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典、蔡英杰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24日中国财富网。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引发普遍关注。在疫情暴发的初期，人们对待疫情不以为然，认为新冠病毒可防、可控。即使疫情处在高暴发期，安徽、广东、福建等多个地区依然有家庭若无其事地进行家庭聚餐，进而引发了数十人感染的家庭聚集性感染疫情。“大胆”的背后是对疫情心存侥幸，是对疫情大规模传染可能性的严重低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在全国范围暴发以来，其感染人数远超非典时期的数字。各地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全面封锁小区、村镇，延工延学。一时间，口罩、酒精、消毒液成为了最热门的“年货”。部分社会群体在疫情前期抱有的侥幸心理，与疫情暴发后的极度恐慌情绪形成了巨大反差，揭露了人们面对小概率事件前后的对疫情认知的两极化。

类似的行为在金融市场中经常有所体现，尤其在“股灾”中更是淋漓尽致。牛市的高歌猛进往往使得投资者自我麻痹，忽视了黑天鹅事件的潜在风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动物精神，羊群行为的本质并没有变。股市的闪崩往往引发群体性的恐慌情绪，投资者普遍预期凛冬将至，熊市在即，纷纷抛去手中的筹码。于是，过度的悲观预期对市场造成严重的“踩踏”，引发“螺旋效应”。

在小概率事件发生前，人们往往低估它发生的概率，甚至完全忽略。但在事件发生时，人们又倾向于高估事件带来的冲击，这几乎是历次金融市场动荡的真实写照。

武汉疫情大规模暴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疫情初期地方相关部门应对病毒的传播情况心存侥幸，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在全面暴发之前，许多人倾向于相信不会再重演2003年非典疫情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低估了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而当疫情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公众又开始出现一些过度反应，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的正常运行。

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任务的紧迫性。尽管我们经历了非典的疼痛，但从疫情暴发以来的应对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在此之前制定一套完备有效的应对方案。从武汉疫情的发展始末来看，我国各级政府机构以及普通民众在应对小概率事件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未能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和应急处理。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以充足的专业知识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来应对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相比于经济社会的进步，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观念的转变显然更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从事前积极防控和事后有序处置两方面入手，重在事前防控。事前防控中最重要的，从金融学视角来看，就是要把新冠疫情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纳入风险定价体系，即不能存在未知的未知。即便有，我们也要从排查内因和排除外因两个方面入手，争取对这个未知的未知事件定价，只有纳入了定价体系，我们才知道怎么防范它。

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一定控制，但疫情还未消散。对于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要谨慎考虑疫情防控阶段存在的小概率事件，防范病毒传播过程中出现其它不确定性因素。针对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要及时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制定科学有效的风险处理方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我们要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更有把握地面对未来新的风险和挑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