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刊于2020年第1期《理论学刊》。

近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情况会谈融洽顺畅。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贸易摩擦虽不会停止，但中美经贸合作才是大势所趋。上期，人大重阳君与您分享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2020年第1期《理论学刊》发文《中美贸易摩擦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上篇，本期将与您分享文章的下篇。

从地缘政治经济看中美经贸摩擦

21世纪初以来，伴随互联网、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世界成为“地球村”。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美国的相对衰落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远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作为单一学科不足以完整解释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现象，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融合的大时代已经到来，地缘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作为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地缘政治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理论框架，学科内部还存在不同研究范式，但其分析问题的价值日益凸显。

（一）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看中美经贸

地缘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讨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地理学与国家外交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重点研究国家政治行为及其与地理、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学有拉策尔路径和契伦路径两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作为地缘政治学鼻祖，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把国家作为有机体与生存空间的统一体，拉策尔路径认为，地缘政治应以区域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权力的变化。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1917年在《论国家》中提出地缘政治学概念，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空间的有机整体来认知的科学。契伦1914年在《现代的诸列强》中指出，国家为获取生存空间和竞争而采取政治行为，国家行为取决于竞争力。契伦路径认为，地缘政治学把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国家作为有机体可以扩张。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中美经贸摩擦是作为霸权国家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针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打压。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认为两个大国之间最后甚至要动用武力解决争端。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的发展，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

从美国历史来看，无论是针对曾经的苏联，还是曾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甚至欧洲，美国都同样采取贸易战甚至冷战来进行打压。从美国战略安全报告来看，美国对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打压体现在对中国的定位转变，把中国从潜在竞争对手的定位更改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美国不仅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不仅通过台湾旅行法案且继续对台军售，近期又分别通过了西藏、新疆和香港等法案。美国不仅通过地缘政治手段来针对中国，甚至还要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二）从地缘经济学理论看中美经贸

在地缘政治学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地缘经济学，地缘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间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的经济动因。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各国利用地缘优势参与其中，推动实现区域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在此背景下，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为解释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地缘经济学有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三种分析范式。美国学派认为，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各国的经济合作逐渐加强。国家应当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如贸易、金融等，通过经济竞争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意大利学派认为，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地缘经济学。国家间依赖性与合作性增强，大国博弈背后更多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俄罗斯学派分两种模式，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和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科切托夫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涅克列萨提出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 。

地缘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世界大国都把战略目标放在经济利益及提高经济地位上。美国学者提出要放弃以军事实力称霸全球的手段，转向以自由贸易、国际投资等经济手段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由此发展出的地缘经济学，是以经济利益、关系、手段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手段作为国际关系主要理论的学说。

冷战结束后，在地缘经济学的带动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各国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表现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东盟经济一体化、北美经济集团化等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地缘经济学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包括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主导权的争夺、对高科技人才与知识的争夺、对能源与原材料的争夺和对经济运行规则制定及修改权力的争夺。20世纪的地缘经济学主题是美国、欧盟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赛。

从地缘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可以发现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员，也位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只是中国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美国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由此，中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能持久。美国此前通过冷战等各种方式打压崛起的第二大经济体，“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在全球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三驾马车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就改用贸易、金融等经贸摩擦手段来获得美国想得到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

（三）从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美贸易

地缘政治学研究地缘区域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地缘经济学研究地缘区域与经济权力间的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学则是二者的交叉学科。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打破了传统二分法而融合发展起来，极大促进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地缘区域、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三者间的关系。由此，地缘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如何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通过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来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致力于解释地缘区域、政治权力与经济战略间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二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国家与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地缘区域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其特殊性在于此区域能够衍生出政治权力，特别是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战略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地缘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区分是自然地理区域还是人文地理区域、是民族国家还是某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及划分地缘区域的标准。其次要研究地缘区域的政治权力，即通过各种途径在地缘区域内建立政治权力，在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始终假设此地缘区域内具有特定的政治权力，这是建立地缘区域与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逻辑起点。最后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战略之间的多维互动，即特定地缘区域的经济政策怎样，特定的经济战略能否为地缘区域带来相应的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获得又是如何影响地缘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始终建立在地缘区域、政治权力与经济战略之间多维互动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三者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才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分析范式。

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和库拉斯纳等人提出的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当一国具有卓越超群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时，霸权国家必然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一旦霸权国家经济地位下降，并逐步丧失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时，往往从自由贸易退出，转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从美国崛起英国霸权衰落的角色接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主要工业国家采取的是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1651年，英国出台著名的《航海法案》，这一保护贸易的立法旨在重创荷兰的商业，并最终削弱荷兰的经济 。从本质上看，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

（四）从地缘政治格局视角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试图快速达成美欧自贸协定但说易行难。美欧在诸多产业存在直接竞争，不仅在汽车、航空领域是如此，而且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亦是如此。20世纪美欧贸易摩擦频繁，而且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把白宫网站的TTIP删除了。美国挑起贸易战后，曾明确表示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国家可以豁免征收25%、10%的钢铝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中美、美欧贸易摩擦正酣时出访美国，与特朗普面谈三小时之后就表示美欧和解，并宣布美欧朝着“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自贸协定方向努力，有人因此乐观地认为美欧自贸协定会迅速达成。美国要与欧盟达成所谓美欧自贸协定其实是想联合欧洲一起对付中国，但实际上，美欧贸易摩擦不仅没有消减反而继续增加，显示美欧自贸协定难以短时间达成共识。

美国还试图加强印太战略以对付中国。近年来，美国开始重视印太战略，企图将印太战略作为围堵中国的工具。但美国不但面临23万多亿债务高企的压力，而且其大幅减税又带来了财政收入的下降。在国内债务高企到政府都要停摆的情况下，要拿出资金也恐怕只能“画饼充饥”。2018年美国仅拿出1.13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印太战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笔资金恐怕连杯水车薪都不能算。所谓美国支持印太战略，恐怕有名无实，并无资金等实力来支持。

亚太地区不仅是世界重要生产基地，而且是全球重要消费市场。在过去30年中，亚洲经济总量从占全球的10%提升到3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亚太地区不仅有中国、印度等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世界十大港口九个在亚太。受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增长的影响，印度洋太平洋重要性凸显，发展成为世界最繁忙的贸易走廊。世界上2/3的海运石油及1/3的大宗商品通过印度洋，而全球50%的集装箱和70%的石油产品也要途径此地，其中霍尔木兹海峡及马六甲海峡分别控制着40%的全球原油和全球贸易。

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将超越美国深为担忧。在此背景下，印度洋及印太经济地位的大幅上升逐渐引起美国重视，因此美国倡导印太战略，并要藉此来发展和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中美贸易摩擦也是来自美国的“接触与遏制”，美国企图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与贸易投资，借此实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目的。

（五）用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经贸摩擦被特朗普政府用作解决其国内难题的工具和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问题国际化。美国将国内无法和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推卸到中美经贸头上。二是美国问题中国化。典型表现就是利用纳瓦罗《致命中国》等将其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统统归罪到中国。三是经贸问题政治化。特朗普总统不仅要利用给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解决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而且在大选中将中美经贸问题作为赢得选民的重要政治工具，不断将中美贸易摩擦引向深处，通过贸易摩擦来不断争取选票，以期赢得选举。另一方面，将中美经贸政治化，体现在不仅挑起中美贸易战和加征关税，而且在中国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发力，此外还加力推动印太战略，扩大和深化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角关系，试图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其一，中美贸易摩擦是为了选举等政治利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贸易摩擦采取关税手段以及301调查、投资限制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从美国国内来看，主要为使特朗普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为连任铺路，也借此转移国内视线。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美方目前制造的贸易摩擦导致亚洲的韩国等以及欧盟各国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一定冲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贸易保护措施最直接的好处是给特朗普政府连任带来铁锈区和农民的选票，而这些铁锈地带的选票对选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由此，特朗普政府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惜破坏G7峰会，力求最大化所谓美国利益。

其二，中美贸易摩擦从战略目标看是为了遏制中国。中美关系没有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魔咒。从国际来看，美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纳瓦罗直言中美贸易摩擦直指中国制造2025。但是从两国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间的位置，具备劳动力优势，且不断巩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不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在全球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且美国城镇化率高企，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由此中美经济结构具备高度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不仅不应限制中国的发展，反而应该支持中国的发展，这样才有助于节约成本，促进美国的福利提升。

从国际贸易以及美元的地位来看，美国制造种种贸易摩擦，并不能根本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更何况作为世界货币，美元要流到世界各国，就必须保持贸易逆差。WTO前总干事拉米认为，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于削减贸易逆差无济于事，这从美国数十年来的不停打贸易战而贸易逆差没有削减也可得到证实。而且美国在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之后也会带来美国贸易保护的边际效益递减。

其三，中美贸易摩擦从全球来看是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已开始把中国作为其头号敌人。在美国发布的国防安全报告等报告中，将中国由潜在竞争对手提升到战略竞争对手地位，而面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力量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包括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打压。此前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如今甚至发展到中美军事成为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器。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尽管大国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这种行为模式在美国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

特朗普政府制造贸易摩擦，一方面在于遏制他国崛起，另一方面也源于近20年来美国的国力相对衰落的事实 ，希望推掉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尽管减税带来刺激效应，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持续向好，失业率也低至3.5%的50年来的最好水平。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长期来看，美国的相对衰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就已开始。这也是美国不停退出TPP、TTIP、TISA和NAFTA，还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深层次政治经济原因。为促进经济增长，美国不惜放开煤炭开采，放松金融监管，压减多德·弗兰克法案，2019年更连续三次降息，对内全力刺激经济增长，对外则将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从政治、经济、贸易、金融、汇率等方面限制打压。

中美贸易摩擦应对之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贸合作才是大势所趋。中美贸易逆差是长期形成的，是由相对固定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及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并不能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解决。贸易摩擦无助于削减贸易逆差，而只能消减中美双方利益和世界的福利。在世界经济刚从金融危机走向复苏的背景下，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启国际贸易引擎，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只有在支持WTO多边贸易主渠道的情况下推进WTO改革与完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回归WTO多边贸易主渠道，中美两国才可能合作共赢。面对美国不断挑起的贸易战，中国应当积极应对。

尽管目前已达成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但是要看清楚这背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临国内弹劾及连任选举关键时刻的政治考量。经济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2019年三季度GDP仅增长2.07%，跌回2016年的增长水平，而面对不断下滑的美国经济，以及上千户农场主的破产，为维护票仓赢得选举，特朗普总统必须停战。要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加强与货物贸易大国和市场潜力最大的中国的经贸合作无疑是必由之路。而中国应紧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

（一）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都是重要秘籍。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要进一步实现高水平、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而制度型开放正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基调和显著特征。我国新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就从法律上保障和促进了外商投资。中国不仅要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深化合作，更要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深化合作。坚定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以开放促改革，稳定扩大对外开放，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拓展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深度，不仅在制造业领域，更要在金融、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及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要抓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空前重大历史性机遇，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通过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做大做强中国实体经济，从而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通过沪伦通等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互联互通水平。而在中国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的同时，更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重要转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外开放中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不仅要在价值链上转向中高端，也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跃升。

（二）做大做强中国自己

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要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发现中美经贸关系的底线，无论何时中国都不应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招数和遏制所影响。现在的美国为了维护美国利益第一，甚至不惜与盟国乃至小国打贸易战，锱铢必较；为了保持美国第一，更是与第二大经济体为敌。回顾过去，在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及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2/3，美国感受到其霸权受到挑战时，也曾同样对这些国家开展贸易战。由此，我们对于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必须要做好长期准备，保持战略定力。不管美国与多少国家达成协议，只要其坚持本国利益第一的政策不变，美国这些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都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难以遏制中国发展。因此，中国要坚定发展经济，坚定科技创新，坚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经济还有巨大发展空间与潜力。以数字经济为例，美国数字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8%，而我国数字经济占比仅为33%，数字经济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充分发挥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比较优势，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与经济，实现企业的数字化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三）加强自主创新、坚持科技立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科技战也是重要内容。美国以所谓贸易摩擦为由，以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案例为借口，对中国领先的5G等高科技进行限制、打压和遏制。美国不仅对中国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而且还利用瓦森纳协定等，联合多国限制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方还列出了数百个限制贸易的中国实体名单，进行原料、软件出口限制等科技打压。对此，中国要特别坚持科技立国、科技强国的发展道路。首先，要加强科技和软实力的自主建设。中国要紧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强科技软实力互联互通建设，不仅在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也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其次，创新科研体制机制，释放科研能力。发挥我国在全球研发人员最多、专利申请量最多、科技应用场景最多的比较优势，将其转化为科研的长期优势。再次，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强产学研用并进。不仅要加强研发投入，更要从教育和科研入手，加强基础教育与基础科研，加强应用研究，推进政产学研用共同发展。最后，推进现代科技国际合作。得道多助，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科技普惠化、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与各国构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务实推进经济全球化。

（四）坚持合作共赢

首先，中美摩擦不仅表现在贸易层面，更在于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遏制。如前所述，纳瓦罗剑指中国制造，就是美国在高科技等领域遏制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我们要从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认清其实质，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丢掉幻想，在竞争中寻求合作。

其次，只有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看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阶段及成果，才能清醒地认知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战略性。我们当然乐见中美经贸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并期待推进第二阶段谈判，但双方应当在相互平等和尊重对方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互惠互利谈判，所达成的也应当是有利于中美双方的协议，而不是维护美国第一的协议。在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并不会改变，美国对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打压更不会停止。我们还要做好与美国进行长期经贸摩擦的准备，让合作的归合作、竞争的归竞争。我们对美贸易摩擦的解决需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防止美方以所谓贸易战为由，打击我国科技、金融与汇率，甚至政治。

最后，坚持与美国在双多边层面合作共赢。中国要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WTO、UN、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当务之急是要推动WTO的164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尽快恢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并进一步推进WTO的改革。中国既要努力减少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双边贸易摩擦，也要加快RCEP的谈判，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强中欧经贸合作，挖掘金砖国家之间和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贸合作潜力，特别是要加强和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经贸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国内的开放，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经过两年的经贸摩擦，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已跌落到欧盟和东盟之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必将更加多元化。

中美经贸合作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投资金融合作，而且无论是在农业、能源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中美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而不是切分蛋糕。事实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害。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只有加强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才能推动世界经济回到正常轨道，避免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才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才是世界发展的长远之道。

（五）在扩大开放合作中严控风险

首先，中美贸易战将倒逼中国加快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不过在此过程中需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节奏方面控制风险。我们既要坚定自己对外开放的脚步，也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次序、节奏，在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控各种风险，尤其在金融业加快开放之时，需要坚守底线，确保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稳妥推进金融与汇率等改革。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中国要主动作为，在第二阶段涉及国有企业等谈判时努力掌握主动权，将解决中美贸易战与推进我国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协同推进。

其次，要在坚定防控风险的同时有所作为。针对美国的无端指责和无理要求，中国应在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在知识产权方面，针对美国提起的贸易保护程序要积极应对。要协调处理好中美贸易与服务业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市场的牌打好，在斗争与合作中加强中美经贸各领域合作。

最后，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要以实际行动“修路架桥”，促进互联互通。这不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而且也将带来与各国共享发展的重大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助于为国内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支持，而且也有助于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进程，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贡献中国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