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He Yafei）系原外交部副部长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31日中美聚焦。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给各国公共卫生体系、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都带来严峻的挑战。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以来，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复杂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层出不穷，地缘政治的矛盾凸显，都让各国深感困惑。其间，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及社会治理的不同影响，一直是各国特别是政府和学者反思对比的重点。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千差万别，再次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对于应对包括Covid-19在内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的重要性。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世纪末颇有远见地把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围绕各种网络而建立的体系”。近年来，至少有两件事引发各国对全球供应链这个至关重要的世界经济网络的担忧：

一是美国推行对中国的科技“脱钩”和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特别是对华为5G设备的抵制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阻扰；

二是最近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暂时脱节，使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本市场剧烈动荡，股市债市双双下跌。

一战结束后，西方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到来启动了第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化驱动资本、资源、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在此基础上各经济体借助相对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了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并在其中占据不同位置，于是就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愈深的全球供应和消费市场。

在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由于历史原因、自然禀赋、经济体量、人口规模不同，各经济体情况大相径庭。一些国家凭借自然资源、核心科技、体系垄断、市场规模等优势，掌控了全球供应链和各类网络的“节点”（Hubs），并形成与之匹配的竞争力，从全球化的获利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美国二战后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先后以金本位和石油本位确立美元霸权，主导世界金融体系。1970年代建立国际金融交易体系“环球银行间金融通讯协会”（SWIFT），构建美元清算体系，牢牢掌握全球资本流动，至今未见松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浪淘沙留下的全球互联网巨头不会超过十家。21世纪头十年，云计算就集中在亚马逊和微软等若干大科技公司手中。现在，人工智能成为高科技新宠和竞争的焦点，哪个国家掌握先机，就能占据经济、军事战略竞争和新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

美国正是利用其对全球金融供应链核心“节点”的控制，把美元体系“武器化”，肆意制裁偏离美国模式或者不听话的国家和企业。在美国财政部眼里，现在最有效的武器并非航母，而是金融制裁。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执行能力，迅速启动从国家到基层的公共卫生应急反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控制了病毒的蔓延。同时，中国政府及时出台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超常规、阶段性支持政策，如加强信贷、减免企业税收，千方百计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也稳住了外资基本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把各国逼到经济金融崩溃的边缘，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阻击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在国际舞台特别是G20平台崭露头角，发挥了全球性大国的作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这次面对Covid-19施虐，中国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能力，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

与此同时，各国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采取了控制措施。目前，意大利、伊朗、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疫情趋于严重，不少国家提高了应急处置的层次和范围，下一步新冠疫情如何发展尚难逆料。迄今各国应对Covid-19措施有不少差异，结果各有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国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时，是否有效有力、有条不紊，是否有动员能力和做出牺牲的准备。

从现实情况看，各国就Covid-19采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确实部分限制了生产要素包括产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凸显“灰犀牛”、“黑天鹅”来袭时，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一些重要“节点”的脆弱性。目前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即所谓“中国因素”的供应链风险。虽然各方对全球供应链暂时遭受冲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但从长远看全球供应链能否经受考验，人们显然会产生忧虑。

据统计，《财富》1000强企业中，163家企业在中国拥有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938家企业使用中国第二级供应商作为其第一供应。上海美国商会对长三角地区的109家美国制造业企业做了调查，1/3的企业认为，如果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它们就可能把业务迁出中国。

实际上，自美国执意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推行与中国的科技“脱钩”以来，一些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已经开始担忧，一旦两国较真起来，全球供应链长期看是否真的可靠？

Covid-19来袭进一步暴露出，当危机来临时，全球化框架中有利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相互依赖”，有可能变为参与方的“锁链”，各方因对“节点”长期依赖而不知所措。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加上资本市场动荡，各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风险陡然上升。这些现象不得不使一些国家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深层次问题。为保世界经济安全，如何巩固和调校全球供应链，使之适应公共卫生等新非传统安全挑战？适当调校重组供应链，需要考虑建立平行或自成体系的供应链吗？也就是上下游是否需要有替代方案（Plan B）吗？这也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龙头需要认真研究考虑的大问题。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早已下手寻求对中国的“脱钩”，特别是科技封锁。如今，一些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利用Covid-19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暂冲击，鼓噪国际经济格局和供应链的重构，为继续其对华“脱钩”战略寻找“依据”。

国务卿蓬皮奥和商务部长罗斯等美国官员，开始是借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鼓动美国制造业企业离开中国、回归美国，之后是以供应链出现临时断供为藉口，继续推进“脱钩”战略，敦促美国等西方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通常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范畴，在全球供应链中参杂了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打压、遏制的地缘政治考量，是十分有害的危险举动。虽然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政策在真正全球化的框架内难以完全实现，但倘若以地缘政治来“毒害”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也会脱离正常的轨道。

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各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也引发了对不同的制度和模式利弊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有专家学者推出“资本主义冲突论”，把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定为“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世界”，社会主义已经“皮之不存”，认为两者均属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在承认前者有经济增长较快特点的同时，突出后者包含的自由民主要素，抹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称之为压制个人自由。如果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么美国在冷战结束时宣称的世界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终结”和美国一家“傲视世界”的时代将长期持续也依然站得住脚。这显然与历史发展潮流和现实背道而驰。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沃伦等不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提出的竞选纲领也含有大量旨在消除美国社会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内容”。

看来，关于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在其中作用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当拭目以待，同时需未雨绸缪，对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及其方案做深入思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