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培生系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2日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重磅推出“百年大变局”主题系列直播讲座，3月25日晚，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姚培生主讲“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角色”，分析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彰显的大国担当精神，以及世界大变局中中国的多重优势。以下为直播视频及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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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先冲击了我们国家，现又在全球疯狂蔓延，如同一场世界战争，有两方对阵：一方是在明处芸芸众生的人类，另一方是在暗处触角多多的病毒。令人恐怖的是，连专家目前都无法弄清病毒的究竟来自何处，它们有多大威力？就像癌症一样，癌症的源头是什么，发展机理如何，至今仍是未知数。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领导人向世界宣布，他们要在20年内攻克癌症。苏联领导人当时也宣布，他们要在20年内攻克欧洲流感。然而50多年已过去，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我2000年在拉脱维亚工作时感染过欧洲流感，将近一个月高烧不退，痛苦万状。没有特效药治疗，凭着自己强健的体魄，幸免于难。这次新冠病毒已成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一方面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同时又是一面镜子，照出谁是仁人君子，谁是势利小人。

中国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彰显大国担当精神

第一，中国最高领导心怀天下。在指挥国内抗疫的同时，习近平主席与多国领导人进行频繁的外交互动。到今天为止，习近平已与外国领导人进行了近40次外交互动，包括接待来访，互通电话，致函致电，发慰问信。通过这些外交活动，习近平主席一方面向在道义上行动上支持中国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真诚愿望。他特别指出，“战胜疫情关乎各国人民的安危，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在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积极开展防控国际合作”。总书记对世界发出的声音和提出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第二，中国又顾内又顾外。在我国疫情最吃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的一次国内会议上明确指示“要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要与相关国家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迄今，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援助；还派出专家团队到意大利、伊朗、伊拉克、塞尔维亚帮助抗疫。我们对意大利的卫生援助行动在世界是首次，引起了世界的热议。欧洲国家医疗卫生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在全球名列前茅，没有人料到欧洲此次成为新冠病毒的重灾区，意大利竟处于恶浪的漩涡中。有少数网民对援助意大利有些看法，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援助原则是人道为上，“有援无类”，哪有需要，哪有灾情我们就需要去援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１月日内瓦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就强调，“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持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 总书记当时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国在应对重大国际危机时站在道徳的制高点。反观西方的一些政客、当权派、还有一些媒体嘴上一直说人权至上，民族自由。但自从发生新冠病毒以后，特别是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们幸灾乐祸，不顾事实，妄加评论，没有表示出对中国的同情，他们无视人权和人命的冷酷本性暴露无遗。

第三，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起抗疫到底。我国境内抗疫已显胜利曙光。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即将成为现实。但是当前境外局面非常复杂严峻，我认为，中国胜还要等待境外胜。境外不胜还不能算中国完胜。最近境外输入病例的事实对我们敲响了第二次警钟。我认为，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彻底消除病毒，仍会对全球构成隐患。病毒确实很可怕，但我们发现，更可怕是人们的麻木和无知。我看到过一个消息，欧洲一个国家在政府宣布封城后，有些民众居然还打着“还我自由”的大标语，上街抗议政府的决定。那些过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生活的人做出此举实属正常，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他们也应该醒悟了。

抗击疫情蔓延更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

第一，自从抗疫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建立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此次抗疫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毎个国家，从高层领导到普通民众都要应有忧患意识。传染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习近平在2017年1月的日内瓦讲话中列出了人类面临的多种挑战和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重大传染性疾病”。最近200年来，人类已征服了少数几种传染病，但仍有多种目前尚无办法对付，登革热、瘟疫、禽流感等基本每年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最终要的是注意防控、始终保持警惕，这才是有效应对之策。

第二，建立人类卫生共同体应列为国际社会的优先目标。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多个领域和重大问题，包括经济、金融、消除贫穷、减少热点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摈弃冷战思维，等等。这些难题都要国际社会共同讨论协商解决，并分别建立各个领域，各个问题的共同体，建立共同合作机制。此次疫情证明，尽快建立一个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全球有效机制恰是时机。因为新冠肺炎不会是威胁人类的最后一次，以后可能还有类似甚至更厉害的病毒。因此国际社会应在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的领导下尽快采取实际步骤。

第三、中国与世界已融为一体，中国多重优势无人可代。习近平2018年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其中后两句话10个字诠释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这是此论断的核心所在，现在中国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同时影响着中国。进而言之，没有中国的世界已不能想像，中国离开世界也不可能。习近平在日内瓦和其他一些场合还讲过，“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个“更”字，充分说明我们中国在世界的分量。

但是世界上有人对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担当的角色非常嫉妒，他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这次疫情中那些造谣诽谤汚名中国的西方政客和媒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中国人心里自然清楚，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知道美国政客的用心。以色列著名汉学家尤里·派内斯3月20日在《国土报》网站上撰文说，“西方媒体充斥着对中国毫不掩饰的敌意，每个问题都被说成是其政府无能的证明。伴随这一切的是希望看到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垮台的心态。”派内斯的观点一针见血，直中要害。他接着又说，“这场危机不但打不倒中国，反而有可能加速中国成为主要全球大国的步伐。”我认为他是很有见地的。

肯定地说，中国绝不会被压垮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有两次成功突围，中国共产党已具备了特有的抗压能力。第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战争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成功突破蒋介石的长期围困，积聚力量，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突破西方遏华势力的长期封锁，通过改革开放，领导人民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应当说，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震惊了西方世界，为国际格局的变化贡献了中国的一份功劳。大家都记得，1989—1990年，东欧苏联的执政党纷纷放弃领导权，天下大乱，西方幻想看到中国也出现这样“热闹”的场面。在苏联东欧执政党垮台的时候，西方世界特别是那些西方的强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制裁封锁。面对国际重重压力，中国不但未倒下，反而还发展成世界一极。这个世纪性转折已载入史册。历史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已无人能撼动，中国的制度优势将长期发力。这个优势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相信这个优势不会丢，也不可能被别人替代。

除了制度优势，中国的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已形成的经济体量不可能迅速收缩，中国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和加工厂的双重地位无人可代。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中国，特别是世界经济的走向。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冲击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光是对中国，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冲击，现在很难估计这个疫情到底会带来多大损失。每天国际股市的跳动，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搞得人心惶惶。疫情肯定会对我们的冲击，这不可回避。但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加工厂这两个优势是我们独有的资本，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体量，不用过分担心经济会垮掉。

第三个优势是中国民众吃苦耐劳传统没有丢失，失去的时间将会追回来。我认为，国内疫情过去以后的恢复应该是很快的，我们的创造性、能动性是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我在国外工作时，一些朋友经常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勤奋耐劳？因为有些国家的吃苦耐劳精神确实不如我们。我回答说这个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是自然造就的。中国大部分的地方自然环境并不好，“上有天堂下游苏杭”，苏杭就两个城市，而且占中国很小的地方，其他地方如东部、西部、沿海，浙江、福建都是山地，老百姓需要和自然抗争，付出更多努力。就如种地那样，不吃苦耐劳，不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就很难取得丰收。所以，吃苦耐劳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下该当什么角色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开始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在世界大变局中把推进共同体建设作为主要使命。当然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认为有条件先做好如下两件:

第一，坚持扩展“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不动摇。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标志着这个平台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习近平最近同意大利总理孔特通电话时倡议国际社会合作打造“健康丝绸之路”，这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空间。我想这里稍提一下我们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情况。习总书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通了电话，两国都一致同意继续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的合作。中亚国家虽然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缺乏，但在此次疫情中，他们的敏感性很强，防控反应速度较快，比如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与我们有1700公里的共同边界，国土面积有272万平方公里，略小于印度。该国在12月得知我国内出现疫情后，1月3日就迅速开始应对准备：先在所有州中心准备了接收患者的病床，政府拨出巨款为医护人员和在密集场所(机场、车站）工作的人员购置医疗防护用具，并很早就对境外疫区的哈萨克人员实行检测和隔离，目前已实测到72例感染者，至今为至尚无病亡案例。其他四国预防措施也都较迅速，这与一些反应麻木的欧洲国家形成明显反差。中亚地区是我陆上丝绸之路西行的第一区，在共建中亚“健康丝绸之路”问题上非常容易达成共识，取得成效。

第二，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瓶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倡导绿色发展问题上，中国应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利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不断发声，呯吁改变破坏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此次疫情发生不排除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关。我们应联合国际社会，用尽一切努力和手段把最大的废气排放国美国拉回《巴黎气候协议》。现在大气层已经一塌糊涂了，美国不参加这个协定继续大量地排放，不仅是自毁家园，还毁别人的生存环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慨，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  所以，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应该迫切采取实际行动，我们都应该花更大的力气。

问答环节

提问：特朗普对中国防疫言论有了很大改变，并对中国防疫表示肯定，如果特朗普向中国求助我国会采取何种措施？

姚培生：我认为，特朗普的改变是应该的，他原来说的话是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我国的防疫应该得到肯定。如果他要向中国求助，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提供的。

提问：2017年，国家提出携手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愿景，请问“健康丝绸之路”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成果是什么？在这次战疫中，两者发挥的价值及暴露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姚培生：“健康丝绸之路”是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来的，以前我们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这个问题自然会列进去，如果建立这个共同体，中亚老百姓也会欢迎。中亚有一些疾病影响了很多老百姓的健康，比如他们的水质不好，含氟量很高，所以对他们的肝脏损害很大。这次在全球抗疫中，我前面确实讲了哈萨克做得不错，其他国家做得也不错，更可贵的是，第一时间都向我们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

这次疫情是个坏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至少增强了大家的忧患意识，不管以后是什么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我们都要及时应对，共同应对，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病毒是没有国界的，也不分贫富。

提问：这是一场制度的大比较、大竞争吗？

姚培生：我们的制度优势已经看到了，如果这次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有力地组织这场抗疫，那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个制度适合中国，而且它有效，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制度优势可长期发力。

提问：这次疫情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姚培生：我认为正面、负面影响都有。负面的影响方面，如现在的产业链都比较完善，中亚有很多大项目，比如我们跟哈萨克斯坦有50多个合作项目，这是习总书记2013年提出共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后，2014年双方达成的共识。现在由于疫情，具体最近我没有去特别了解，大概的情况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合资项目，我们的技术员现在过不去，他们的人也过不来，暂时的影响肯定有的。

正面的影响方面，我认为也不可低估。有利的方面，中亚和我们一起建立健康丝绸之路这个共同体，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非常干净的国家，它是山地国家，生态非常好。在这方面，它的生态农产品可以向我们直销，我们在旅游方面可以和它做更多的事情。

提问：此次疫情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近期中美经贸关系走势如何？

姚培生：这是个大问题，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只讲一点，有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说我们挑战美国，我们挑战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发展取得的成绩那是我们自己靠双手，靠拼搏得来的。我们取得的成就，美国人民应该感到高兴而不应该“吃醋”，你不能自己发展，不让别人发展。我们从来没有挑战过美国，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要去挑战美国。

中美经贸关系走势如何，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中方，也不完全取决于美方，还要取决于国际合作态势。因为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分不开谁。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尽快地走上正轨，特别是经贸关系，这对双方有利，特别是对双方的老百姓有利。

提问：有一种说法，意大利死亡率居高不下，除了意大利老龄化社会和医疗资源有限外，还与意大利的宗教信仰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姚培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系。但有一条，我在媒体上看到的，很多死亡的意大利人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很多人死在家里了，这是很悲惨的，医疗资源的局限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少有这种疾病，没有发生，当然大家不会花钱去做这个问题，缺乏忧患意识。但这次疫情恐怕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我们希望意大利的疫情尽快结束，我们的援助人员、专家也日夜跟他们探讨，指导他们抗疫。

提问：将来全球治理会在流行病方面加强哪些合作，其中希望哪些国际机构可以发挥作用？

姚培生：这个问题我刚才基本上讲过了，流行病的问题要合作的方面也是很多的，因为这实际也是大科学的问题，比如疫苗、防护服装等，这次中国防护方面有了很多创新，抢救病人用了一些新方法，我们这些经验以后也可以跟别的国家分享。所以，加强流行病全球治理方面首先是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只有世界卫生组织是不够的，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提问：疫情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会有较大的变化吗？

姚培生：我们不会利用疫情来抬高自己，因为抗疫是大家的事情。但在抗疫方面的贡献，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不光是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文化方面以及安全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努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

提问：如何理性看待不同国家的不同防疫措施，我国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姚培生：各个国家因为地理位置不同，人口构成不同，体制也不同，无论是防护方面还是药物方面的做法都千差万别。不管哪个国家发生疫情，我们首先应给予同情，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所以，我希望媒体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事儿，一是详细客观地报道这些国家的抗疫情况；二是宣传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医务人员这种献身精神，医护人员的事迹真是非常感人，应该给他们都写在记功簿上，最后，其他国家做得好的方面，我们也要宣传。（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