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9年12月30日环球网。

核心观点：到2030年前后，印太超区域（Supra-region）有可能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既是全球强国“扎堆”处，又是列国斗争之舞台。届时，人们或将满怀欣喜（抑或无比忧虑）地看到：在环印度洋和环太平洋的广袤陆地、海洋与天空（太空）上，高新科技的可持续创新与大规模应用，巨大人口的聚集效应，政治-军事强国的相对集中，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与复杂民族矛盾的次第爆发，以及“远印太”地区（欧、俄、拉）的相对衰落等要素，共同加剧了上述地缘趋势的最终形成。

长久以来，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一直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争辩的焦点，同时也是国务家、战略家必须审慎应对、准确预判的重大挑战——因为任何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的战略擘画都必须建立在对最重要的宏观趋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

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维系了两个半总统的“单极时代”（unipolar era，从老布什第一任期后半段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但也正是在其权势的巅峰时刻，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一任期面对911事件所带来的紧迫挑战时，选择了一种代价高昂的应对模式——相继发动阿富汗塔利班战争与伊拉克萨达姆战争。作为这两场军事上胜利、战略上失败的大战的主要副产品，2008年发源于华尔街和两房债券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的全球霸权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历经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入世”亦有七年、GDP加速增长的中国已经崛起于世人面前。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全球有关“谁将是下一个霸权”、“世界权力的中心将移至何方”的大论战拉开了帷幕。

十年论战，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可观测、可比较的统一标准，有可能是造成论战缺乏效率的原因之一。而在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中，阎学通等学者提出了一个相对较有可操作性的“权力中心转移”判别标准：第一，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第二，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级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借助上述判断标准，人们在旋转的地球仪上做一粗略的扫描，似乎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印太地区。印太（Indo-Pacific）所囊括的范围并不十分明确。从最广义的角度看，只要是环印度洋国家（Indo-rim states）和环太平洋国家（Pacific-rim states）都可以被纳入“印太超区域” （Supra-region）的范畴。

当然，美国方面给出了一个较为狭隘的印太地区范围，主要局限于印度洋东岸（包括南亚次大陆但排除了东非和中东地区）、太平洋西岸（包括东亚、东南亚、大洋洲以及美国自身，但不包括拉美地区）。无论是哪种版本，目前至少可以肯定的印太地区的六大力量：美、日、印、澳——特朗普所指称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以及特朗普版“印太战略”所针对的目标——中国，以及曾经在特朗普版印太战略中暂时缺席，而后又迅速占据重要位置且很快公布己方版本印太战略的东盟。

用第一条标准看，这六大力量几乎囊括了全球除欧盟之外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目前GDP全球排名稍逊之，但其人口基数、科技实力以及增长势头，让一些国际评级机构认为他们在2030年到2040年之间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日本的水平，也就是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此外，东盟、澳大利亚也是全球最为活跃的经济体。

在军事领域，美国即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赶超下，其经济霸权地位受到一定冲击，但其科技与军事霸主地位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都仍将保持一定优势。而中国、印度、日本无论在军费开支，还是在军队科技含量、综合实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军事大国。

用第二条标准看，显然，当前以及未来印太地区的形势将不同于冷战时期。当时，美苏两大强国在欧陆争霸，但欧洲在“铁幕”的分隔下支离破碎。所以那个时候“实力的中心”与“矛盾的中心”是分离的——前者居于欧洲的东西两侧，后者落在欧陆。而如今，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方回归。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戒备和打压的持续加强，以及这种趋势与美国国内政治议程、身份认同、舆论定势的大转变相互呼应、内外激荡，人们越来越忧虑地感受到中美长期对抗恐难避免——当然，或者用更加委婉、乐观的说法是“竞合”（coopetition由竞争competition与合作cooperation两个英语单词合并而成）。

诚如是，且考虑到两个重要事实——a.美国在中国周边存在若干组双边同盟等重要安全安排，b.中国在美国周边/太平洋东海岸缺乏战略支撑点——那么“矛盾的中心”也将局限于太平洋西海岸，也就是从阿留申到曾母暗沙、从钓鱼岛到关岛之间的辽阔海域。如果再考虑到特朗普版印太战略对将印度纳入其反华统一战线上的不言自明的强烈战略企图，那么上述矛盾的中心或许还将顺着时间与洋流，穿越南中国海，再穿越马六甲海峡，继续西移。所以，在当下的印太大国竞合案例中，“实力的中心”与“矛盾的中心”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到2030年前后，印太超区域（Supra-region）有可能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既是全球强国“扎堆”处，又是列国斗争之舞台。届时，人们或将满怀欣喜（抑或无比忧虑）地看到：在环印度洋和环太平洋的广袤陆地、海洋与天空（太空）上，高新科技的可持续创新与大规模应用，巨大人口的聚集效应，政治-军事强国的相对集中，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与复杂民族矛盾的次第爆发，以及“远印太”地区（欧、俄、拉）的相对衰落等要素，共同加剧了上述地缘趋势的最终形成。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Indo-Pacific reckoning, st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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