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敏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9日腾讯网

在目睹柏林墙坍塌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经如此写道，“今天我们的民主获得了胜利，我们的自由市场也最终获得了胜利……在这场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后，我们西方还应该信仰些什么？”

在冷战落下帷幕的时刻，这位与亨利·基辛格齐名的波兰裔美国战略思想家，提出了一个至今未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姑且称其为“布热津斯基追问”。

柏林墙坍塌后，西方精英把全球化奉若神明，因为自由民主的根基已经打牢，羁绊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与边界不再可畏。全球化推进到哪里，哪里就是新世界的边疆。信仰全球化，曾是柏林墙坍塌30年后西方精英的最持久热情。

恰如卡尔·马克思所曾嘲讽的那般，一切坚固的东西，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柏林墙坍塌后的30年，西方精英需要再度寻找失落的信仰。这种信仰需要找寻的不再是貌似宏大、不证自明的历史叙事，而恰恰是那些散落在边缘野草地、不为人知，但却会在星火之间，以燎原面貌惊骇世人的历史故事。

寻找故事的过程，往往就是一段传奇。

历史终结与巴尔干幽灵

就在布热津斯基发出他的追问后不久，两位出生于相同年代的西方知识精英分别用不同的修辞技巧与历史视野，在相同的时间段，向西方公众展现了战后世界、战后欧洲所要遭遇的挑战与任务，并激起截然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涟漪。

1992年，早以其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历史的终结？》（1989年）一文而爆得大名的弗朗西斯·福山，将其一系列观点集合成书，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为名，投向西方乃至世界的阅读市场。

现在我们知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深受他在康奈尔的授业导师布鲁姆的影响，布鲁姆则是德裔古典哲学家施特劳斯的入门子弟。福山深受奥派思想的熏陶，但又不拘泥于奥派的学术范式。彼时身为智库研究者与媒体撰稿人，福山的眼光聚焦在施特劳斯与俄裔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的古今之争中。在年轻的福山看来，人类因为共通的欲望诉求与身份认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源头；人的欲望与自由主义之间非但没有分歧，反而是可以合流的。西方的历史不需要其他的替代品，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都不是，西方式的制度与秩序，足矣。故而，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20世纪妄图可以替代西方历史叙事的那些“历史”可以重回书本，永享寂静了。

就在福山享受来自全世界的瞩目与啧啧赞叹时，与他年龄相近的另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供职于《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罗伯特·卡普兰出版了名为《巴尔干幽灵：穿越历史的旅行》。这部著作是卡普兰在相继出版有关中东与北非事务著作后的第三本著作，也是卡普兰心目中认为最具有穿透力的一部历史文化游记著作。这部著作因为其独特的视角和适时的前瞻性，让其成为西方世界、乃至随后美国与北约决定干涉前南斯拉夫地区民族冲突的决定性文本，不能不说是现实政治与历史书写纠缠呈现的反讽和诡异。

与福山文字中所洋溢的那种智识自信与信仰优越感不同。卡普兰的文字充满了探索未知世界所特有的细节呈现与深层历史的坚硬所在。在欧洲最柔软的腹地巴尔干，卡普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由文化、民族、英雄人物、多幕悲喜剧、宗教遗迹与边陲风景、瑰丽自然景色与惊人贫瘠世界，狂热信仰与狭隘自大之间的复杂整合。在卡普兰的笔下，巴尔干的历史是复数的、交织的，难以清晰辨别与充满着矛盾的。

福山的“历史终结”与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可以被看做对布热津斯基之问的两种迥然相异的回应。至少从目前来看，曾经一度倔强的福山早已收回他的乐观主义，转而开始探索政治秩序的起源及其衰败，回到源头成为他的新目标，多元路径、多重可能成为福山研究话语的修辞风格。而卡普兰则在扮演了30多年的全球马可波罗知识分子后，选择重回本土，在他最新的著作《重回洛基》中，卡普兰呼吁美国重新找回失落的精神气质，将其大陆精神与海洋气质重新整合，从而实现与下一个世纪所要面临的来自东方崛起中的文明大国的挑战。

福山与卡普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发言位置正在发生微妙的转换。福山的自信建立在西方价值观的正当性与普惠性之上，当下正在遭受逆全球化的不断侵蚀，因此福山的自我检讨更多是内在转向的维度。而长期坚持鹰派战略视野的卡普兰则试图从历史迷雾中找寻西方再度崛起的战略源点，历史经验在他眼中更多是实现霸权的经验参照。历史本身不具备生命力，掌握历史的人物与集团才值得拥有其价值。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时代的各种陷阱之说，恍然间都得到了可以自我论证的逻辑支撑。

我们所恐惧的，乃是把历史重新包装成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事物。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这种倾向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黑羊与灰鹰

如果说因柏林墙废墟而兴的布热津斯基追问依旧没有明确答案的话，时光倒流50年，回到二战前夕的欧洲大陆，问题同样依旧存在。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与回应这个问题的人物是同一个，她就是在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瑞贝卡·韦斯特女士。从1934年第一次踏上巴尔干的土地，到1936年开始着手写作《黑羊与灰鹰》，进而二战濒临爆发之际再度回访南斯拉夫寻找写作灵感，韦斯特将其全部的心智空间与情感力量，都投掷在这本篇幅长达千余页，耗费其半生心血，被世人称之为奇书、难以卒读的旅行游记文学著作；一个欧洲知识分子试图在危机时刻想要自我探寻答案的思想史巨著。

瑞贝卡·韦斯特在英国知识分子圈与文学史上，皆是殊难归类的人物。作为一名偏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韦斯特以旅行游记和时政报道享誉英伦，同时也以大胆批评知识分子同道人士而在圈中享有盛名。作为女性知识分子，韦斯特的情感敏感、细腻、外露、喜形于色与见微知著是其文学与思想写作的突出特征，这自然是她的优点，也往往令对其作品不熟悉和陌生的读者感到困惑。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从大主题而言，《黑羊与灰鹰》讲述的是韦斯特与他丈夫亨利·安德鲁斯在巴尔干地区的旅行游记和历史文化漫游，但这本著作在日后却无法进入文学史家的殿堂。英国文学批评家，以《格调》闻名于世的保罗·福赛尔，在其影响甚广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旅行文学》中，竟然对韦斯特的这部巨著着墨寥寥，对著作中所流露出的某种长篇大论式的论述刻意保持距离而不愿评论。曾为韦斯特写传的作家维多利亚·格伦迪宁同样也对这本书保持了审慎的距离，“这自然是韦斯特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然后就再也无话可说。对此，英国作家杰夫·戴尔在其为《黑羊与灰鹰》企鹅版所作序中，有过详细记录。

事实上，身处20世纪30年代危机时代的韦斯特，与她的《黑羊与灰鹰》所遭遇的情况并不孤单。韦斯特在写作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糅合了西方旅行游记文学所特有的记载风土人情、个人轶事、身边趣闻与异域猎奇的元素，同时创造性地把时代特有的宏大命题，一系列当下紧迫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议题与日常旅行记载穿插成串，使得传统的以记载域外趣闻、博得公众消遣娱乐、激发旅行愿望的士绅小品文，蜕变为承载异常沉重话题的严肃历史探讨。

这种身份上的切换，自然令文学界人士难以苟同。就笔者视野所在，同时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名家埃德蒙·威尔逊，也曾以追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与其行动指南，将人物刻画、历史叙事、旅行随感和读书笔记相交织拼凑，创作出《到芬兰车站》这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历史起源的经典著作。《到芬兰车站》与《黑羊与灰鹰》相似，都是获誉甚隆而知性读者甚少，敬畏者众而深度阐释者少。

与埃德蒙·威尔逊相类似，韦斯特也是受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西方历史未曾遭遇过的危机时刻影响而着手写作的。如果说威尔逊见证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动荡不安时刻，那么韦斯特则被欧洲有可能重新被掳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刻痛心不已。

1934年10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马赛遇刺身亡，20年前因为奥匈王储费迪南萨拉热窝遇刺而导致的一战阴影让韦斯特辗转反侧：一战裹挟了800万人的生命，而英国则有80万人死于战争，其中整整一代的英国贵族精英都倒在了西欧的污秽沟壑中，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巴尔干科索沃平原旁的那座城市。为什么巴尔干会成为欧洲动荡之源，为什么巴尔干会成为颠覆整个欧洲秩序，把曾经位列世界中心位置的欧洲列强拉下马，成为互相厮杀与仇恨的策源地，拥有巴尔干的欧洲是否还有未来。这一系列问题，都在拷问着韦斯特，伴随她在整个旅途进行思考、交谈与写作。

简单归纳《黑羊与灰鹰》是极棘手的事情。原因除了各种修辞文体的混杂融合，读者往往无法厘清作者在巴尔干地区的旅行线路，其中的时间元素模糊不清，唯有按照地理线路给予人们的想象与启迪。没有去过巴尔干地区，没有身临巴尔干地区复杂多变，身处壮丽景色与沉重古战场的现代人士，进入韦斯特女士的语境之中将会相当的困难。因此，提炼关键词，解读关键词，是迅速进入韦斯特的巴尔干世界的便捷同道，而这就必需从黑羊与灰鹰这两个题眼走进深处。

作为《圣经》当中被当做祭祀牺牲之物的黑羊，在韦斯特眼中恰似巴尔干这片土地及其在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在韦斯特所属的时代，“巴尔干”在西欧人士眼中与野蛮、阴谋、残忍与暴力并无两样。作为连接中南欧与小亚细亚地区的桥梁，巴尔干地区分布着欧陆两大山系，即喀尔巴阡与巴尔干山脉，其中前者横穿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后者则从希腊半岛延伸与亚平宁半岛相连，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望。正是巴尔干山区的崇山峻岭，使得历史上在这里聚居的，信仰天主教、东正教的斯拉夫诸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人等，都曾与鼎盛扩张时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过殊死斗争。

14世纪以来的三场科索沃战争，让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属国，漫长的奴役与归顺成为塞族人永远难忘的历史伤痕。在塞尔维亚人看来，正是他们的牺牲避免了整个西方免于苏丹铁骑的蹂躏，然而塞族人的自我牺牲却换不来欧洲世界的尊敬和认可，反而成为与东方进行交易的筹码、成为可以被牺牲的低劣民族、可以成为被煽动利用的廉价炮灰。在韦斯特看来，无论是塞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在大历史驱赶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命运，他们因此愤怒、因此呐喊，也因此抗争。伴随着世代仇恨、报复与反报复，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无辜之辈。

所谓的灰鹰，则出自14世纪科索沃战争时期塞族民谣而改编的一首民族史诗。灰鹰代表着塞族国王与贵族们，他们既象征英勇无畏，敢于和异族浴血奋战到底不曾退步，也意味着一旦他们受到神启或是上帝的怜悯，他们可以做出牺牲与退步。但在韦斯特带有某种神圣启示的笔端下，这种表述恰恰反衬出巴尔干地区尖锐矛盾的某种根本性渊源：每个执政者及其集团都曾以神圣之名屠戮同行者，以神圣之唤背叛那些与之共同斗争的民众，也曾以神圣之利引诱那些无辜者走上祭台。

更进一步而言，在韦斯特的时代，这群灰鹰已经不仅仅是盘旋在喀尔巴阡山脉上的那些本土鹰隼们，更大更贪婪更为虚伪的锐隼们，来自马扎尔人的布达佩斯，来自奥匈帝国的维也纳，来自俄罗斯人的莫斯科，以及日耳曼人的柏林。科索沃的悲剧是南斯拉夫王国分崩离析的缩影，而南斯拉夫的最终消失也是西方诸大国共谋施策的结果，没有例外。

《黑羊与灰鹰》写成出版时，正是二战进入最为黑暗的时刻，书中对巴尔干和南斯拉夫问题的探讨触动了英美最高当局。在战后英美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过程中，保持南斯拉夫地区的统一完整成为同盟国的战略诉求，韦斯特的这本著作间接成为政策制定者所详加考虑的参考。

随着冷战的兴起，韦斯特和他的《黑羊与灰鹰》曾从公众舞台上消失，盖因在铁托的强腕统治下，巴尔干地区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迟至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解体，地区民族宗教冲突再度泛起，《黑羊与灰鹰》则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而作为继承韦斯特游记精髓的卡普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依靠模仿和扭曲韦斯特著作的原意主旨，成为西方研究巴尔干问题的显赫人物，但两者之间不仅问题意识大不相同，而且在情感认同方面也有诸多偏差。客观而言，今天的阅读思想市场，很难容得下韦斯特这样的人物。

何谓欧洲：穿越时空的思考

雷蒙·阿隆曾经说，在任何时候“国家的观念依旧无限强于欧洲的观念”。冷战结束以来，欧洲的民族国家数量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与此同时，欧洲的各种区域性治理组织也远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韦斯特所处的时代，似乎很难想象当今的英国，正在艰难地与欧盟展开一场闻所未闻的退群纷争。而在今日的巴尔干地区，众多的前南地区国家依旧渴望能够进入这个欧洲经济发达组织的怀抱。

如果现实让你感到困惑，那么不妨前去旅行，归来后你会意志更加坚定，抑或思想更为宽容。韦斯特曾说，穿越南斯拉夫的旅途，比她生命当中任何其他事件的影响都要深刻，因为“南斯拉夫西部（今克罗地亚）与南部地区（今马其顿与科索沃）的自然构造和色彩，与我想象力的内在构造与色彩，实现了近乎巧合的一致”。自然景观与文学想象的交汇聚流，恰恰是今日的众多专家和专业知识分子所缺失的。能否补上想象力这一课，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尤显珍贵。（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