下人的行为“跳跃式”发展——可以直接从农业社会跳转到信息社会，这是其它国家没有过的，这是中国才会有的增长深度。
在世界经济失速与动荡的背景下，资金融通成为提振经济发展、加强金融稳定之法。“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了众多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支持，亚投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合作，这有助于填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迫切需求。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则在支持绿色发展、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方面作贡献。
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迫切要求，中国提出了旨在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思想既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欢迎。
着眼于解决金融创新带来的法治问题，王衍行认为有五个方面应该发力：金融法治必须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金融法治必须公正、公开，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防止朝令夕改和以权以势代法；金融创新要进退有方；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作为监管者，需要解决法治问题；在国际投资问题上，金融法治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强和完善。
日本强推TPP，可以反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自己打造成为亚太区域自由贸易的引领者。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博弈中，日本想来精于算计。这次强推TPP，也是安倍政府精算的结果，即使不能让TPP复活，也向区域各国展示了日本竭力推动区域自由贸易的正面形象，而使美国留下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恶名。
近日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本次会议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金融应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强调三点：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开放、坚持党的领导。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当年“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补充、完善和升级。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正好处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弩之末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转型的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恰好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便捷和安全的机遇。
“百日计划”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定下的合作计划，该计划在中美经贸领域打开了局面，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全方位、系统性的中美经贸协调机制：中美需要加强政策沟通；中国可以提高与美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合作水平；全方位扩展中美人文合作与民心相通。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参与程度。
正如《金融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间，就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在下届总统任期内，无论执政党是谁，中国可能超越美国。”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