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确实要建立一个全球综合的军队，就是“一带一路”五大方向，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南太地区，还有延伸到欧洲了，这五大方向，尤其是陆海联通的这些重要的地方，不是说一定要马上建军事基地，最起码我们要有力量存在，我们对当地的情况做一个前期的调研，肯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多种支付结算方式将继续共同存在。因此，在非现金支付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肯定非现金支付的意义，加大支付结算知识普及，加强对各类支付结算方式的宣传推广，让更多公众了解各种非现金支付结算方式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公众支付结算习惯，包括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由公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支付结算方式。
安倍改组内阁，是日本内政，和中国关系不大。也应看到本次内阁改组的积极因素。千万不要认为安倍内阁维持不下去，即使安倍下台，无论谁当首相，中日关系都面临着结构性的难题。如果安倍能够稳住相位，那些丑闻也会渐渐消弭。
应该看到，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金融消费行为和金融服务模式的变革。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与金融科技不断融合，我国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断地完善和升级。一个更加完备的信用基础设施，必将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再上台阶，进而助力普惠金融尤其是消费金融市场更有作为，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检验标尺。如果能对创新的互联网金融都做好监管，那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就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科学、理性地推动和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工作。这样才能使互联网金融为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推进发挥应有的作用。
十九大之后我们会步入一个新的周期，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性改革会全面展开，释放出很多投资空间，特别是重点投入的一些战略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未来空间更大。政府通过混改、PPP项目以及投资领域的全面放开，未来会为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空间。
人大重阳研究员刘英认为，金砖国家具备跨境电商合作先天优势，金砖五国具有发展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的雄厚市场优势。跨境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电商的科技优势将推动金砖国家贸易增长和互联互通。跨境电商推动金砖国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要重新审视日本，绕不过“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得到又失去了什么？我们对日本又有哪些认识“错觉”？1970年代，社会学家傅高义先生为了警示美国社会，写了传世佳作《日本第一》，至今仍被读者热议。然而时代的变化之快可能远超他当年的认知，或许我们已经到了要“改革”对日本社会认知框架的时刻了。
成功的并购能使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如果四处出击，就会给企业现金流和管理都带来极大压力，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些企业认为多元化经营可以使其分散经营风险，但殊不知，企业会因为人力、财力、物力的分散，使得支柱产业达不到相应的规模而失去竞争优势，而且在新的领域竞争中优势又不明显，沦为中庸，这就陷入了多元化经营的陷阱，降低了企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当下，对国家来说，需要做到防“黑天鹅”和防“灰犀牛”两手抓，对两类风险均应加强防范。“黑天鹅”事件具有显著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在防范和化解此类事件的发生时，应当切实增强风险意识。“灰犀牛”事件作为大概率事件，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防范此类风险需要及早摸清情况和危害性，尽快明确工作重点，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加以防范。
大学生李文星加入传销组织命丧天津静海，又一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现在的“传销”组织和邪教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全面改变、控制一个人，使被洗脑者沦为操纵者的工具。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谓“传销”的巨大危害性，加大对“传销”组织创立者和骨干的侦查力度，在罪行认定上从严，从根子上破坏“传销”组织的体系。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去年8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六大成本的一揽子政策。要求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成本。那么，降成本效果到底如何呢？
一些拉美国家从发达国家直接移植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未能与国情结合。在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贸然实施金融自由化会造成诸多严重后果。金融改革不应该有固定的模板，都需要依据具体的形势来制定。透过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市场改革的成败得失，可以发现，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换一种环境就可能漏洞百出。
特朗普总统除了遭遇“通俄门”带来的国会制衡，还面临着混乱的白宫宫斗。白宫宫斗戏，除了“坑爹”的子、女、婿“乱政”，还有白宫幕僚走马灯似的轮换。人们注意到，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和特朗普的幕僚长普里巴斯相继离职。而任职只有10天的白宫通联办主任斯卡拉穆奇也因为言行不当被免职，新的白宫幕僚长、原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上任，旨在让紊乱的白宫内部“稳”下来。
当前，国际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各国既面临大国对抗风险下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等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也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引导世界各国将国内、国际治理与合作的目标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同一个平面上来，以推进和平、开放、包容发展价值观的实现。
从2015年第二季度至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从7.0%降至6.9%，美国GDP同比增速则从3.8%降至2.1%。这说明，彭博社和其他部分西方媒体前段时间所宣称的“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中国经济增速不仅是美国的逾3倍，而且中国增速仅略微放缓，美国则是显著放缓。
对中国而言，印度不同于美国或日本，中印关系也不同于中美、中日关系。中印两国要回到战略层面，才能看到二者关系的基础。一如莫迪政府上台与美、日、俄都达成了战略文件，阐明了彼此的定位，中印也需要在新形势下思考彼此在全球和地区战略的共同利益和立场，阐明并沟通清楚彼此的战略定位。战略意图和政策上的清晰了解，有助于二者进一步包容彼此、化解分歧，这一过程取决于双方的相向而行和共同努力。
移动支付市场的“三方大战”，或者说更多市场主体加入的市场战——战必须要讲规矩和规则，不能逾矩和失范。至于让利、打折、送礼等等，这些吸引客户的市场营销，无论是苹果和支付宝的“周计划”，还是微信支付的“月计划”，只要没有陷入恶性竞争，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政策“适度”，而运作“失度”，导致市场“无度”，是产生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未能把握好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度”所致。我们经历的火爆房市和过山车般的股市，无一不是由于“度”的把握失控所造成的。所以，“把握好度”至关重要。
目前，鲁哈尼在伊朗国内民意支持率很高，但是面对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支持的革命卫队和保守派的地位又十分脆弱。一旦美国制裁伊朗革命卫队的法案获特朗普批准，无异于置革命卫队和伊朗经济于死地，鲁哈尼和他的政治资本——伊核协议的地位将遭到质疑。这是伊朗核协议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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