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有关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信息是多而繁杂，自G20大阪峰会后中美重启经贸谈判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下一轮中美经贸要怎么谈？本期微信为您推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于7月11日做客“人大重阳名家讲座”，回顾与分析当今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和结构，找出中美谈判的难点、痛点，讲座内容与要点汇总如下： 

要点汇总 

1、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去把中美关系搞坏。 

2、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中美跨文化谈判存在不均衡不对等互动模式，所谓“中美谈判陷阱”。 

3、在我的研究中我突然意识到，特朗普政府似乎把中美贸易谈判作为拖延时间、制衡中国，甚至有点捉弄中国的工具。 

4、中国是以谈判为主，我们集中贸易谈判，避免贸易战，尽量化解两国冲突，维护中美相互合作共赢的氛围，而特朗普通过贸易谈判达到贸易平衡是个非常小的目标，更大的目标是冷战和贸易战。 

主持人杨凡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晚上讲座的主讲人是贾文山教授。跨文化沟通技巧和能力不仅是东西方沟通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外交、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近期，我院举办了《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的报告发布会，体现出来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理解并由此所造成的误解和疑义。假如不同国家的人民能够用一种语法在同一个语境中交流，跨文化沟通会高效很多。发布会与今晚贾文山教授的讲座主题非常契合。讲座之前，首先请周洛华副院长致辞并作引导发言。 

周洛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谢主持人，谢谢贾老师，谢谢各位来宾。我做个简短演讲，然后把大段时间留给贾老师。我和哈佛大学格林娜女士分享，也得到她热烈回应和快乐的意见。我说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不会有根本的问题。在我去过的中国绝大多数公共厕所男小便池上都登着美国宇航员的一句名言：我的一小步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人民大学人类学还是非常强的，人类学是很小的分支灵长类动物学里，诞生很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个智库是弗洛西斯多瓦（音译）。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国搞过一个智库，当时他们有海军上将、历史学家、外交官和灵长类动物学家参加这个智库，说未来世界苏联解体了，冷战打了几十年，突然苏联解体了，未来世界怎么样。只有他做了这样很奇怪的预测，随着苏联解体，欧洲将加速统一。那时候还没有欧盟，还没有欧元，只叫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因是什么？在黑猩猩的世界里，主雄争夺战以后，第一、第二名打完后，排名第三和靠后的中间层黑猩猩会立即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于新主雄制约的中间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参议院和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苏联解体了，所以欧洲会加速统一。27-28年以后的今天再来看，这段预言是相当准的，而且趋势没有什么变化。 

回到对中国男厕所的重要发现，如果对人类学里小的分支灵长类动物学认识来说，如果两只公猴子，能够尿到一起去，允许对方在自己尿过的地方再尿一次，它们俩要么是结盟关系，至少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普通人讲猴子是很大的概念，灵长类动物学来说，猴子有100多种。我们所熟悉的金丝猴是叶猴的一种，绝大多数猴子离人类比较远，离得比较近的是藏酋猴或黄山尾猴，猕猴的一种，和人类非常近。从观察他们，人类本能的潜移默化里，中美两国并没有根本性你死我活的斗争、对立和冲突，这点来讲，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关系的判断准确把握全球人民的心声：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去把中美关系搞坏。目前中美谈判局势，关于人类学抛砖引玉的话，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和由掌声所期待的期待一起交给贾文山老师，请他给我们讲讲跨文化中美谈判的问题。

 

贾文山：首先感谢洛华副院长的开题。确实是这样的。各种不同文化最终还是会走到一起来的，不一定都会形成一样的，但是在不断互动和探索、摩擦，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最后也会形成一个比较顺利的互动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学者创造了跨文化沟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我本人从邓小平启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开始学习英语到现在，可以说过去40年的历史经历就是跨文化经历，虽然也有很多的失败和成功。这一过程中很多人也都会有共同的经历。今天， 我打算就中美两国之间的谈判作以学理上的论述和分析，也提出一些建言来。

中美面对面的贸易谈判已经有12次了。去年4月份开始，历时就一年多，几乎平均一个月一次。这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是唯一一次最频繁的谈判，在人类历史上和中美关系史上应该会记上一笔。今天的讲座，希望能够给中美再谈判提供一点建议。几个小时前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发表了我的一篇评论和建言书，希望双方都能读到我的建言。 

一、“谈判”的定义 

“谈判”一般定义。谈判是意欲交易合作的双方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恰当与适量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有效的沟通说服技巧就特定的交易达成共识，最终满足各自需求的互动与博弈过程。 

“谈判”的特点。没有第三方的介入（翻译不算），自愿，非暴力，非胁迫，双赢。当然，现实中，有的国家，公司或个人把谈判看作欺诈，威逼和胁迫对方就范的工具。而这是不道德和不文明的，理应遭到世人的鄙视。

谈判不是调解。调解是由第三方参与进行的。谈判是两个相关方面对面，双方要么有共同利益，要么有冲突，但都在共同自愿情况下走到一起来，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恰当的交流方式，通过说服人的技巧，就特定交易达成共识，最后能满足各自需求的互动和博弈的过程。理想的谈判是自愿的、非暴力的，也不是威慑的，最理想的应该是双赢的。现实中有些国家和个人谈判是欺诈，威逼和胁迫对方就范的工具，而这不应该是道德不文明的，理应遭到世人的鄙视。 

“谈判”这个概念是西方的概念，词源来自拉丁文“negōtiātus”，就是to do business， trade， deal，与work， business， difficulty， annoyance相关联；free time， leisure和这个恰恰相反，说到底来谈的是正经事。现在我们理解现代谈判的概念是从法语来的Neqocier，意大利语neqoziare，法语和意大利语在拉丁文的基础上后来形成我们所理解的谈判，具有相互讨价还价的意思。 

谈判的概念曾经在西方知识界是不受尊重的词汇。比如1926年的《现代英语应用辞典》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谈判”这个词汇是下里巴人用的词，文人特别反对这个词汇进入辞典，就像我们说狗肉不上桌一样。谈判这个词也不能进入词典，可见中西的高雅阶层都有相似的品位，就好像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环境中一样。但现实生活中一定要谈判，尤其在市场经济里必须要谈判，尤其在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里必须要谈判。谈判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国家也是这样的，外交说到底是谈判的一个工具，是谈判的同义词。 

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哈佛大学每个本科生的必修课之一就是谈判。哈佛大学法学院谈判研究项目每年面向全球招收4名博士生访问学者。条件是他们博士论文必须是研究谈判学的。该项目还办有一种学刊“谈判学刊” （Negotiation Journal）. 在美国日常生活里，做任何交易，如买卖汽车等，必须要谈判。你得到的东西是通过谈判得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文化就是谈判的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当然是要谈判的了。那么中国人准备好了吗？ 

“谈判”一词在西方语境中充满争议的意义演变史 

“谈判”一词从词源来看暗示谈判反映人性恶，谈判具有严肃性，艰巨性，和耗时性。跨文化谈判是指来自不同文化 （即不同价值观，不同心理/思维方式，不同语言修辞等）的意欲交易合作双方，克服文化差异，充分运用足够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恰当与适量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有效的沟通说服技巧就特定的交易达成共识，最终满足各自需求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它的难度在哪儿呢？要跨越很多无形的障碍。 

中国文化的谈判观：交谈过程中作出判断和决策。特点：关系性的，随机应变，灵活机动，从长计议，讲究底线。中国人的谈判观，顾名思义，谈判就是边谈边判断，中国人的谈判观念是很灵活的，但传统文化中确实不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谈判不是我们中国人常关注的。谈判就是你我之间都要展示自我的，可以说赤裸裸的需求。倒是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用“第三方”“调解”多于谈判，为了避免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在西方要么谈判，谈判不成功就上法庭、诉讼。中国文化里，有冲突了，我们通过受教育或资深的第三方来“调解”解决。因此，在中国文化里调解是比较发达的，而谈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西方谈判观：在西方，谈判比决斗文化在形式上更文明，但是暗含决斗文化的价值观，即零和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Roger Fisher于1971年在《Getting to Yes》一书中首次提出双赢，即“Win-Win”的概念， “谈判”获得了新的内涵。这标志美国保守主义谈判观与进步主义谈判观的分野。西方的谈判观，与中世纪的决斗文化相比，它在形式上更文明，但暗含着决斗文化的价值，仍然是零和观。中世纪的欧洲有决斗文化，欧洲移民到美国以后则发展了与决斗文化精神上相似的牛仔文化。牛仔要和牛去斗，意思是说他要把牛制服住，这有多牛啊！我们可以把单边主义形式描绘成“牛气冲天”，美国的野牛很任性，固执，不容调教和侵犯，也可以说是单边主义的。单边主义是一个委婉语。用日常用语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必须制服你，把你扳倒在地的精神或技能。 

美国谈判观：零和观与双赢观相互矛盾冲突却又并存，是鹰派与鸽派不同的具体表现之一。在特朗普时代，这种鹰派谈判风格有所回升。美国从历史角度去理解它是移动的边疆，我们理解美国人的谈判风格必须把它置入美国历史文化去理解，这样才能理解它是从哪儿来的？与它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哈佛大学Roger Fisher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谈判项目的发起者。他现在不知是否健在。但90年代他非常驰名，他领导谈判研究；另外一个心理学专家领导冲突调解和冲突管理的研究。Roger Fisher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Getting to Yes》，论述怎么样让对方接受你的要求。这本书是在西方思想史里应该是第一本、第一次阐述 “双赢” 概念的。今天我们谈双赢概念要追溯到西方的书就是这本书，1971年出版。 

从“牛仔”到“双赢”，这在美国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美国一直追求的是个人主义文化，竞争文化。双赢这个概念的诞生具有革命性，等于打开了美国文化的另外一个缺口，即彼此相互合作可能会双方得到比个人主义相互竞争者得到更多的东西。它毕竟是对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开启了理念上的先河，也启迪了新的管理和教育理念，比如双赢、合作，后来管理学里所谓的team work（团队精神）都是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到后来所谓的合作性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等理念都是从这一概念衍生出来的。 

这样以来，美国文化最后形成了两个分野：第一个分野仍然坚持牛仔式的个人主义；第二个是采取相互合作，相互包容的“双赢”模式。尤其1960年代以后，美国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了包容、多元的传统。但这个传统目前在美国仍然和古老式的谈判风格，做人的风格形成了对立，可能在党派上也有所反映。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存在着两种谈判观，一种是零和谈判观，另外是双赢谈判观，两者并存。一般情况下鹰派更强调零和，鸽派更强调双赢。当然不管鹰派还是鸽派， 他们对双赢的定义还是和中国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特朗普时代，从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那本书可以看得出来，他想把自己打造一个偶像，即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偶像。他的品味也都是牛仔的品味。你知道牛仔有什么品味吧？他把在华尔街曼哈顿搞房地产交易、做生意的风格用到了国家政治，用到了国际政治，具体来说用到了中美关系，以至于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冲击，不仅仅中国人感到有冲击，美国人自己也感到很有冲击。如果不追寻历史文化渊源，永远解释不清楚。他的言行风格只不过是在原来牛仔风格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版，一个非常夸张的，非常激进的牛仔风格。牛仔风格有两种，就像京剧里黑脸和红脸一样，红脸的cowboys是正义的化身，黑脸的Cowboys是邪恶的化身。可能特朗普自身兼具两种风格，好的时候就像good cowboy，不好的时候像bad cowboy。但他周围的顾问们可能更多的是bad cowboys，我要说他们肯定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解释，因为他们心中很多偶像就是美国西进运动里塑造出来的牛仔形象，估计是他们那些人的粉丝，其中一个是John Wayne（约翰·韦恩）有点像美国西部片里的英雄人物，就是Cowboy英雄。 

二、跨文化谈判能力提升的四个阶段 

Harry Triandis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心理学系的名誉教授，最近刚刚去世。他被认为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先驱，他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文化中态度，规范，角色和价值观的认知方面。他在一本跨文化读本收录的一篇文章里阐述了这样一个段落，就是跨文化谈判能力提升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无能不自知阶段（Unconscious incompetence) 

无能不自知阶段，最长，最有害。在这个阶段，你总觉得你是人，对方也是人，我们应该想的是一样的。因为美国人相信的是Universalism （普世主义），中国有很多精英接受的也是美国的教育，也是Universalism，但实际自己的思维和生存非常中国化或美国化，差异是非常大的。但我们说到的中等职业教育，成人以后受到的教育都是共有的，也许是美国的或者是西化的教育，但我们第一文化仍然是各自比较独特的不同文化，或者东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我们很容易意识不到自己不具备这样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举个例子，海尔当年把在青岛半军事化管理的、非常成功的中层管理人员搬到美国北卡或南卡，2002-2004年左右，他们在那儿办厂，专门制造冰箱，那些人专门管理美国本土的海尔公司。中方的管理人员从青岛海尔过去，海尔美国工厂员工却是非常多元的，白人、黑人、西班牙人， 乃至印第安人。但是管理的模式却是中国的管理模式。当然你们都知道，中国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发挥不了作用。比如海尔半军事化管理用在美国严重水土不服。例如，美国员工犯了错误以后，中方管理人员要求这些美国员工站在全体雇员面前道歉。又如，海尔管理人员很重视对白人雇员的关切，但忽视了黑人和少数民族的。因为中国人通过电视了解的美国社会是白人的社会，似乎白人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而不重视黑人。其他少数民族也抱怨。

这些少数族群员工有的不愿当众道歉而自动离职，有的闹事，并威胁把海尔告到法庭。直到后来海尔北美公司采取本土化企业战略才渡过了难关。张瑞敏终于碰得头破血流后从第一阶段迈进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无能自知阶段（Conscious Incompetence) 

无能自知阶段，最有价值。发现不足等于成功了一半。当然我们也发现，当一个人碰到南墙以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有盲点。北美海尔的管理首先应该是跨文化管理，而不是青岛海尔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的延伸， 径直能搬到美国去的。后来海尔总裁张瑞敏聘用美国犹太裔经理负责北美海尔运营。从此，海尔才坐稳美国市场。其实本土化战略是日本企业常做的。日本很多在美国的跨国公司都是雇佣了当地人，比如当地的白人或西班牙人；德国也是这样。BMW、奔驰在北美市场都是聘有美国人做高管。海尔后来也学聪明了，怎么学来的？是通过失败学来的，也就是说当碰到南墙以后才意识到以前犯了错误，所以，跨越那个阶段Unconscious incompetence是非常难的，时间也许很长。越有权力和越有财富的人越自信，越相信文化差异不存在。他们往往一旦失败了，蒙受损失了才顿然痛苦地意识到原来在这方面缺乏能力。 

第三个阶段：有能自知阶段（Conscious competence) 

有能自知阶段，最有压力。生活在动态多元环境里需要不断观察环境变化，保持清醒头脑和不断挑战自己，维护和提升自己的跨文化能力的情商和智商。因为你处的社会和你周围的雇员在不断发生变化，包括今天来个新的雇员，明天来个新的同事。他来自也许有不同文化背景。我在美国曾经有个工作单位，秘书是个同性恋，男的，我过去没碰到过。留学早期我读硕士、博士的时候，邀请大家参会，我带着我太太，还有人带着她们女性的同性恋，如果你感到不舒服，马上表示出那种态度来，就显得不够自知，你需要做好必要思想和心理准备应对很多使你产生惊讶的事情。你要能够镇定自若，还要保持尊重，保持包容。也就是说你要时刻不能忘记你是处在有可能犯跨文化错误的环境当中。许多情况下真的是如坐针毡。回到自己家里，把门关起来了，你才会觉得心里很安全，因为你的言行乃至表情不会冒犯或得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多元文化里真是需要时刻保持避免冒犯他人的自我警觉。 

第四阶段：有能不自知阶段（Unconscious competence） 

有能不自知阶段，最危险。在当今的瞬息变幻的多元现实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完美的跨文化能力。你也许已经很习惯你的多元文化环境，但我认为这个阶段是非常危险的，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进入有能不自知阶段而不能自拔。我在国外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将近30年的时间了，尤其在美国，你不知道可能会有事情发生，当你意识不到，或者突然忘掉你是处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的时候怎么办？举例，在加州有个大学，一位70多岁的爱尔兰裔教授拒绝参与加州州政府的多元文化培训，而被他的大学解职。过去几十年加州没有这个要求，他一辈子没有接受过这种培训。他从小从爱尔兰来到美国读书，当老板，领导实验室研究，管理这么多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的研究生。但是，他习惯了过去的 “无色”管理模式，拒绝采用多元管理模式。加州大学根据加州州政府的规定，让他走人了。到了那个阶段，他不一定意识到，可能之后会后悔。跨文化能力的提升是不断进取，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必须把自己有意识维护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而不是掉进了第四阶段，最后犯很严重的错误而不自知，尤其在美国的环境有很多反性歧视、种族歧视等法律。而且这些法律是真正得到严格执行的。 

三、中国谈判风格 

谈判风格定义：受到特定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和言语与非言语沟通方式影响的， 具有民族，国家，或性别等特点的交往或商谈交易的方式和方法。 

当代中国人的谈判风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共同影响下的中国特色的交往或交易方式方法。 

早期研究中国人的谈判风格的学者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洵 （Lucian Pye) 博士。他写有代表作《中国人的商业谈判风格》（Chinese Commercial Negotiating Style）一书（1982- 1992)。白鲁洵是20世纪60年代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六十年代他在香港，通过对从中国大陆逃到到香港的难民进行采访研究中国的。尼克松访华以后，他采访收集相关资料，1982年就写成初稿《中国人商业谈判风格》，到1992年把书稿形成一本非常正式的、影响大的专著。后来他的学生Richard Solomon作为尼克松访华团队的一个助理， 他直击中美谈判过程，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人的谈判行为一书（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他们两位，前者属认知主义学派，后者乃属行为主义学派，一个是风格，一个是行为，风格是认知主义的，风格是你看不到的，没有行为表现；后者是行为学派，属于两个不同学派。但是，他们的著述一起总结出中国人谈判行为的11大特点： 

1.宏观和原则为先。政治原则或其他原则，就是先把宏观条款提出来。 

2.很在意谈判过程中的中方人员，尤其领导人员的地位、名分、面子和仪式。 

3.讲究与对方建立私人关系。中国讲的关系不是公共关系，而是私人的、个人化的关系，其实个人化的关系是很有人情味的关系，而这种个人化的关系在西方恰恰是被公权力回避或抵御的关系。当然我们把西方公共关系学科早就引进来了。 

4.高语境沟通方式。所谓高语境，就是我们谈的不具体，对西方人、美国人来讲不具体，不细致或者没有逻辑性（这是他们描述的，不是我本人的观点）。他们的描述是和他们自身文化比较的，美国人谈判时话很多。当时没有GPS的时候，比如迷路时美国人会给你说的很具体，反倒信息多了你都忘记不住他给你提供的行路方向了。中国人指路一般来说大而化小，说个大概就行了。中美的这一明显区别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法律传统，法律的东西必须要细；二是科学传统，科学的东西也是要细，要有逻辑性，比如你买5美元的电池， 你也会得到一小本产品说明书。在中国， 你就是买个大件商品， 说明书可能也没有五美元电池的说明书信息多。因此，美国文化是低语境的，而中国文化是高语境（High context）的文化。中国人大多认为，很多东西通过语境理解就行了，没有必要说那么多。 

5.“春蚕吐丝式”信息交流模式。中国人的不是盆子里的水一下倒出来，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出来，而是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有时候甚至忘了说哪个了，对方问了以后才说出来。现在的行政人员办事也是这样的，我们习惯了，不希望把所有问题罗列在一个单子，你一来就全端给你。更具体地说，在美国某个大学和公司融入计划就像这样一本书，这样一个册子，你读完就熟悉了，读完以后自己了解去。我们中国不一定有这个，你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就去摸索，摸索完了，你是什么，忘了什么，糊涂了，你去问就行了，这是中国人的交流方式，让你自己去摸索，春蚕吐丝式。 

6、多项交易项目关联化或彼此搭配。今天你让我点好处，明天我在另外一个项目上让利给你。就像请客吃饭一样，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而不是AA制。AA制和合同一样，今天是这个deal就是这个deal，这个deal有它的个体性，像美国商店里，每个苹果都有编号，管理得很细，美国人把苹果看作个体，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个体。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筐，一旮旯，一抓拉就行了。因此，我们整体意识很强。谈判的时候，往往这次你给我一个好deal，我下次给你一个好deal；你现在给我好处，我下次给你好处。而美国人说下次是下次的，这次是这次的，这两个不关联；这个是这个合同，那个是那个合同。中国的特点总是关联思维，关系思维，长期思维。而美国思维特点是区分和短期。 

7.时间观念较为长线（long term）。中国人不具备短期时间观念，美国更多采用的是短期时间观念。 

8.团队参与。我们是团队参与，甚至是梯队参与。 

9.注重历史、外交、新闻报道和法律条款细节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我们的传统是，周恩来担任第一任外交部长以来，特别注重谈判尤其是国际谈判和美国谈判，“外交无小事”。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实践。 

10.坐在谈判桌上的人不是最终决定人。在美国，谈判者经常就是最终决定者，是已被赋权的全权代表。在中国，往往决策者不在谈判桌上或往往不在谈判桌的前台，或者决策者不吭声，或者坐在后面， 实施“幕后操纵”。 

11.有时灵活机动有失原则或准则。有时候我们也灵活机动，但灵活机动有时会有失原则或准则。比如晚上看到红绿灯，半夜的时候你们看到红灯时停不停，在座的人，停的请举手，还挺多的，1/3。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要停？出租司机为什么需要为顾客提供安全带？万一需要的时候不戴，不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就腐化了。只有把系安全带仪式化和神圣化才能使自己的人身安全最大化，是这样一个思路。 

四、美国谈判风格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1983年发表的文章，意思是你与外国人谈判时用牛仔的谈判风格，美国古老西部的谈判风格，是不会有效的，尤其是在国际谈判中。此文也罗列了如下美国人谈判风格的十一个特点： 

1、我一人就可以搞定！(I can go it alone：Individualistic)。这就是为何我们往往发现中美谈判时美方总是人很少。美国人不仅喜欢练就孤胆英雄，但有时候是公司更多考虑成本，人多了浪费机票，宾馆等。一切费用加起来就很多。而且他觉得一个人能搞定，那就是孤单英雄，他能搞定这一群人。日本人谈判队一般也比较多。

 

2、叫我约翰（Just call me John：Personal， informal and equal）。叫我小名，这和中国人关注的观念、名分、地位恰恰相反，主张谈判过程非仪式化，随意，个性化，和平等。 

3、抱歉我的法语讲得不好（Pardon my French：Poor foreign language skills）。也就是说美国人外语讲得不好，只会讲英语。但大家要知道，很多美国人不讲英语的，尤其新墨西哥和德州，他不讲英文只讲西班牙语照样能生活，干嘛要讲英文，后来又推出“英语是唯一官方语言”的运动，但美国恰恰没有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是工作语言。因为定为官方语言就违背多元文化规则，是违法的。 

4、你要与我公司领导核实？（Check with my home office？Upset that their negotiation counterparts are not the decision makers who are not present）。一般中国人是，你现在答应了，我要和你领导核实才信以为真的，否则我不信。美方一直说，你没有必要，我说的算，领导已经给我赋权了。 

5、有啥直说好了！（Get to the point：Anxious to get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to save time）。不要躲躲闪闪，也不要怕得罪我，有什么就说出来。这样节约时间。 

6、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Expect honest information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说干净，说完，不要藏在肚子里，不要说半句留半句。 

7、别傻坐在那里！讲话哦！（Don’t just sit there；Speak up：Low tolerance of silence during negotiations）。谈判的时候，突然一下沉默了。美国人最怕的是沉默，他要么就靠“and”“then”招话题。沉默是银；说话是金。 

8、只认赢，不认输！（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Persistent）。今天不达到目的明天也要达到目的。总之千方百计要达到目的。中国人说你这人不要脸，我说no了就行了，你就不要这样坚持了。中美文化心理真是不一样的。谈完了，我不愿和你做生意，美国人就千方百计坚持和你做生意。就像这样。现在美国公司在中国，过去40年有很多红利，现在红利不像原来那样多了。中国本土公司发展起来了，有竞争力了。美国公司开始抱怨，我们盈利很少，没有本土公司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好处。当然，本土确实有它的优势。比如我们本土公司与地方政府关系比美国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往往更铁， 人脉更熟悉。美国在华公司的高管汉语水平差，他们不重视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美国斯坦福一个教授，加拿大人，写了一大本书《中国人的心理学》，在香港教了几十年，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几年前他第一次来上海开会，并且不会讲中文，也不感觉到害羞。因此，在我国的环境里在人脉上不对外国驻华公司有利。过去中国需要这些跨国公司的技术，而这些公司需要我们的市场。现在我们本土公司也成长了，公关、治理各方面也很好；另一方面驻华跨国公司本土化也不够，两方面造成他们的盈利不像原来那么多了，80%-90%都有怨言。在美国，人们信奉只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抱怨也是正常的。中国政府也不要担心。哇，这么多抱怨了，赶快给好处。没有必要，根据市场的规则来，我相信这样处理应该是比较理性的。 

9、一次只办一件事（One thing at a time：Dealing with a complex task sequentially；separate issues and deal with them one by one or be analytical in linear thinking mode）。这是线性思维。比如和美国人谈话的时候，和这个人谈就集中和这个人谈，不能这个人谈一半， 就和那个人谈话。在国内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经历过，有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谈了一半和那个人谈，让这个人等在这儿，我有时候会提醒，把我的事儿办完，办完再办第二个。中国人就是一种communal context，我来了他也来了，怎么办？和你谈一下，和他谈一下，然后电话一接，一次处理三四件事情，最后也不知道哪个先完成，最后可能把第一个人给忘了。美国人这点是比较理性的管理。一次只办一件事儿，这是工作的规则。谈判也是这样，就谈判这个事儿，先谈这个事儿后再谈那个事儿。这种排序甚至在中国人眼里显得非常机械。 

日本人谈判很有意思。我亲自听一个美国商人讲的一个故事。他后来做了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现任杜克大学昆山的一个副校长。十几年前他在我纽约州立大学组织沟通学班上讲，日本人谈判行为非常有意思。美国谈判队到了日本，日本主人安排第一天打高尔夫，第二天安排打高尔夫，第三天还是打高尔夫。美方谈判队员们就问干嘛我们来了以后安排天天打高尔夫？日本人回答说我们和你们通过打高尔夫可以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谈判手，你们怎么打高尔夫，我可以了解你们的做事风格。后来吃饭的时候日本人在餐桌上却开始谈判了，美国人说我们吃饭就是吃饭，干嘛要谈判。日本人说吃饭的时候和你谈判，恰恰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因此，日本人很会谈判。 

10、签约就不许爽约（A deal is a deal：Honoring the agreement no matter what）。美国人说不撞红灯永远不撞红灯，法律意识非常强。美国仍然有很多犯法的事情，要不然这么多律师怎么生活？另一方面说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有一条就是签约了绝不爽约。中国人是这样，一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关系一般，后来谈判过程中了，关系得到了发展，中国人可能会说：“我们再重新谈判吧”。 

11、我就是我（I am what I am：Acting with foreigners in the same way as they would at home）。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的父亲是什么，我的姐姐是什么，我有什么样的关系。美国人说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比如里根的女儿曾说，我是我，我和里根没什么关系。商业谈判中仍然显示出个人主义。当然，美国人很懂得和中国人打交道，他是这样一种谈判方式，但真正和中国人谈判，过去华尔街有很多人和中国人谈判过的。他们也会走一些关系。他们懂得中国人在乎关系、面子、人情。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学会了照顾或利用中国利益攸关者们的面子，关系，和人情。 

特朗普式谈判风格 (The Trumpian negotiation style) ： 

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奉行的谈判风格超越了The John Wayne Style of negotiation， 与其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继承和融合了以下几种元素： 

（1）古希腊的诡辩术； 

（2）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权术 （欧洲中世纪的厚黑学）； 

（3）美国西部坏牛仔的牛劲儿； 

（4）一些中国文化特色的谈判智慧，以期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特朗普团队的谈判风格，我认为是超越了牛仔风格，与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分析，他还加了古希腊的诡辩术（The John Wayne Style of negotiation）。美国西部牛仔一般话不多，也不会发那么多Twitter。特朗普发的Twitter很多，所以改变了美国的外交风格。还有欧洲意大利中世纪的厚黑学，CNN就说了，华盛顿邮报说特朗普大概有1000多都是假信息。还有西部牛仔的牛仔劲儿。 

我认为特朗普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他写了一本书《百年马拉松》。这个人80多岁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的，讲中文讲得很好，曾为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研究安全与战略问题。应该说他基本掌握了中国人的心理。特朗普也在一次公开场合说过，Michael Pillsbury对他很重要。估计这里面有很多白邦瑞对中国人谈判思维的掌握，比如整体思维。中美过去一年多期间一共举行12轮谈判。美国的谈判似乎有一个整体布局。中方可能更加聚焦的是商务谈判本身，其他的尽量割裂开来。而特朗普的贸易谈判是在贸易战的大前提下，贸易战是在冷战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在制造一种胁迫气氛让中国人心里不安，心理不平衡，和处在焦虑状态，企图胁迫中国在这种状态下接受他的条件。他谈判的条件和要求也不断地加码。因此，特朗普的谈判风格不仅仅是加强版的牛仔风格，还夹杂了对中国人的谈判风格的部分融合。过去中国人和他们的谈判也不是说中国人有意识地设计，而是中国人之间也是这样谈判的。美国特朗普与很多其他国家的谈判也使用相似的胁迫式策略，不仅仅针对中国，但与中国谈判，特朗普谈判策略包含一些更细致和更具体的策划。 

中美谈判陷阱：非均衡非对等互动模式

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中美跨文化谈判存在不均衡不对等互动模式，所谓“中美谈判陷阱”。其实这个“陷阱”是我早已观察到的。2005年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Development上。论文大意是中国人的沟通模式以面子、关系和人情为中心；美国人沟通模式是自我为中心的模式， 是对美国文化自身的一个展示。美国文化里， 每个人从小必须要学会为自己思考，所谓“上帝只能够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类似中国文化语言里有一种说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中国文化的逻辑是通过成就他人达到成就自己。而美国人成就自己的方式更直接乃至从从中国人角度看赤裸裸的。美国的生活环境是个人主义的， 而中国文化是由邻里、亲戚，朋友等编织的关系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必要学会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必须要学谈判的，不学会谈判就不能够生存，谈判是他生存的基本技能之一。从个人类推到公司和国家更是这样。 

特朗普在中美谈判过程中提出那么多要求，一开始是贸易平衡的要求，后来又提出技术转让方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后来又包括胁迫中国放弃2025工业计划的要求，最后还要求中方写保证书，签了以后要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由美国来检查中方怎么执行的。而美国可以随时对中国货物加关税，不是无条件地放弃所有关税。我在想，为什么最后谈判破裂？一开始估计中国还是想忍辱负重，我们还是想维护住这样一个贸易关系，你提出这个要求可以“倒逼中国改革”。过去中国加入WTO谈判以倒逼中国改革，这次也可以倒逼改革。你给我提出条件和要求， 只要不太出格，我都尽力接受。“倒逼改革”这个说法真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可见中国的容忍度是很高的。美方从头到尾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不断加码，而中方都被动地忍辱负重地接受了。换言之，美方的谈判方式总是不断进攻。而中方却没有及时说“No”。只要你没说No，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角度来讲，美方就认为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你必须说No才行。如一开始你发现他要求不合理，你就应及时说No， 并且让美方听到。比如孟晚舟被抓，那时候美国商务部的部长说中美贸易谈判与华为事件之间没什么关系的， 应该切割。国内主流媒体和一些舆论精英紧跟着呼应。但是，这两件事能不搭界吗？肯定是搭界的，这是科技战的开始。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我的研究中我突然意识到，特朗普政府似乎把中美贸易谈判作为拖延时间、制衡中国，甚至有点捉弄中国的工具。一会儿说yes一会儿说no，而且不断加码，真的带有一种捉弄， 乃至愚弄中方之嫌。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我分析，他要消解中国过去几十年或最近几年的人气上升——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国内聚集的人气，国家的人气，这个党的人气。他通过操纵谈判过程来消解，这个过程到最后……你想。中国在这整个过程是忍辱负重的，我们有底线，但这个底线一开始没说出来，或者至少说的声音不够大，到后来就形成一个“新九评”。过去我们有“九评”是对付苏联，而这次是针对美国。 

我认为“九评”是斗争的形式，不是竞争的形式，是aggressive。应该说中国的“九评”是防御式进攻（passive aggressiveness）， 美方的谈判方式是十足的进攻式(aggressive)。在传统美国文化里，aggressiveness含有正能量的特征。现在80、90岁的 美国人，夸奖人的时候常说：你真有冲劲！(you are so aggressive)。当时我听说了就感到很惊讶：为什么aggressive是一个积极和肯定的人格特征？后来一想， 可不是吗！现在80，90岁的美国人在青壮年时代奉行的核心价值不就是个人主义和个人冒险主义吗！而当代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再是冒险主义， 而是assertiveness， 或confrontational， 意即敢于直面矛盾。什么意思呢？能够正当的、理性的、平和地把对方的错误提出来，既合情合理又拿捏住分寸。美国人在公共空间相互之间的身体互动都有一种自我防卫的形式，尤其在工作单位， 各个都表现得气宇轩昂，充满自信，展现出不可侵犯的印象，美国人的理想人格persona就是这样的。不像国内职场环境里的人显得很谦卑。精于经营人际关系和言行谦卑的人容易得到人们的喜爱，信任，更能得到提拔。而美国不是这样的。 

“新九评”标志着中美谈判12轮破裂，但这个“九评”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美方可能也意识到，美国人从自己的角度认为他们提出这些条件和要求时， 中方没有表态，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所以美方继续加码也是正当的。美方就自然更进一步提出要求。但是，在中国文化里，我要说no了，有损你的面子，有损我与你的关系。那么这个“陷阱”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文化里要说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中国文化里不希望赤裸裸地做生意，日本也是这样，希望在一个互为关系的环境里，心里很舒适、和谐的环境里做生意。而美国文化不是这样：我们谈判桌上是对手，谈判结束以后，我们俩还能干一杯。二者是分开的。而儒家文化则是把二者混在一块儿的。最理想的是又做好朋友又做生意，但是这样很难。美国人是先做生意再做朋友。中国人是先做好朋友然后再做生意。中美恰恰相反。

美国是交易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我们是关系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我惊叹的是，我2005年描述的中美跨文化人际沟通陷阱模式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得到了再现。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是我本人几十年穿梭中美比较研究悟出来的模式。很遗憾的是，这个模式证明是有碍于促进中美深度了解， 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的。但有一点，“新九评”使特朗普团队震惊，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当对方做错的时候，你就直呼你错了，他也会反省了，这应该是特朗普反省阶段，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阶段， 即顿悟阶段。

如上图所示，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至少可以分五个层次，贸易方面是利益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里还有面子层面的，还有权力层面的，价值层面的，政治体制为中心的谈判，还有生死谈判，所谓你要把我吃掉，我要把你吃掉这个层面的。可以说，在这次谈判中的五大层次都在特朗普团队的考虑之中的。而中国谈判团队聚焦的似乎是第一圈和第二圈，美国人考虑的是权利，中美在国际的权利，谁是第一第二，美国第一；还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他让你国将不国，或者让中国你这个国家不平或不稳定，不统一，形成分裂状态，是都有的，新疆、香港、台湾都是这样，都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良性的谈判模式，我把它简称为“均衡对等的互动模式”。所谓“均衡”，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也要照顾到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也要照顾到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谈判当中相互协调，谈判双方就像跳双人舞一样，要相对和谐才对。

 

五、中美谈判案例 

中美有两个案例比较成功：一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二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与美国的谈判。 

中美谈判案例（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战略上的共同点：对付作为共同敌人的苏联。 

1.苏联对中国和美国都造成威胁。 

2.对付共同的敌人使中美走到了一起。 

3.宏观目标和基本原则方面产生的共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有效克服了文化差异和政治制度差异，两国关系过去四十年基本一帆风顺。（基辛格，白鲁恂等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专家为此作出了贡献） 

战略利益各取所需： 

1.中国摆脱苏联，提高自立自主能力，开启改革开放进程。 

2.美国通过削弱苏联的国际共运联盟使美国独霸世界，世界由此进入单极。 

中美谈判案例（2）：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与美国的谈判 

美国战略考量：美国和中国入世谈判时，与人权挂钩还是与人权脱钩？美国最终将进入和开发中国市场作为首要国策，希望以推动中国市场化改变中国，人权议题置后。Michael Armacost博士原任Pomo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曾任驻日大使。在中国与美国谈判中国入世期间，任布鲁金斯代理总裁。他主张从中国视角出发，曾力劝克林顿总统将人权与贸易脱钩。这是六年前Michael Armacost博士应邀在查普曼大学亚洲研究系列讲座上作专题讲座期间与本人交流分享的信息。 

中国战略考量：开门引“狼入室”倒逼改革。江朱融入美式全球化战略成功。中国正式步入日本的后尘，开启了中国版的“脱亚入欧”时代， 即 “脱亚入美”时代。 

谈判策略：采用中国官僚式的政治挂帅模式还是美国谈判模式？龙永图最终选择了后者， 即所谓“职业化”的谈判方式。 

入世谈判，就是中国全面融入美式全球化的过程。十年前，时任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龙永图在洛杉矶全球事务学会的讲座上专门讲述了当时中方谈判策略的重大转变。我当时带着我的美国学生，专门听他讲座。讲座结束后我采访他到：当时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和美国的入世谈判？他说就是我们把谈判看作是个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外交的一部分，坚持“外交无小事”，要说的话不敢说，要做的事不敢做，束缚了手脚。我问，什么让你最后能够突破？他说职业化的谈判方式 （professional negotiation）。我的解读是，他的所谓professional negotiation就是美式的，美国那种直来直去的， 透明的谈判风格。龙永图是贵州人，个头大，英语专业毕业的，说起话来很洪亮，也有点像中国牛仔，看上去比较强悍，说起话来也直来直去。同时，我在美国那个大学邀请了Michael Armacost，他曾经是终身教授，后来做了布鲁金斯代理主席，刚好是克林顿和中国关系不太好的时候把他顶替上去了。当时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将中国入世与中国人权挂钩的坚持，中方坚决不同意。后来Armacost力劝克林顿，一定要把这两个脱钩，不要挂钩，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中国人谈判，要把中国看成独立的文明，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贸易就是贸易，人权是另外一回事情，分开。他说当时克林顿听了他的奉劝，采取了贸易和人权脱钩的方式。当然，美国考量更多的是，美国公司需要进入中国市场。

 

中美谈判案例（3）：中美贸易谈判 

特朗普的谈判策略：中美谈判风格的混合模式 （估计特朗普与中国贸易谈判的部分策略很可能来自他的中国问题顾问Michael Pillsbury假借部分中国谈判风格的策划)：

以退为进，以关为开，以结果为导向，以打压胁迫中国的贸易战，遏制中国的冷战（以打压华为为例的科技战，挑战中国主权如干涉台湾香港和新疆等一些列中国内政事务的战略，以抹黑一带一路为例的意识形态战，挑起文明冲突）为主，谈判为辅，或者将谈判作为掩护，乃至通过谈判捉弄中国，二者高度结合；运用马拉松谈判方式（目前中美一共已举行12轮谈判）以期削弱我国主要领导人，中国执政党，中国和中华民族多年来聚集的良好声誉或社会资本，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最终服务“美国第一”战略。 

中国谈判策略：一度以谈判为主，以被动应对贸易战为辅；力拒与美脱钩，忍辱负重，倒逼改革，以期成就第二次改革开放，最终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中国是以谈判为主，我们集中贸易谈判，避免贸易战，尽量化解两国冲突，维护中美相互合作共赢的氛围，而特朗普通过贸易谈判达到贸易平衡是个非常小的目标，更大的目标是冷战和贸易战。也就是说， 通过科技战，贸易战和贸易谈判， 特朗普希望不仅仅达到贸易平衡，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他美国第一的目标。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华为的5G，和“一带一路”等都是中国人靠自己的创造力和实力打造的，是共赢的和造福世界的。美国习惯做第一，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在任何领域领先，只有美国才能做第一。但是最近有一个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很有道理：人类的未来将不会出现所有方面都是第一的霸权国家。很可能会是此国在这些方面第一，彼国在那些方面第一。还有一些国家会在另些方面第一。这就是所谓的多边主义。 

六、未来展望 

（一）从中美谈判角度预测中美关系未来 

不管结果如何，谈判是维系中美关系现状和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脱钩，冷战和冲突，乃至热战会使双方和第三方都受损。 

谈判的过程是深化双方彼此认识和了解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过去一年来中美贸易谈判的经验教训需要双方就自己和对方的谈判策略和谈判风格作一个深度比较和必要的协调，最后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和均衡对等的谈判模式。 

中美重新启动谈判前夕最新动向： 

（1）美方：彭斯原来计划在中国敏感日抨击中国的演讲无限期推迟；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总领事就香港6.6事件计划发表的批评中国政府言论也作了降调处理。美方开始关切中方的颜面。新的谈判策略和风格有可能变得像“弱牛仔风格（soft cowboy style）”， less aggressive，但是肯定assertive. 

（2）中国：不再一味迁就；也不再发表九评式批美言论。而是变得更加理性和淡定， 更加assertive， 而不是以前的passive/reactive或aggressive /passive aggressive. 例如，中国已抛出重新谈判底线， 即美方应将所有针对中国货物征收的海关税除掉。 

中美贸易谈判新模式， 即“均衡对等模式”， 亦即双赢模式，可以推广到中美关系的其它领域，如战略和安全领域冲突的管理和解决，最终打造新型中美关系，即均衡对等的中美关系。 

在此基础上可以打造一个中美关系新模式， 使竞争性关系迈向合作性关系，从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双方核武相互制衡机制提升到MAG（Mutually Assured Gains) (Jia & Leffel，2017)，即保证双方共赢的机制。至此，中美关系将会从频繁的谈判交锋过程中加深相互理解，走向成熟和稳定。

 

摆在中美双方面前的另一个选择是：无序恶性竞争导致中美两败俱伤，世界两极化加剧，乃至导致热战！

未来的一切都有赖于中美和世界仁人智士管理中美关系的超常智慧。 

中美谈判新的模式应该是均衡对等模式，即双赢的模式。这非常重要，中国到底是战还是谈判，只有通过这种摩擦最后形成比较好的谈判方式，这个谈判是均衡的，双赢的，对等的谈判模式，而这个可能会对我们在战略，博弈，安全方面等等，整个中美关系能从中美贸易谈判的新模式开始，重新打造一个新型的中美关系模式，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均衡对等模式，或者双赢模式。这次在清华的和平论坛上就已经提出中美双赢的概念了。美国有人说，中国第一次赢，第二次赢，双赢是中国两次都赢，这是白邦瑞说的。我说双赢对等就是你对我强硬我也必须给你强硬回去，我必须回去，不回你就醒不了，只有我方强硬回应美方，美方才能醒，才能理智。中美就像两个巨人一样，在这样的拳击赛场上必须是这样的，我打你一拳，你总是忍让不还手，观众怎么看，对方又怎么想？你打我，我必定还击。因为我不还击你等于鼓励你更狠地打击我。这是因为你很可能觉得我不敢还手。但中国人也许说我怀柔，不想和你打。但是，这种回击越不及时，越容易被人误解成软弱。在排除生死存亡的情况下，该回击、反击的还是要理性地及时地和以对等的力度反击。 

西方盛行三种冲突调解模式，一个是aggressiveness，一个是assertiveness，一个是passiveness。另外还有passive aggressiveness。在过去一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方谈判行为估计较为passive，到后来官媒发表的“新九评” 似乎aggressiveness，与美方谈判aggressive谈判风格接近。自从在日本大阪举行中美领导人会晤以来中国的谈判策略似乎变得assertive；美国正在学会从aggressive 转变到assertive。均衡的谈判模式就是mutually assertive model对等。与中美之间冲突一样，两个人冲突，你拿棍子我也拿棍子，你拿铁器我也拿铁器，这就是对等。我就着急中国驻外记者没有注意的新闻。夏威夷本土城市的公共邮箱里有很多本土报纸都是主张夏威夷独立的，难道没有一个中国记者看到吗？为什么不报道一下夏威夷本土的独立运动呢？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闹香港，闹台湾，闹新疆，中国记者到哪里去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不也在闹独立啊！当年美国黑人独立运动的思想领袖是W. B. G. Dubois，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DuBois在20世纪年50年代末期还专程来北京向毛泽东取经，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面授机宜，向毛泽东学习领导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经验。当年的中国真了不起。DuBois是马丁. 路德金的精神导师。DuBois就生活在麻萨诸塞州西部，是我读博士的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所在地。该大学图书馆就是以W. B. G. Dubois命名的。当时他们两有分工的。马丁·路德金访问印度， 拜见甘地，向甘地学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立运动。至今谷歌上都能查到DoBois和毛泽东促膝谈心的照片和马丁·路德金拜见甘地的照片。他们各自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 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但是这些故事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当年中国是输出思想的，印度也是输出思想的。历史上我们更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多原创思想，今天上午参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研讨会， 更加认识到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应该走出去的。不走出去，话语权最终是别人的，理论都是别人的。只做不说这也说不过去，我们解读社会，解读关系都要自己去做，要均衡对等。 

二战后原来美苏竞争关系，尤其是冷战时期形成了冷战对峙模式，你有核武器可以消灭我6次，我有核武器可以消灭你1或2次，消灭我6次和消灭你2次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彼此终结，所以你也不敢用我也不敢用。这就形成了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如果仅停留在MAD状态上，你试想一下，你天天担心我走火了，我也天天担心你走火了，我们都做噩梦。人类难道智能这么低下吗？我们都能制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有可能代替我们，我们难道不能够设计另外一个更为人性化的机制吗？这个机制是双赢的机制叫Mutual Assured Gains（MAG）。二十一世纪我呼吁MAG的诞生，我希望中美谈判能达成Mutually Assured Gains，中美的智慧应该共同推动，形成能保证我们都能赢的，都能够有所收获的机制。这样才能够保证中美关系做到既长安又长效。长安碰巧又是我的家乡，我认为，长安的目的不是长安那个城市，而是永久的peace，还有长效即mutual effect。 

（二）如何提升与美国的跨文化谈判能力？ 

所罗门为了美方做到有效地与中方谈判， 提出以下十一条建议(本人作了一部分更新）： 

1. 理性把握谈判议题的实质（Know the substantive issue cold）。 

2. 掌握过去的谈判记录（Master the past negotiation record）。 

3. 清楚自己的底线（Know your bottom line）。 

4. 讲出你自己的原则立场（Present your position in a broad framework）。 

5. 耐心，耐心，再耐心（Be patient）。因为中国人谈判决策是很慢的，外事无小事。 

6. 避免时间压力（Avoid time pressure）。他说中国人好像玩弄对方，搞时间压力，但实际中国人无意识这样做，比如安排旅游，中国人好客而已，他误读了。比如来中国后，中方安排美方客人去风景名胜看一看，转一转，这是好客的做法，而不是要把你谈判的时间挤压完，到最后一刻，你不得不接受我们对你不利的条件。这是从他偏见的角度解读的。 

7. 尽量避免媒体曝光（Minimize media pressure）。有时候正式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没有正式决定或还没有最后签约，媒体一下曝光了，你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8.掌握中方的政治环境以及你谈判对手的个人风格（ Understand the PRC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 style of your Chinese interlocutor）。你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 （Peter Bol）把中国所有的干部信息整合成一个大数据。但是除国会几个关键人物以外，中国能了解几个美国的官员？因此，中国的美国研究和美国对中国研究真是不能比，一个是婴儿，一个是成人。中美关系中的许多不对等现象有时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研究做得不如美国好。 

9. 理解中国人“友谊”的特殊内涵（Understand the Chinese meaning of “friendship”）和外延。中国人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说你要小心，中国人说朋友是要你分享一切的。不过所罗门神经过于紧张了，我觉得。 

10. 谈判策略应与特定的宏观战略导向一致（Develop a strategic orientation to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特朗普中美贸易谈判中似乎做到了这一点了， 即打压中国，服务于他的“美国第一”原则。 

11. 抵御中国谈判方的施压技巧，把控谈判过程（Parry Chinese pressure tactics in order to maintain control over the negotiating process）。一般这种谈判在中国的环境下，他觉得中国人是主人，今天吃羊肉泡馍，明天安排吃羊肉串，然后再谈判，他觉得这样美方失去了主动性了。他提醒美方自己要把控中美谈判的议程和过程。 

（三）就中国人如何提升与美国谈判的效度提出以下十三条建议： 

1.深入了解和消费美国文化，尤其包括体育，音乐等大众文化。 

2.深入了解和消费美国幽默文化。以黄西Joe Wong受邀在美国记者年会晚宴上表演脱口为例， 中国人在中美跨文化情境下不缺乏幽默感，也不缺传播机智和幽默感的能力。 

3.深入了解和消费美国宗教文化。这个宗教文化看上去是与其政治文化分开的，但一切言行，有很多商业、政治的行为都与美国人的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许多美国人对此心照不宣而已。 

4.加入美国行业协会并持续加入美国行业协会活动。 

5.练就用英文实践美式演讲和辩论的能力。如果我们讲英语都是破碎的英语，你怎么和人家沟通？国内说起来有3亿人说英语，但有3000万人能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和他们谈判辩论吗？没有，300万人都很难说。清华大学、北大、人大，有多少教授能够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或其它外文宣读论文并答问？真不多。我国推动第二次改革开放，就应该把我国的白领阶层人员的英语水平、外语水平提高到写作，辩论、谈判、演说的标准国际水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国际合作伙伴，同事和同行们对等交流。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才能得到提升。当然，达到这一目标很难。目前跨文化谈判、跨文化培训，中国人研究怎么样和美国人谈判，中国研究怎么样和“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谈判的很少。为什么西方有人用“锐实力”描述中国人的国际行为，一方面这折射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我们谈判沟通能力很欠缺，他们觉得我们的国际行为很粗糙，产生了被中国迅猛的国际行为侵略或杀伤的错觉。这与中国人做事情越来越单刀直入，快成功，快富的目的性不无关系。我建议国人办事稍微慢一点，稍微细一点。和国际打交道应该采取一种平和的心态。 

6.熟悉美国的法律法规。一定要不怕花钱购买法律和管理咨询服务，中国在海外的公司110多家，盈利20%，西方在海外的公司盈利44%。之间我们差距还很大。这说明我们跨国公司的管理能力，攻关能力，法律意识可能都拖了后腿的。我们在用人上也不够科学和多元。只有华为是例外。因此，任正非是英雄，他敢用人才，敢花钱，用最好的人才。中华民族复兴，要把任正非当作一个模式，把华为当作一个模式。我们要打造10个华为，100个华为，100个任正非。试想一下这样以来，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将会有多大！ 

7.熟悉美国和世界的多元文化。 

8.熟悉中国文化 （传统，革命，和建设文化）。 

9.善于发掘比较文化的洞见。 

10.谈判过程中展现自然，自信，不做作，不自负。 

11.尽量弱化面子，关系，和人情关切。 

12.轻易不示弱，不言输

。

13.坚持原则的同时，随机应变。

 

七、中美双方在重新谈判时都应遵循的谈判策略 

1、因为贸易谈判本身就具有相互依赖性和需要相互合作，中美在重新开启贸易谈判时都应放弃争当全球第一的心态。 

2、只有在双方平等相待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前提下才能达到公平贸易的目标。 

3、双方在谈判策略和风格上都应相互调整和彼此适应。 

4、双方都应坚信中美成功的贸易谈判不仅成就中美双赢，而且成就世界的“三赢”。 

5、双方都应通过中美贸易重新谈判，合力设计出中美贸易谈判三赢的保障机制 (MAG)，使未来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既长安又长效”的中美关系新时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