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一  引言

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社会变迁与国运兴衰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现代金融学逐步传入中国。金融学是对金融实践的总结，但对于中国而言，情况则有些特殊。现代金融学在中国的起步与中国本土的金融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国人最初接触的金融学在很 大程度上是对欧美金融实践的总结。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金融实践，而是相对于西方，中国的金融实践被认为处于落后地位。正因如此，当时模仿欧美金融实践便成为推动金融进步的 方式，而基于欧美金融实践的所谓现代金融学当时就自然而然地被奉为圭臬或指南。从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以及此后不久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传入，加上20世纪中后期对苏联货币信用理论的遵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欧美主流金融学的流行，这一过程先后持续了一 个多世纪的时间。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金融学在中国其来久矣。自先秦时代起，中国人便有记叙和评价货币金融现象的传统。自《史记》中《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门记述货币经济状况以来，包含货币经济的专门部分便成为了历代官方修史的一种传统或者“标配”。自班固修《汉书》始，历代官方修史大都辟有《食货志》，且通过专条对货币情况进行记述。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平准书》末尾的“太史公曰”的部分，便是司马迁阐释其货币观点的一篇专文。

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货币金融实践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理论探索与政策思考，提出过不少著名的命题与观点，即便着眼于世界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其中也不乏首创者( 参见彭信威，1965; 萧清，1987; 张家骧等，2001; 叶世昌等，2003) 。诸如，《管子》(不论是属战国的还是属西汉的) 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和阐述了货币数量论;①西汉贾谊最早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后北宋叶适基于纸币与钱币流通重新加以强调，②前者的《谏除盗铸钱令》应当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讨论，而此后桓宽的《盐铁论·错币》则在很大程度上开了铸币权论争的先河;北 宋以著述《梦溪笔谈》闻名于世的沈括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观点;③元代许衡已经认识到纸币和通货膨胀是政府对人民的负债;明代邱濬已对劳动价值观点有朴素阐发;④等等。粗略看来，中国早期作者先后提出过极具中国特色的货币范畴，诸如子母相权、轻重、本末、虚实以及称提等等，这些范畴土生土长，是对中国千百年来货币实践的提炼与总结。遗憾的是，此后数百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落后于西方强国，上述货币观点渐次淡出世界货币理论的历史视野，从而未能汇流到近现代以来全球货币金融学创立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最终使得现代金融学成为一个中国货币金融实践及其理论贡献长期缺席的理论体系。

迄今，中国古代货币金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孤立且不无封闭的知识体系，缺乏与现代主流货币金融学的对接与融合，因此，中国古代货币金融思想在世界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历史中的角色，是一个尚待深度发掘的学术领域。不过，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虽然未能汇流到现代金融学发展的主流，但对于未来中国金融学的成长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找回或者重新站立于自己的货币金融思想根基，中国的金融学才会重拾融入现代金融学发展进程的脚步。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而且逐步树立了本土学人们的理论自信。特别是，中国持续四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并没有一味遵循主流理论范式的指引，而是在艰苦探索过程中走上了中国道路，其中涌现出了众多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故事。基于这种情况，梳理和总结这些金融故事无疑成为本土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金融学的本土化问题也就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试图着眼于西学东渐与本土化努力以系统描述和解析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梳理近代以降百余年来金融学在三次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第五部分讨论在新世纪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引起全球瞩目的背景下金融学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学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论部分，除了总结全文，还就如何讲述中国金融故事以及由此推动金融学的新发展等问题给出初步解释。

① 根据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考证，在西欧，1568年法国人让·博丹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货币数量论;威廉·戈兹曼(2016)甚至认为《管子》作者所阐释的“刀币者，沟渎也”的深刻含义，欧洲的哲学家花了2000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

②  直到1560年，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才发现这一现象并提出所谓的“格雷欣法则”。

③ 直到1691年，英国人约翰·洛克才首次提出此观点。

④ 有学者认为邱濬的劳动价值观点比英国人威廉·配第早了170年(姚遂，2012)。

二 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的引进与消化

对于中国，金融学成为一门学问乃至发展为一种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金融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属“另起炉灶”，与中国既往的货币金融思想几乎不存在任何联系。

既然金融学在近代中国的起步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借鉴和模仿“西学”就注定难免。黄达教授曾经考证过，“金融”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最大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因为那个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不少概念都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黄达，2001)。众所周知，日本是近代以来全面模仿欧美模式并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东亚国家。

不管是直接从欧美引进，还是经由日本传入，现代金融学在中国土地上踩下的第一批脚印都带有浓郁的移植或者“搬运”色彩，就如同现代金融业在中国的初创情形一样。从引进到消化再到结合中国货币金融实际，那个时期的中国学人想必走过了一段在摸索中前行的曲折路程。尽管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一时难以断定究竟是谁在何时将欧美货币金融学最早引入中国，但在20世纪的最初 25年间，一批名为《货币学》的外文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则证据凿凿。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似已开设货币银行学课程。另据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30年间，总共有将近40部货币银行类译著面世(张家骧主编，2001)，其中具有较大影响者如王怡柯编译自美国金莱(D．Kinley)的《货币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这本译著还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中国货币状况的内容，可谓货币金融学“中国化”为数不多的最初成果之一。

需要指出，货币金融学之所以在近代形成传入中国的热潮，首先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大势使然。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晚清以来大量国人走出国门、负笈欧美研习西学，其中不乏经受西方经济学正规教育者，这些人的学成归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货币金融学在中国的传播。在随后中国金融学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这种现象还将反复出现。

引进消化之后，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自立门户。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学习领会西学的进度与效率是如此之高，经过短短十余年时间的研习与师承，国人便开始推出自编的货币金融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间，国人共计撰写出版货币金融学著作133部(张家骧主编，2001)。从总体上讲，这些著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介绍和阐释西学中的货币金融知识及原理，从严格意义上讲，虽然是自编，但无疑具有浓厚的“搬运”成分，因此可视为此前引进消化过程的延续。

这种现象渐为一些志在为中国大学编写适用教材的学者所关注。比如，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曾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著作之一，他本人在该书自序中所发的一番感叹颇具代表性:“货币与银行为大学经济及商业学系学生必修科目，惟依著者多年的经验，迄无善本可供教授之用。西文原书可以供参考者虽然甚多，而均不免有缺点。英人所著，偏于一部分的精深学说，对于本学科的全体机构素不顾及。美人之书，虽可采作教本，但往往立论肤浅，读之索然寡味。且英美人著书偏重各该国事实，在我们中国人观之，并不十分重要。反之，中国现状，西书中亦无从探讨。因此，货币银行学书虽汗牛充栋，竟无一本可适用于我国教学者。”黄宪章在《货币学总论》(笔垦堂书屋1947年版)的自序中也谈及:在当时大学讲授的货币学中，中国货币学的书籍“大体都是抄袭英美货币学的理论体系，似不甚合货币现象应有的解释及中国经济的需要”，由此明确提出国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著述中也不乏结合中国货币金融实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开风气作品。在一批秉持中西结合、学以致用理念的学者的倡导与推动之下，自编货币金融教程需联系中国实际渐成一种风气。比如朱彬元编写的《货币银行学》(黎明书局1930年版)，系第一本由国人自编的同类教材，马寅初曾在序言中点出该书恰逢其时的缘由:“各大学虽有货币银行学之学程，然所采用之教本类皆欧美书籍，每觉详略失当，不切国情;是故教本之编著，实为亟需”云云。其实，马寅初早在1929年出版的《中华银行论》的自序中就已强调:国内大学货币银行学科“所选用的教材，固当取诸西书，尤当讨论本国事实，引举本国证例，庶于学理与实际，均能顾及，俾学者一读，不仅可得一种知识，即于基本学理所由生之环境与关系，亦可稍稍窥悉，此实著述家之使命也”。另如，滕茂桐的《货币新论》(正中书局1945年版)曾被评价为“注意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因而在执行经济政策上应有所区别，同时考虑到了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引自叶世昌等，2003)。此后，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一书中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深刻勾勒中国货币特性，由此彰显的货币理论“中国化”取向则更是自不待言。

近代以来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之所以一度出现货币金融学的繁荣景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兼具西学功底与国学修养的学者，如杨端六曾留学日本、英国，受过正规西学训练，同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熟稔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历史，所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也是该领域扛鼎之作。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现代银行业的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股票交易等金融实践，都在这一时期风起云涌，也给本土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条件。当然，中国的现代大学在这一时期也迎来创建与转型高潮，其中经济、商学诸学科发展迅速，对现代货币金融学的教材与著述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进而刺激了货币金融学的发展。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直接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货币理论的基础与发展方向。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49年期间，国人翻译自德、俄、日、英等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货币学著作近30部;国人自己撰写包含货币金融理论的著作40 部以及10余部货币银行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张家骧，2001)。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主要通过经济学著作传播。1920年有关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德文版书籍在上海翻译出版，1921年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译出《资本论》第一卷初稿，后有多人接续努力，最后由郭大力、王亚南完成全译本并于1938年出版。与此同时，国人开始自己撰写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著作。早在 1929年，陈启修即在其撰写的《新经济学》中介绍马克思货币理论，为该领域之滥觞。1935年，李达的《货币学概论》出版，系国内首部阐释马克思主义货币学原理的专门著作，后被三联书店列入“新大学丛书”，影响广泛。此外，彭迪先的《新货币学讲话》、杨培新的《新货币学》以及前述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均为当时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应当看到，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过程中，由于针对当时落后货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国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在欧美的货币制度，包括货币本位、主辅币关系、货币职能以及货币铸造权等方面。不难看出，上述概念和理论的最初引进并非只是停留在教科书和著作层面，而是因应了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晚清以来的币制改革运动。不过，当时国人对欧美货币制度的认识尚属肤浅，不少人认为只要货币制度定得好，国家就可以富强(彭信威，1965);就连孙中山也曾主张推行“钱币革命”似可解决中国面临一切问题(参见张家骧，2001)。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西学趋之若鹜。比如，陈焕章(1911)就曾以《孔门理财学》作为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虽借用西学框架，但对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货币数量论、铸币权、纸币流通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等思想均有详尽阐发。最先在中国译介斯密《原富》的严复，在货币认识方面就不接受古典经济学价值观点而固守中国传统看法。实际上，人们每逢谈论货币问题特别是币制改革问题，往往是西学国学杂糅，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学人层面十分普遍。传统与西学的冲突以及伴随于此的国人选择，展现出“西学东渐”过程的复杂性。直到1933年4月实施“废两改元”后，随着西方货币理论的广泛流播，中国传统货币学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有关银行制度的认识方面，国人体悟到开办现代银行的必要性，起初也是为了应对外国银行大量侵入导致利权丧失的困境。自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及银行，后经郑观应、陈炽以及黄遵宪等的进一步阐发，国人不仅对现代银行制度的功能、运作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推动了中国货币银行理念的现代启蒙。比如，黄遵宪等有关银行体系纸币发行需要十足准备的评介，明显受到欧美金本位下银行券发行理念的影响，这对于长期奉行政府单方面发行(铸造)货币传统的国家而言显然具有革命性意义。若仅着眼于理论发展的层面，上述讨论大都属于复述和照搬欧美说法与做法，因此似乎乏善可陈，但其在推动现代银行体系落脚于中国本土方面的作用则不应忽视。当然，囿于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等实体经济的长期衰微，大多数本土银行建立后仅着眼于发行钞票或者依靠发钞来维持运转，从而疏离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增进，因此仅具现代银行制度的外壳。与此同时，有人则过分强调银行体系的作用，如康有为虽在 1905年前后撰写的《理财救国论》中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金融体系的构想，却极力夸大银行体系的作用，认为只要发行银行券与公债，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当时中国金融业由外国银行把持，孤立强调银行券发行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参见姚遂，2012)。可以说，这种状况贯穿于第一次“西学东渐”以来国人金融知识启蒙与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初创进程的始终。

三 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的照搬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学经历了第二次“西学东渐”。只不过这时的“西学”已非此前的欧美之学，而是苏联之学。1952年，中国开始摒弃欧美大学模式，全面采用苏联大学体制，系科、专业、课程设置一概因循苏联做法。一时间，编译苏联经济学以及货币信用学领域的教材和论著成为风气。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的货币信用学教程已在国内翻译出版。例如，1939年，苏联经济研究所科兹洛夫主编的《货币信用论》第一卷《资本主义下的货币》，以《货币信用论教程》为名由上海光明书局翻译出版。这本书影响较大，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学校教师编著货币信用学教材以及教授此类课程的一个蓝本。根据黄达教授(2010)的回忆，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指定他给一年制的专修科讲授货币银行学，当时可资参考的书籍中便有前述李达的《货币学概论》，应当是基于此书。

既然是“一边倒”地遵从苏联做法，在国内一时缺乏相关教材和教师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学校聘请苏联专家亲自上课就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例如，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先由苏联专家(据 黄达教授回忆，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先后到校的苏联专家共36位)“手把手”地将相关内容传授给国内教师，再由这些教师“转述”给中国学生。至于教材建设，从没有教材到翻译教材再到自编教材，更是走过了一段摸索前行的艰苦过程。翻译既有的苏联教材无疑是解决货币信用学教材短缺问题的一条捷径。20世纪50年代早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翻译的布列格里所著《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改革开放初期，这本书依然被不少国内高校指定为货币信用学课程的基础教材，可见影响之久远。

尽快得到苏联货币信用理论的“真经”，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直接到苏联留学。例如，改革开放以后长期担任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工作重要领导职务的刘鸿儒教授，1951年由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财贸系的银行教研室听苏联专家讲课，后于1955年赴当时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习深造，先是主攻《资本论》，紧接着跟随货币信用学权威吉·阿特拉斯教授研读金融学，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效力，可谓得了真传(邓加荣和张艳花，2019)。有了坚实的货币信用理论基础，加上此后对中国货币金融实际的深刻了解、体悟与反思，最终造就了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展身手的金融理论家、教育家与实干家。

翻译引进苏联教材无疑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存在后遗症。一开始，由于全面引进苏联教材，教师在课堂上只讲苏联教材和苏联故事，对中国货币金融情况不甚了了，教学效果自然难言理想。根据林继肯教授(2004)的记述，基于这种教学方式，教师通常难以直接回答学生有关中国现实货币金融问题的提问，而总是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两段式”的回应了事。就这样，自编包含“中国部分”的货币金融教材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常理，经过了翻译、转述以及消化过程之后便是自编讲义以及教材，而自编的要义除了用自己的语言和逻辑重新梳理、表述既有的知识与观点(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外，则是要体现中国的货币金融实际。其实，根据前述，此类问题在20世纪40年 代就已有人(如马寅初、杨端六等)关注过。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提出编写《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相当于苏联相应教材的“中国部分”)的计划，三年草成初稿，其油印本随即在国内相关院校教学过程中使用，1959年以《货币信用学》(上)成稿出版，成为该领域教材之滥觞。

无论是基于苏联教材的改编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当时毕竟难以摆脱苏联范式的窠臼。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先是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紧接着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困境。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突破苏联范式的氛围，而后者则提供了反思包括货币银行问题在内的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曾在1962年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编写摆脱苏联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货币信用学教材问题。与此同时，一批结合中国货币金融实际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发表的周升业和侯梦蟾合写的《信贷收支差额问题》、1964年出版的由刘鸿儒和王兰合著的《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以及黄达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等。尽管在随后的“文革”期间，包括货币银行学在内的国内高校文科课程被全部叫停，作为货币银行学教学研究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甚至一度停办，但这段时期结合中国货币银行实践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学科教学科研的恢复作了十分可贵的前期准备。

若着眼于货币金融理论视角，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而人民币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要研究对象。人们对于人民币问题的研究以货币本质、价值基础以及基本职能开其端，随即因应现实需求将关注重心转移到货币流通层面，并成为该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亮点，其中不乏基于中国经验的发现。比如，作为马克思货币必要量原理的中国化，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的陈穆根据经验数据提出著名的“1∶8”公式，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不乏现实指导价值(邓加荣和张艳花，2019)。再如，1962年至1963年间，黄达教授等基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实践，揭示现金与存款共同构成经济中的货币总量，确认银行信贷为调控货币总量的枢纽，并进一步借由信贷差额的财政弥补机制，初步搭建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分析框架。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苏联范式的束缚，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显得单调并缺乏重大理论发现，西方货币理论、中国传统货币观点受到漠视、排斥甚至批判，还有一些重要领域如通货膨胀成为理论禁区，人们甚至认为无通货膨胀、无内债外债、低利率甚至取消利率等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部分理论努力特别是有关货币流通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货币供求、宏观经济管理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初步基础。

不应忽视，在中国传统货币理论遭受冷遇和打压的特殊背景之下，仍有一些学者筚路蓝缕、执着探索，相关学术成果不乏传世之作，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部著作初版于1954年，1958年和1965年作者生前两次修订再版。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货币史著作。作为货币史家，作者对中国数千年货币金融历史演进过程的记述、考证与梳理极为严谨精深，同时作为货币理论家，作者还提出了不少极富思想性的命题，从而将中国货币金融历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比如，透过中国古代货币职能由不同材质的货币形制担当(金银充当贮藏功能而铜币充当交易手段)这一特殊现象，考察了财富分配制度扭曲导致的社会裂痕，进而探寻了中国历代王朝周期性兴衰更替的货币机理。再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倾向于选择窖藏而舍弃存款，大致因不少财富非由正道获取而不能轻易示人以及缺乏金融产权保护(彭信威，1965)，据此十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财富获取方式与产权保护制度决定人们金融选择这一重要命题。

四 第三次西学东渐中的冲突与融合

走出十年“文革”，处于恢复中的中国货币金融学科百废待兴，亟需适用教材。1977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建设问题，可视为前文提及的十五年前那次“无果而终”会议的接续。1980年，早在1979年即已完稿的刘鸿儒教授撰写的专门著作《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出版，金融界反响强烈，一度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1981年，由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合著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出版，这本教材完全摆脱苏联框框，立足中国实际，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金融运行的经验教训多有梳理总结，而且贯通财政金融两大学科，对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内货币金融学教材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国内经济金融诸学科的全面恢复，在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金融学迎来第三次“西学东渐”。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进程，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自然成为当时师从的不二对象。反映在货币金融学领域，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逐渐掀起向欧美同类学科学习的热潮，甚至在某些阶段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基于此背景，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欧美之学便又“卷土重来”。

向欧美先进的货币金融学科学习的方向已定，但到实际操作起来，发现需要面对专业课程教材和专业课程教师的双重短缺困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短缺问题最难解决，人才成长不能“拔苗助长”，按理说需要从长计议。但形势所迫，需要想办法。前面述及，“文革”一结束，中国人民银行便急切地召开专门会议，安排编写货币银行学方面教科书的事宜，其中的一个意图是打算通过短期培训的方式先解决师资问题;有了初步的师资基础，随后就可以培训更多熟悉金融业务的人员，最终满足教学单位和业务部门“等米下锅”的人才需求。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几个院校都被要求开办师资培训班，可见改革开放过程对金融学专业师资需求之大之急。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简称“五道口”，2012年并入清华大学)就曾借用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外聘苏联教师的做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此次邀请的是美国大学的教授，安排他们讲授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课程，收到良好效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相比于师资难题，教材问题的解决方式则相仿于近代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即从翻译和引进以欧美作者为主的外版教材以及著作着手。改革开放伊始，随着国内大学经济金融类专业的逐步恢复，教材短缺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当时国门渐开，人们对全球大学经济金融学科的发展态势有所了解，其中欧美大学相关学科的办学模式与理念迅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尝试性地借鉴这种模式开办经济金融相关专业，吸引不少学校纷纷跟进。基于此，欧美通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自然成为大学课堂内外师生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借此背景，欧美教科书以及著作强势进入中国，并迅速占领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面提及的属于苏联范式的大部分货币信用教科书则受到冷落并很快退出大学课堂。

顺应于此，国内不少出版机构竞相推出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或者丛书。例如，商务印书馆1897年甫创就致力于译介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在出版界久负盛名。如前文所述，近代以来不少货币学译著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印行。1981年该馆将此前印行的单行本汇编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5 年又单独推出《经济学名著译丛》)，迄今已刊行700 余种，其中经济金融类作品(蓝色本)约占五分之一弱，这套丛书以其选题之权威、翻译之精到而受到读者欢迎，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便是通过这套丛书初次接触到诸如凯恩斯、弗里德曼等欧美著名学者的完整著作与系统观点的。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组织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其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以及《教学参考书系》迄今已印行70 种以上，其中不乏被国内各大学广泛采用者。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经济科学译丛》(2000 年专门推出《金融学译丛》;2015 年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汇集国外名家名作约180 种，一经出版，即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尽管近年来同类图书市场竞争加剧，但该译丛中的一些经典教材仍是不少大学经济类专业教材以及参考书之必选。199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以及《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199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金融名著译丛》，它们皆以选材之权威、翻译之精到而受到读者青睐。此外，中国金融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以及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等都相继编辑出版不同类别的经济学教材与著作译丛，为这次经济学传播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译介行动推波助澜。需要提及，早在198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主持翻译的一本美国大学通行教材《货币银行学》(作者为L．V．钱德勒和S．M．哥德菲尔德)出版，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版的译自欧美作品的金融学教材，也似乎是当时国内最早名曰“货币银行学”的翻译教材。199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米什金教授的《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货币金融学》)，该教材一经面世即受到追捧，被不少大学列为货币金融学课程的基本教材，目前已出至第12版，畅销势头依然不减。在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作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流行的货币金融学教材当不为过。在此期间，也不乏高水平的自编教材，如香港大学饶余庆的《现代货币银行学》和刘絜敖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在1983年几乎同时面世，前者偏重基本知识介绍，后者侧重流派观点述评，皆为一时之所重。仅就前者而言，尽管岁月荏苒，现在看来这本货币银行学教材篇幅稍显单薄，不少内容或嫌陈旧，但其行文之简洁畅达，表述之精到通透，仍为不少自诩与国际接轨教材所不能及。

粗略算来，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以及著作不下数百种，其中属于货币金融学领域者，亦在一二百种之谱。客观地说，翻译或直接采用国外教材，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的教材短缺，而且促进了国内货币金融学教学研究与国际同类学科的联系与接轨。但也应当看到，在此次大量翻译和采用国外教材的过程中，第一次“西学东渐”出现的问题重新涌现。流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自然是清一色基于欧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金融实践，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的货币金融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林继肯教授(2004)的说法，原来引进苏联范式时期的“两段式”便转换成了“三段式”(即一开始讲欧美如何先进，紧接着谈中国如何落后，到最后说中国如何赶上)。

一开始人们采用此类教材传授欧美成熟的货币金融知识与做法，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货币金融全球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在大学课堂上仍然一味采用只讲欧美货币金融故事的教科书，就有些不合时宜了。黄达教授(2010)曾经针对这段时期人们面临的教材选择困局讲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当时货币银行学课堂上的教材状况是，中国人自编的赶不上改革形势，翻译过来的大多是国外高水平的书，但与中国的实际距离过大;就翻译教材而言，固然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金融知识，但同时极易产生中国体制落后、改革迟缓的抱怨，而无助于引导如何在了解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寻求推进改革之路。

另需提及，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初期那几批出国留学人员的陆续归国，国内金融学教学科研的“市场结构”悄然改变。尽管原有的教师队伍中不乏早年留洋归国者，后来还有不少国内大学教师以访问学者身份游历欧美日澳诸地，但师资力量的主体依然是在本土培育出来的。不过，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陆续加盟，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本土教师并非完全缺乏现代经济金融学的系统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国内大学受过严格的经济金融学专业锤炼，但或许是由于各自专业教育背景以及对国情文化认知了解程度的不同，在有关货币金融学的角色定位方面，本土教师与海归教师存在不小的差异甚至分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双方一度围绕何为金融学的正宗以及货币银行学算不算金融学这样如今看来疑似“伪问题”的话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国内金融学教学科研水平的迅速提升，上述争论渐次平息或者无果而终，但由此留下的学科裂痕迄今似乎并未得到完全弥合。

问题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商学院“金融学”伴随第三次“西学东渐”强势传入。与前述第一次“西学东渐”将货币银行纳入金融范畴不同(如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在为朱彬元撰写的《货币银行学》作序时表明“货币与银行构成金融之两大要素”)，此次海归人员带来的是重新认识金融学的“商学院视角”。基于该视角，正宗的金融学架构围绕金融市场与公司财务(或译为公司金融)搭建，其核心是投资决策、资产估值与资产组合等被称之为微观金融的内容。照此衡量，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显然不是正宗的金融学，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由此形成考量金融学的“经济学院视角”)。这种“新视角”迅速扩散，影响所及，引发国内部分教师的不解、惶恐甚至抵触。在金融学专业学习甚至讲授了几十年的货币银行学，竟然不属于“正宗”的金融学，这让不少本土教师难以接受。不过，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货币银行学不管属不属于正宗的金融学，经过几代人多年积淀与传承，其在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地位一时难以改变，但考虑到要与国际接轨，加上原有货币银行学的内容和结构也需要扩展以顺应新的学科发展要求，因此又不能不顾及“商学院视角”。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视角似乎逐渐产生了某种默契，“土”“洋”双方倾向于各让一步。作为妥协的结果，货币银行学被认为属于金融学的范畴，但应当与正宗的商学院金融学加以区分，于是乎名曰宏观金融。不知不觉间，将金融学区分为微观金融与宏观金融的提法，至少从学科结构层面上逐渐被金融学专业“圈子”所默认。

关于金融学的微观宏观分野甚至金融(finance) 范畴本身的来龙去脉，黄达教授(2001)曾经做过专门梳理。应当承认，在欧美国家，名曰金融学或者金融经济学的教材大都只讲前述纯粹的微观金融学，如全球十分流行的博迪、默顿和克利顿的《金融学》就只讲微观内容。但同时也有专门讲述货币问题和银行问题的课程与教科书(西方的货币学源于19 世纪，可谓源远流长;银行学发展稍晚，但在20 世纪初已趋成熟)。不过，后来有一种在欧美较为流行的涵盖货币、银行与金融体系诸部分的教材通常也涉及一些金融市场的内容。特别是最近20 年来，银行学开始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如 1997年出版的弗雷克斯和罗歇的《微观银行学》)，使得传统的货币银行学面目为之一变。1998年面世的托宾和戈卢布的学术专著《货币、信贷与资本》，更是融货币、银行、资产组合、资产定价于一炉。可见，金融学所谓的宏观与微观部分在欧美国家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或者说，两者的相互靠近甚至结合早就成为一种趋势。实际上，兼容宏观微观的金融学结构早在20 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前述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的早期版本之中。至于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资本资产定价等，到底哪个属于金融学哪个又不属于金融学、属于金融学的哪个是正宗的哪个又是非正宗的，这样的问题似乎就没有人专门留意过。说来说去，这依然是一个只在中国某个特殊时期曾经存在过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

应当看到，几乎就在“商学院视角”对货币银行学的“金融学”角色提出质疑的同时，国内便有人(如黄达教授)开始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质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非替代更非对立，并特别提醒原属传统货币银行学“阵营”的人们，要承认有关金融学的新视角与新理念对原有货币银行学的更新、转型与发展有所贡献。在此基础上，倡导“商学院视角”金融学与传统货币银行学的兼容并蓄，探寻整合金融学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的可行路径。这一理念随即转化为通过沟通金融学的宏观微观分析改造甚或重建金融学全新体系的行动，其初步努力的成果之一便体现在黄达教授主编、2003年出版的《金融学》教材之中。在随后修订的第三版至第五版中，这一宏微观结合的理念与结构得到更为明确的体现。尽管构建宏观金融的微观基础仍是金融学的未尽使命(就此而言，国内外似乎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上述努力毕竟意味着我们在此方向上迈出了步伐。实际上，推动构建金融学的宏微观兼容结构，既是对金融学发展整体趋势的合理顺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学科包容情怀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看，后者对于中国金融学科的长远发展更为难得也更为可贵。

换一角度看，经过此次“西学东渐”，欧美货币金融理论及其工具至少在中国大学教育层面渐次普及，理论研究范式通过对主流方法的长期研习模仿也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不少人在此过程中过犹不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形式化的倾向。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潜心观察研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与真问题，从而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比如，1984年黄达教授《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出版，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分析框架的正式形成。该分析框架所涉及的问题全部来自于中国经济生活，直面中国特定体制背景下特别是经济改革以来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的挑战，系统梳理了财政信贷相互作用的深层逻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开了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之先河。樊纲、张曙光等(1990)基于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货币扩张的特殊机理，其中有关货币扩张过程的“父子争议”与“兄弟竞争”以及企业拥有“间接货币发放权”等命题，极具中国特色和现实解释能力。易纲(1991，1994，1996a)提出“货币化假说”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存在的“超额货币之谜”给出解释，并据此初步确立了包含制度变迁因素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谢平(1996)则由居民储蓄行为入手提出包含“制度变迁预期”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合理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现象。李扬(1998) 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的并存现象，在国内首次提出“资本外流假说”并论证了资本外流问题。平新乔( 1998)借由“预算软约束”新理论的“事后有效假说”，有力论证了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具有“软预算约束”性质的贷款行为的合理性，进而为中国国有银行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基础。张杰( 1998)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过程进行刻画与考察，初步揭示了中国渐进改革与金融制度演进之间的逻辑联系。樊纲(1999) 针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高企和政府负债偏低这一特殊现象，提出“国家综合负债”概念，论证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坏账具有“准政府债务”性质的命题，为客观认识和估计整体金融风险特别是破解中国金融稳定之谜提供了全新角度。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成果倾向于借助主流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中国问题验证主流理论，展现出本土学人在主流理论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并期望尽快融入主流的学术努力过程。不过，若将这些个体的学术贡献“组合”起来，仍可初步勾勒出中国货币金融学的成长线索与基本轮廓。

五 新时代的中国金融故事与本土化努力

进入新世纪，中国金融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将中国金融故事讲进既有的金融学框架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崭新课题。

其实，在金融学的教材和课堂中讲述中国的金融故事，或者金融学的“中国化”，是第一次“西学东渐”以来绵亘中国金融学领域一个半世纪的老话题。只不过，如今面临的国情背景与此前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而如今的中国正在走向富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学的“中国化”便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与使命。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推进现代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对此，一开始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在金融学的教材中和课堂上，主要讲述欧美金融故事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金融学的基本原理都是由欧美国家的金融经验提炼而来，这样做不是崇洋媚外赶时髦，而是实事求是守规范。基于这种考虑，在改革以来不算短的时间里，对于国内绝大部分开设该课程的高校，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故事的结合就仅仅体现在强调中国与欧美的差距上面( 即前述所谓“三段式”)，与真正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当中梳理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与命题这样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当时人们可能不太在意，我们竞相采用的欧美流行金融学教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大都在讲述“本土”的金融故事。这样做的一个简单理由是，向本国的学生讲清楚或者向全球的读者讲述其本土的货币金融运行状况，与其说是一种学科要求，毋宁说是一种公民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对于中国大学的教师来说，依托欧美金融故事讲授金融学基本原理只是一种过渡性或者补课性的暂时现象，而非金融学讲授内容的常态。常态是回归欧美金融学讲述“本土”故事的既有做法，也就是讲述中国本土的金融故事，或者依托中国故事讲授金融学原理。近些年来，国内不少金融学教材都在增加中国故事内容，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与肯定，但从总体上讲，绝大多数教材中的中国故事只是个案性和补充性的，而非框架性和基础性的，更不用说基于中国金融故事建立全新的金融学范式了。当然，也有部分教材(如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从一开始就秉持基于“中国金融故事”讲述金融学基本原理的传统，从而体现了金融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努力。

基于中国故事讲授金融学原理之所以重要和必要，除了上述学科传统的通常要求之外，还有更为现实的理由，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所谓“主流金融学”(基于欧美金融故事)的解释力在迅速减弱。此前，我们强调将主流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或者运用现代金融学的原理讲述中国金融故事，那是认定这些基本原理本身的解释力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实践与此尚存差距甚至还“不合格”。可以说，改革四十余年来我们针对于此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目前此项工作完全应当告一段落。可是，一旦主流金融学的解释力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需要重建金融学的分析框架。主流学者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和盖尔(2002)就曾惊叹:“与传统共识相比，中国恰好提供了一个反例。”米什金在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本《货币金融学》第11版第8章的一个“应用”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与金融发展并未遵循主流经济学划定的路线图，中国改革开放过程陆续涌现出不少极具本土特色的经济金融故事，既有的主流框架一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既然如此，有些迥异于欧美“样板”的金融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差距”，而属于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了。重要的是，对于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金融问题，就需要用中国视角、中国逻辑以及中国框架加以解释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随着具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不断拓展，金融学在中国“本土”的重建或者金融学的“中国化”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几个世纪以来，在大学讲台讲述金融故事的话语权长期被西方教材与教师垄断。如今，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崛起，这种状况需要改变。讲授中国金融故事的权力，应当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不过，中国人要在金融学教材中和在大学课堂上讲好自己的金融故事并非易事。本文一开始就已提及，讲好中国金融故事的第一要务是要找回或者重新站立于本土的货币金融实践与思想根基。林继肯教授(2004) 曾谈及继承发扬中国古代金融思想以及总结中国古代金融实践经验的问题，以助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科。此后，黄达教授(2018)更是反复强调，国人应当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建设具有“东方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眼下，对于国人来说，构建讲述“本土金融故事”的金融学的必要(客观)条件(经济崛起、金融发展)已经具备，但充分(主观)条件(基础理论、哲学基础)远未成熟。对于后者，需要人们在熟稔中国货币金融思想脉络的同时具备回望历史进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哲学智慧的能力。黄达教授(2018)进一步将哲学基础视为“更为基础的基础”，认为只有夯实了这个基础，才能“使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理论里面来”，进而方能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

应当承认，在中国，金融学哲学基础的重建尚需时日。仅就货币金融基础理论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有所忽视，其中对思想史或者理论史的忽视尤甚。目前国内不少院校没有系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课程，与货币思想史、金融思想史有关的课程就更属零敲碎打。对金融学的“中国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或者隐患。懂工具和技术的人多，懂历史和思想的人少，熟悉哲学基础的人更少，学科本身如同一个跛子，一瘸一拐的，何谈长远发展!在目前国内金融学的师资队伍中，不知有多少人阅读或者浏览过“经史子集”当中与经济金融问题有关的经典原著;或者再退一步，不知又有多少人熟读过《管子》以及《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抑或其余各史中的《食货志》。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变迁和中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今天，言必凯恩斯、弗里德曼而无视原汁原味的中国货币金融思想，是有问题的。

应当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的货币金融经验，并尝试做出理论努力。相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代亲历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过程的学人，新一代学者更加青睐西学研究范式甚至盲目追求形式化，因此结合本土经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似乎有所缩减。但与此同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得不承认，主流框架并非具有“包打天下”的普适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学人意识到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使命已不单纯是凭借临摹西学“章法”被动融入所谓主流，而是需要通过讲述自己的经济金融故事和提炼中国假说命题，使主流框架中包含更多的中国因素和中国贡献，进而推进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由此角度看，这一时期取得重要进展的领域包括人民币汇率之谜(卢锋，2006)、中国金融腐败(谢平和陆磊，2005)、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12)、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理论与方法(李 扬、张晓晶等，2013)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谢平，1992;易纲，1996b，2020;易纲和宋旺，2008)等。

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基于近代以来货币金融演进案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举其要者如，杜恂诚(2004)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演进过程以及区别于西方金融制度演进的特征，其中当时在华外国银行与中国本土钱庄之间存在的所谓“拆票制度”极富金融制度均衡含义。戴建兵(2005)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种十分独特且难以用主流货币银行理论的本位概念加以刻画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以银两与银元为核心形成一个包含众多货币类型、无所谓主辅币的货币制度层圈，该层圈的结构与变迁又进一步深刻塑造和改变着外商银行、钱庄、本土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之间的金融关系，由此逻辑出发，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演进便具有了新的样貌。叶世昌(2007，2008)透过19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股市危机案例，和银行、钱业公会抵制1931年《银行法》案例，得出借鉴西方资本市场制度和银行管理制度若不立足于金融国情则会陷入“东施效颦”和“逾淮而枳”窘境的命题，至今仍具现实启示意义。王宏斌(2015)试图根据清代银钱比价波动廓清长期流行于近代货币著作的“中式”货币数量学说，为深入研究清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姜建清和蒋立场(2016)梳理了近代百年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兴衰变迁历史，客观评价了在此过程中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文化的碰撞融汇，特别是揭示了外来金融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对重新认识新一轮金融开放逻辑以及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不无借鉴价值。尤需关注的是，刘平(2019)通过一个银行职员1921年至1942年的档案资料讲述“微观金融史”，从极细微处入手耙梳和展现了近代本土民营银行家艰难创业的心路历程，为人们研究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演进逻辑提供了有价值的样本。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原汁原味的金融制度变迁案例出发梳理逻辑和淬炼理论，内容涉及股票交易、外汇额度交易、非正规金融部门发展以及民间借贷等方面(参见张曙光执行主编，1996，1999，2002，2005);还有一些国内大学的研究机构组织专门力量系统解读新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事件(参见陈雨露和郭庆旺主编，2013);另有学者试图在主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结构以及金融发展经验之间搭建桥梁并据此构建新的金融分析范式(张杰，2017;潘越等，2019);等等。可以预想，如果中国学人由此往后注重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坚持走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田间地头”，持之以恒地讲述中国金融故事和总结中国金融经验，金融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六 结语

本文对近代以来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结果发现，这基本上是一段国人搬运、模仿和传播西方所谓主流金融学范式以及知识体系的历史。经历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在近代以降国力衰微和变法图强的背景之下，源于欧美(包括苏联)货币金融实践的理论范式以及知识体系逐步成为主流，而原生于本土实践的货币金融思想则遭受疏离与冷落。尽管此间国人的本土化努力从未停歇，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有人明确提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但在经济金融实力相对落后以及谋求与国际接轨的总体趋势之下，通过讲述中国金融故事掌握金融学的“话语权”明显力有不逮。转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此时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与此伴随的“增长奇迹”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也让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理论自信。由于四十余年来绝大部分经济金融改革与增长成果是在没有按照主流理论“出牌”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金融学的本土化问题便被自然而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金融学本土化首先碰到的是独具特色的中国金融故事，这些故事是亿万国人参与金融改革实践的真实记录。国外文献并非没有留意中国经济金融故事的特殊性，比如，一些研究成果曾经揭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十分独特的金融市场制度，①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存在的金融悖论，②更有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形且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直呼为“中式市场经济”。③ 不过，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并非简单模仿欧美经验，而是立足中国本土实际的成功例证俯拾皆是。中国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被主流理论认为是低效的，可正是基于这种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稳定增长;利率控制曾被主流理论判定是金融抑制的标志，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却与居民部门的储蓄增长与金融深化并行不悖;中国人民银行被主流理论认为缺乏独立性，却以其独特而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的长期搭配;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一度被主流学者诊断为缺乏竞争性，却以其超强的金融汲取与金融支持能力不但满足了改革与增长进程中的金融资源配置需求，而且在此过程中成长为全球最大和最稳健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诸如此类原汁原味的中国金融故事都无疑是金融学本土化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只有讲好中国金融故事，金融学的本土化方能寻找到步入正途的逻辑起点。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讲述中国金融故事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紧迫性的重大课题，其中最为关键者当属寻找甚或重建讲好中国金融故事的方法论与哲学基础。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背景重构金融学与金融哲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致力于推动既有主流金融学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的深度对话与互动。金融学的本土化并非意味着盲目排斥或者摒弃现有的金融理论及其知识体系，当然更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将传承于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哲学观点以及思维方法，和直接萃取于本土货币金融实践的知识、思想以及逻辑，浸润乃至深植于既有的金融学体系，以期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全新金融学框架。对此宏大主题，显然需要专文讨论。

①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2014)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内部金融市场”，这种市场与源于欧洲的外部市场相映成趣;“中国的信用交易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只要抛弃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欧洲式金融制度的执念，未来的研究者一定会发掘出更多理解中国信用市场的维度”;“20世纪末期中国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其资本市场与欧美和其他亚洲地区迥异，因此需要考虑，历史上的中国或许和今天一样，凭借着一个独特的金融市场来应对各种资金需求”。

②艾伦和盖尔(2000)判断，“按照传统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失败的系统，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文版序言)。无独有偶，奥尔利克(2011)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银行是一群怪兽，政府是它们的主要股东，监管机构限定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贷款既要听命于政治逻辑，也要听命于金融逻辑”。即便是这样的银行体系，也照样“为经济带来增长，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③ 科斯和王宁(2012)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确实与英国、美国或者其他现存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原因以及中国所具有的众多独一无二的特性”;“对于中国经济危害全球市场秩序的指控，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恐惧与不了解，而不是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活力四射而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西方社会之外扎根并繁荣发展。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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