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3月30日界面新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日前撰文指出，在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和未来还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们应当从过去“保增长”的数字目标转向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底线管理”。

他指出，根据1-2月份的经济数据进行较乐观地测算，一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大约为-5%到-10%。即便从收入法来看，下降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季度经济负增长无疑。

刘元春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年GDP增长要达到6%，意味着接下来三个季度的平均增速要达到9%以上，个别季度要超过10%；如果要全年GDP增长达到5.5%，就意味着未来三个季度的平均增速要达到7.5%。这种路径是否能够实现，实现了是否会产生强劲的后遗症？这需要科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今年1、2月份政治局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通稿没有再提“完成’十三五’规划”，通篇也未出现“十三五”字样。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是脱贫攻坚，而“十三五”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通常所说的“两个翻番”。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要实现GDP翻番的目标，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至少要达到5.5%。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重创，给国内增长前景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是通过强刺激“保目标”，还是坚持“底线管理”、允许以较低的经济增速保就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刘元春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就国家治理来讲，没有提及“十三五”，并不等同于放弃了这一目标，只是有可能会淡化速度的概念。

“所谓‘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中国制定战略目标往往具有引领作用，有信心提振作用。”刘元春说，目标不能轻易放弃，但是，在追求目标的时候，也要遵循科学规律，根据不同阶段，确定不同任务，设立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根据刘元春的文章，本次超级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必须更加重视第二波和第三波冲击。

第一波冲击是疫情所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在这个阶段，疫情全面防控导致社会停摆和经济停摆，它所产生的短期效应已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内生性的，扰动性的冲击。2月份的我国大量宏观经济参数已经证明了经济社会停摆带来的直接损失是巨大。

第二波冲击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冲击才会陆续显示，其中最深远的冲击就是经济停摆之后重启经济运行必须实施“大推动”，必定带来严重的重启成本。当政府统筹安排复工复产、解除各类复工复产面临的瓶颈约束还不足以使经济循环常态化时，必须给予一个强大的外生初始刺激，特别是超级需求刺激以产生“破冰效应”，使得“停下的马车”克服巨大的初始摩擦力，在迅速启动中形成自我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波冲击就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休克停摆冲击。这个冲击将是史无前例、百年未有的。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全面向中国管控模式转变，世界经济出现整体性休克式停摆很可能在4-6月形成，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第三波冲击。这个冲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比第一波冲击和第二波冲击所带来的持续性和损失要严峻得多。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刘元春强调，无论目标是否调整，中国经济出现V型反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基于对“保目标”的判断，而是基于疫情冲击本身的属性。对于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短期停摆，只要复工复产和危机救助做得好，中国就不会出现系统性损失和基本面的变化，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他认为，接下去要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当前的“底线管理”必须保证疫情不再出现反复。二是复工复产阶段的“底线管理”必须强化经济循环在控制疫情的基础上畅通，防止出现经济循环的再停摆。三是在经济循环基本畅通的基础上，必须把保就业和保民生放在“底线管理”的核心地位，因为就业问题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最大的基础。四是在稳就业的同时，要防止局部债务问题和资金链问题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这些底线管理在未来必须要分阶段、分主次、分层级，不断累进实施。（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