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了致敬不畏艰险的攀登者们，人大重阳君特分享曾抵亚欧非三洲最高峰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的登山感悟。该文刊于2019年2月19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观察者网等。附录一为2019年2月登顶乞力马扎罗时的登山感悟，附录二为2019年5月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的登山感悟。

作者在2019年5月2日顺利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

2019年春节期间，我与几位学者同仁自发组成登山队，五天四晚步行近百公里，连续冲顶攀登7小时，终于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乌呼噜峰。过去国内鲜有由学者组成的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组合，而此次登山一路，遇到不少人与事，引发了关于国家发展与国际比较的新思考。

探险，在中国仍是小众

乞力马扎罗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之一，也是全球最高的独立式山峰。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篇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令其在世界上名声大躁，全球旅游者趋之若鹜。目前每年约有4万多人攀登该山峰。在七大洲最高峰中，乞力马扎罗海拔居中，却最受欢迎，也是相比之下最易登顶的。不过，即便如此，由于普通登山者需至少花四天艰辛与繁重的步行，固定的营地条件简陋，加之普通人对4000米以上海拔的不良高原反应，每年乞力马扎罗都有不幸罹难的登山者。2016年一位北京籍旅行者在登顶乞力马扎罗途中不幸身亡，曾引发国内媒体的不少报道。

我与同伴步行四天后，刚到4700米最后“冲顶”大本营小憩，就看到一架直升机飞至营地，急救一位出现“高反”脑水肿症状的欧洲登山者。“冲顶”时，一位体症非常好的同行者在4900米处出现严重“嗜睡”症状，差点坠崖。或许是此类危险性，中国人在乞力马扎罗山的数量，远不及中国人在巴黎、东京、洛杉矶等旅游胜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赴乞力马扎罗的中国人长期稳定在年均300人左右，不及攀登总人数的1%。

的确，从同一海拔营地的休憩者看，绝大多数都是欧美人，日韩登山者也比中国人多，且整体表现优于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路上，一组近20人的日本老年登山队，人均70岁左右，每天非常有秩序地集合、就餐、作息，平时步伐稳健，虽速度不快，但最终顺利登上顶峰，引人喝彩。有一位韩国来的年轻女孩，独立、乐观、有礼貌，在一位非洲协作伙伴的帮助下，成功独自登顶，给许多国家的同一时刻冲顶者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在登山过程中，我遇到一位娇嫩的中国青年登山者在4600米处被两位非洲登山助手一人一条大腿背抱下山，据说“没出什么毛病，就是实在走不动了”，让周围人直摇头。

当然，极个别中国人的消极表现并不能掩盖其他顺利登顶中国人的优异与坚毅。但我遇到的事实的确是，与绝大多数国外著名景点频现中国人不同，许多同行国际登山者或非洲协作伙伴们数次问笔者“是日本人吗？”，或用韩语“？？？？？（你好）”与我打招呼。很明显，日本、韩国人在乞力马扎罗山区或许比中国人更受到尊敬，这也折射了普通中国民众在户外探险界的不足。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环保与清洁。与人们印象中的非洲不良卫生状况完全不同，四天步行将近100公里，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在2700米曼德拉营地、3700米好伦坡营地、4700米基博营地的厕所时刻有专人打扫，时刻非常干净，远远胜过笔者曾游历过国内各大名川胜景的公共厕所。坦桑尼亚是相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登山与户外旅游业上长期受欧美国家影响，发展水平上许多值得中国学习。

一位资深的登山者对我说，中国登山发展水平至少要落后于国际社会半个多世纪。的确，1848年，德国传教士雷布曼和克拉普夫发现了乞力马扎罗山。1940年代后，乞力马扎罗山就有了商业登山路线。笔者在营地小木屋墙上碰巧发现了1981年“到此一游”般的英文签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户外登山探险的概念近些年才刚流行起来的。“十年前，当你背一个登山大驮包上公交车，许多人会抱以异样的目光，以为你是哪个农村来的打工者”，这位登山者感慨道，“只是刚刚这些年，登山作为一种健康与积极向上的户外运动才逐渐被中国社会所熟知。”

作者2019年2月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请点击文字了解更多信息）

探险，中国落后于世界上百年

地球上所有7000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中国境内或离中国西部边境线不远的地方。理论上讲，中国拥有丰富的登山资源，天生就是“登山大国”，但是数千年来尤其是中世纪以来，农耕文明的特点以及《山海经》、《淮南子》等经典文籍中关于海市蜃楼、巫山云雨等神秘论述的文化传统，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登山欲望，也抑制了中国人的探险精神。

18世纪以来，欧美人率先发现并登上了全球绝大多数高峰，登山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人，也在人类探险史上留下一笔笔令其民族与国家骄傲的纪录。1874年英国人首次登上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5642米）；1889年，德国人首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1897年，瑞士人首登美洲最高峰、也是亚洲以外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6962米）；1966年美国登山队首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5140米）。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其中13座都是由欧美登山者首先踏足峰顶，仅有全部在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8027米）一直未允许国外登山者介入，才保证了在1964年由中国登山队员首登。

二战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人逐渐进入了人类登山探险的行列，代表着亚洲人登山探险精神的觉醒，而中国人仅仅才开始。1991年被称“登山奥斯卡奖”的“金冰镐奖”设立，每年对突出的攀登者进行奖励与表彰，结果欧美人几乎囊括了历年的奖杯，仅有的两三次例外则被日本登山者获得。

或许，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意识到，登山是个人智力、体力、财力、物力、毅力与技术的大结合，折射的是各个国家综合国力。以这次乞力马扎罗之旅为例，来回需八天，每人平均花销在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购买衣裤鞋帽与登山装备等费用，登山远足的成本远高于一次普遍的国际旅行。所以，国力越发达，登山者越多，也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都知道，奥运金牌背后的国力竞争，却忽视了登山早期也是奥运项目，背后是更复杂的个人竞技、国家精神与国际标准。更重要的是，攀登精神尤其是对未登峰的攀爬，背后更集中代表着人类的探险精神。这也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选择在珠穆朗玛峰顶转递火炬的重要原因。

作者2019年5月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

探险精神是人类基因深处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从“现代人”15万年前起源于东非，逐渐探险向世界各地扩散，探索更大的未知世界开始，谁的探险精神更大，哪个族群就能领衔于时代。东西方实力差距的拉大，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源于探险精神。15世纪，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东方在人类探险史中的昙花一现。此后，由葡萄牙、西班牙的王室贵族发起了远航探险，发现了新大陆，获取了巨量的财富。虽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杀戮与血腥，但全球却因此而联结，率先探险的国家也优先成为全球强国。18世纪以来，由英国船长詹姆士·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南极、北极等几乎1/3地表面积为主要代表，英国开始逐渐领衔于世界霸权。

名著《伟大的探险家》一书中描述了数百年来人类对陌生海域、陆地深处、河流荒野、极地冰雪、荒漠旷野、山脉生物、世界前沿、洞穴海底等未知世界的探索的41位伟大探险家，全部都是欧美人。他们改变了世界，也推动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伟大进程。今人坐享其成数百年来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却很容易低估那些先驱探险者的艰辛、勇气、坚毅、梦想以及代表着人类基因中最优秀的伟大之处，更容易忽略了人类唯有不断的极限探险与巨大付出才能未来更大的辉煌进展。

当前，人类的新探险时代正在拉开帷幕。人类对山峰深渊、浩渺星空、海底奥秘、黑暗洞穴、微毫引力的了解得实在太少。要想继续开辟人类发展的未来航程，需要继续激励更多重燃探险精神的人们。在这方面，中国人不能再继续落后于世界太远了。

中国人的探险精神需要激励

2019年春节热映的科幻片《流浪地球》讲述了中国人如何带领拯救地球的故事，令无数国人精神振奋，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未来命运与星际探险的好奇与追求。但是，中国社会对探险的整体认知落后，反映了中国人探险能力发展的基本水位。

绝大多数国人仍把“探险”与“冒险”混为一谈，甚至有时人们更偏好于冒险，却不愿意探险，比如，真正有技术含量与专业装备的登山者不多，但“驴友”爬野山的却非常多；对“一带一路”国家探索交往与深度发展的中国企业不多，对陌生国家冒险投资的中国公司却不少；对未知技术创新与科技发明的支持力度往往不大，对股市投机的社会偏好却很大。

在笔者看来，“探险”与“冒险”都意味着某种未知的风险，但区别在于，前者是有把握、有前景地去做过去未曾做过的事情；后者则是没有把握、未必有积极效果地去做未曾做过的事情。大国国民应该基于成熟的技术、经验、方法，对更多未知的领域产生社会集体的偏好与尊重，而不是习惯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

作者2019年8月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雪山

从个人角度看，应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包括登山在内等诸多户外运动作为生活方式。亲近大自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挑战自我体能与毅力，不断燃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信心，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诸多中国家庭更应重视对下一代的户外教育与探险实践，欧美家庭习惯于设“间隔年（gapyear）”，让升学前或毕业后第一年的孩子独立旅行探险，积累社会经验，丰富青年人的见识与阅历，培养生活技能，塑造积极的价值观，类似生活方式值得中国社会借鉴。

从机构角度看，应更多地创造鼓励个人在未知领域的工作与方法进行探索的集体氛围，将支持优秀的中国探险者活动视为是中国企业的公益范畴，使得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新时代探险家的大摇篮，社会舆论应该谴责无谓冒险，而应赞扬褒奖探险创举。尤其是那些连发达国家也极少涉足、但短期内却罕有经济效益的探险活动，如广大无人区的探索、极寒地带的体验、超级越野赛事、远海探索等，都应该更多地得到中国企业的经济赞助与社会认可。

从国家角度看，应确立更多的政策空间支持企业、个人的探险行为，形成国家发展的“探险红利”，像嘉奖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那样给予一些在体验、经历、非竞技体育领域取得重大探险挑战成功的个体中国人。让那些伟大的户外探险者同样得到像奥运金牌得主、科技发明创造家、社会思想教育家那样的国家礼遇，才会使中国涌现更多新的理想主义者，探索常人所想像不到的奥秘与未知领域。而全民探索创新的精神同样将会运用到治理理政与深化改革中。

近两百年来，中国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王廷与社会氛围抱残守缺、夜朗自大，缺乏探险与变革突破，而穷则思变、变则通达、达则久远，恰恰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国运力挽狂澜、遏止民族颓势的关键。让探险精神、勇于创新在新时代中国得以升腾，必将为国家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在5895米乞力马扎罗的山顶，没有任何一处商业设施，仅有几块木板钉制的海拔标识，我看数以百计的欧美登山者们前赴后继，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前行，他们虽步履蹒跚，精疲力竭，但充满着喜悦，为超越自我而喝彩。当时，我也气喘吁吁，接近体能极限，但仅有的几位同行者相互拥抱、击掌，兴奋地拿出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合影，引来周围许多人的关注。在自我感慨之余，我渴望有一天，像类似户外探险的场所能出现更多的中国人，那时可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更健康、更通达、更美好。

附录一

一

鬼才知道，我们怎么爬上乞力马扎罗的？

“正常！正常！”

2019年2月11日（周一）坦桑尼亚时间晚上8点半

乞力马扎罗山4720米基博营地三号木屋，进门靠最左侧

（在睡袋中，借头灯照明写作）

2月8日，13：07至17：05，从海拔1800米登至2700米，约11公里。

2月9日，8：00至13：55，从海拔2700米登至3700米，约14公里。

2月10日，9：35至12：45，从海拔3700米至4100米折返回3700米营地，约5公里。

2月11日，7：35至12：50，从海拔3700米至4700米，约10公里。

“看山跑死马”，从3700到4700，5个多小时的行程，是进山以来最“虐”的。尤其是最后100米海拔，看着山就在前面，心里估计20分钟就能走到，结果走了一个半小时。

这一路，刚开始是乱石堆，在低矮的草甸群中蜿蜒行进，过了4200米的山坡后，逐渐进入到高原荒漠带，几乎看不到任何植被，加上暴晒太阳，整个队伍在烈日下前行，每一步都觉得十分艰难。更糟糕的是，我的黑人协作Happyson是个慢性子，一直落在后面，在每小时一次的休息补水中，他竟掉队了。我只好口干舌燥地等他跟上。

兴政是有经验的登山向导，在他带领下整个队伍非常有节奏，每一个小时进水补给。但昨晚没睡好，加上有些失眠，今天状态非常糟糕，第二小时间歇期，我已有严重脱水，出现劳损疼痛迹象。11点半午餐休息；12点50分到4720米基博营地后，我非常用心地做拉伸，试图努力让腰伤缓和些。

所有人都出现了一些反常症状。除了高反，杨明胃痛发作，大福很焦虑，德霞非常劳累，于是大家被要求要好好睡觉。

兴政每次都会给营地小费，以便保证整队人马时刻有较好的休息空间。2700米时，是10个上下铺独立房间；3700米时，两个小木屋，10个床位；4700米则是独立房间，8个上下铺，大通铺，六位男女队友同一房间，但这个待遇算是五星级了。

我下午睡了足足两个小时，没有太多“高反”，只是很想洗澡。但不一会就被营地的热闹吸引过去了，心便想着“既来之则安之”。刚想起床，发现窗外聚集了很多人，一架直升飞机飞至，抢救一位登顶时出现严重高反而脑水肿的登山客。兴政说，这是正常的。

“正常”这个词，今天下午说的最多，比如困、头疼、乏、紧张，大家都会用这个词安慰与告诫。毕竟这个4700的高海拔，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但刚刚靠近4700营地之前，遇到昨天登顶下撤的一个中国登山者队伍，其中有一位被两个黑人架着往下走，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位18岁的小伙子，体力不济，实在不想走了。我与他擦肩而过时对视了两秒种，感觉他的状态其实没问题，也没负伤，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呢？这样做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大家都鄙视他。

在登山这个领域，韩国，日本比中国人更能获得美誉度。刚才上洗手间，又被一位黑人协作认为是“日本人”。而同行要登顶的日本老人团，将近二十位，目测都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从2700、3700、4700营地登山路上都非常有序和安静，令周围人都非常尊敬。在3700米营地，我主动要求与他们合了张集体照，祝愿他们登顶成功。

现在是下午八点半，刚刚去吃了晚餐，黑人协作这次做的是意大利面，加些牛肉汁，简直是可口，美味。赵磊带了一些榨菜，吃得人感动得要哭。

兴政不停地提醒我们要休息了。但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又醒来写这篇日记。的确，我们要强迫自己休息，11点半再吃一顿午夜餐，然后冲顶，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早上8点前到山顶，约七公里，要七八个小时，然后20分钟后下撤，直接回到3700营地。也就是说，要连续走21公里，最富有挑战的一天终于来了。真的非常紧张！

在4700米基博营地，这个厕所干净到令人震撼，干净到不想去弄脏它。刚上了大号，不小心把一些粪便拉到了洞边沿，连忙在结束时，多用了一张纸擦干，以免恶心到下一个人。一路走来，几十公里，竟没有看到多少垃圾，这正是经济学中说的“结构制度主义”。没有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破坏环境。

相对之下，中国的大多数旅游景点像是“破窗理论”那样，垃圾横生。如何管理好废物，恰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重要一面。而如何从细节着手，一步步地去实现管理治理国家的优化，真是一门学问。

鬼才知道，我是怎么上去的？

2019年2月12日（周二）坦桑尼亚时间晚10点半

坦桑尼亚莫希市ParkviewInn酒店2011号房

从昨晚到现在，30小时了，我几乎没有合眼。紧张、兴奋、疲惫、后怕、无奈、痛疼……鬼才知道，我在过去24小时经历了什么，真的，我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飞起来了，又落到寒冷处，被恶魔纠缠，又被神灵所解救。

24小时前，就是2月11日晚11点，兴政叫醒大家冲顶。我一声大喊，“完蛋了。过去五小时，我一刻都没睡。”

兴政驳斥道，“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啊。”我被吓得缩了回去。大家赶紧沉默地再清点随身行囊：除了随身穿着外，还有头灯、电池、厚衣物、水、食物。

最初千万不要穿太厚，因为过了5500米，气温会骤降，必须要添加衣物。我的羽绒服似乎不够厚。上山顶，人均需要2.5升水，我只有1.5升水。“冲顶”需要充沛体能，但我只在下午睡了一个多小时，刚才躺在睡袋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了了，头脑嗡嗡的。

兴政或许看出来我的焦虑。在排队列中，他竟把我放在第一个，紧跟着领头的黑人协作Happyson，吓得我一惊，要知道，我过去四天几乎都是走在最后一个。而他又把体力最好的赵磊放在最后一个。这样的战略现在看来是对的。最焦虑，放首位，以示鼓励；体能最好，放末位，以垫后。

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刚到4900米，离开4700米基博营地才两个小时，杨明出了状况，她忽然“嗜睡”起来，开始吐，就是想睡觉，尤其到了海拔5200米、第四次休息时，她有了想就地睡觉的感觉。兴政狂喊：“不能这样！要不我们就送你下山！”幸好杨明敬业的黑人协作，一路搀扶着，而杨明也不知哪里来巨大神力，愣是在半睡半醒、半摇半摆中冲到了山顶。

大福到了5600米左右，也实在走不动了，瘫在地上。德霞一路沉默，没有人知道，这位有身孕的女士内心的动力源泉，她只有慢慢地走着，直到峰顶。赵磊最猛，到了5600米第一个峰点，他申请先走获得允许，第一个到达峰顶，不过，皮肤与嘴唇被严重晒伤。

我的状况也不好。到5400米时，脚就冻僵了。于是我大喊。兴政回应，“用脚趾抓地！用脚趾抓地！”5500米时，我的耐心到了极致，看着几乎是在正头顶的亮光，那是领先于我们队伍的头灯，我不停地问Happyson，还有多远。他的回复总是“快到了（Almost）！”5600米时，我再也走不动了，申请久坐，这个时候队伍已打散。

最后的300米，我现在已经忘了不少，只是感觉，走一阵，趴在登山仗上睡几秒钟，又被Happyson叫醒，又要走一阵。看着终点迟迟未到，我有种发自内心的愤怒、责备、抱怨：

“他妈的，王文你是在干吗？为什么在这里找罪受！”

“Fuck！Whatahellpeak！”英语国骂都冒出来了。

Happyson不停地安慰我“冷静冷静！（Calmdown）”

“我走不动了！我真走不动了！”我不停地喊。

“快到了！这次真的快到了！继续！”Happyson鼓励道。

“求你了。推我一把！”

“不！你只能靠你自己。如果喝水，我这里有。”Happyson当时的冷酷与适时帮助，让我现在都非常感激。我靠着1.5升水，连爬带走带喘地终于到了峰顶。

没有欢呼，没有呐喊，也没有顾得上拍周边的冰川与日出。7点05分，整整7个小时后，我第二个到达了峰顶的指示牌处。德霞就在我身后，在此前的200多米处，我俩相互谦让，你走几步，我歇几步，都想让对方成为第二个登顶者。

峰顶指示牌里写着“祝贺，你已到非洲最高峰”。但当时，我除了在以每分钟100以上的频次气喘外，丝毫没有感到被祝贺的狂悦。大多时候，当你用尽全力争取一个目标，最终得到时，心情反而是平淡的。

于是有了无聊的下撤。现在再回忆，原来头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几乎一侧完全悬崖的前提下往上攀登的。如果换成是白天，或许许多人就不敢了。不过，或许疲惫也会克服恐惧，成为前进的反作用力。

下撤也是漫长的。走了约两个小时，同样是走一阵，眯一分钟，到4700米基博营地前，我提议，可否今天直接回到市里，自费叫一个车？获得了全团的同意。况且杨明的状态实在不行，她回到4700营地后，直接用人力车推到了3700米营地。而我们其他人则随后前往。

午餐已完全没有胃口，草草地喝了点汤，就继续回撤了。走在4300米海拔时，我大吐了一次，把此前吃得所有都吐了出来。神奇的是，这竟打消了我所有的困意、倦意。

大概下午3点半，我们到了3700米好伦坡营地。10多位黑人协作们已在等候，他们用一首歌舞代表对我们的送别，而我也代表全队做了致敬“爱你们！爱坦桑尼亚！”

现在，已经坐车回到市里，坐在酒店里，回忆着每个能记忆起来的点点滴滴，真得感觉像是做梦似的。人的一生，无论平淡，刺激，幸福，悲惨，等真正过去后，或许真的就像是一场梦。梦醒了，记忆就生成了。

附录二

一

“与珠峰难度相似，我孤单地走单索线，脚下深渊让人吓尿了”

如果早知道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的攀登技术难度不亚于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后者重在考验体能与抗高反）的话，我肯定会更充足地准备与观摩，而不是离京后迅速冲顶，在第73小时40分钟就登上峰顶，据说可能创造了迄今仅有约50位中国人登顶查亚峰纪录中的最短时间。这背后多少有一些忽视登山难度的“被骗”因素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登山哲学，非常值得玩味。

常被忽视的大洲最高峰

查亚峰，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侧、新几内亚岛的巴布亚省。由于当地政治原因，查亚峰一度被禁止攀登，加之其海拔4884米，是七大洲最高峰中最矮的，与中国西藏诸多山峰比，也不算出众，因此，查亚峰常常被世人所忽视。

事实上，攀登查亚峰极富挑战与探险意义。一是线路不易。山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与世界第三大铜矿，要进入冲顶营地，要么徒步六天绕过矿区，但耗时较长；要么直升机飞跃，但费用昂贵；要么必须获矿区许可，但程序繁琐。

二是环境诡异。山区多年来活跃着号称“自由巴布亚运动”的武装分离主义，还有长期在赤道雨林生活的原始部落，钻木取火，甚至还有食用陌生人与敌人躯体的“食人”习俗。整个山区被蒙上了神秘诡异的面纱。

三是技术偏难。查亚峰的攀爬难度达5.9级，属中高等级，有数十段坡度极陡的岩壁，尤其在4500米海拔时高达50余米的90度直壁，在4600米处高空中进行单索线的跨越，令许多人心惊胆战，望而却步。

这些挑战与探险难度此前显然被很多人忽略。对我而言，以为曾徒步登上5895米非洲之巅乞力马扎罗、跨越5651米冈仁波齐卓娅拉山口，再登上4884米的山峰应不在话下。事实时，一系上线索，攀爬第一块岩壁时，这种盲目自信的恶果就暴露了。

“被骗”的10小时

或许是攀爬第一块岩壁的笨拙与艰难，向导兴政不断地安抚道，爬上这一块，后面就简单了，但似乎没有一块岩壁是简单的。2019年5月2日上午9点40分，连续攀登五小时四十分钟后，我与同行者共五人终于到达峰顶；再花了四小时，约下午1点40左右回到营地。全程冒雨前行，我咬牙走过了一处又一处的山坳、沟壑、峰屻。绳索一直在腰间与山绳之间切换。

现在我才知道，这座技术攀登难度超过珠峰的山峰，考验的不只是绳索解结技能、四肢协调度、体能充沛度，还有对高度的镇定度。

像我这种天生的严重恐高症患者，这四点都是致命的天敌。好在两年来，我不停地练习，先是尝试蹦极，又走了百米高的玻璃栈道，还反复地提醒自己，要关注脚下，而不是身后，才让全程的惧怕感有所减弱。

绳索解结技能也相当关键。大约每走三五十米就要换一次绳索结。我必须要把挂在左侧的自我保护主锁扣到下一段绳索结上，并锁紧，以完全保护悬在半空中的身体安全；然后解开右侧与上升器联为一体的主锁，扣回上升器的联结点，以防止上升器脱落，再解开上升器扣到下一段绳索上，再把右侧主锁与上升器联为一体，锁紧，一切检查就绪安全后，此时全身的安全性已转移到上升器与联为一体的主锁后，才能解开左侧的自我保护主锁。这连贯性的十多个动作，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否则将是对个人生命的灭顶之灾。而从山脚到山顶，挂解主锁、上升器，要反复置换近百次。在高海拔的环境，必须要保证头脑时刻清醒，不能弄错任何一个细节，也不能遗忘任何一个关键步骤。

四肢协调度也是巨大挑战。双脚要寻找到岩壁的每一个细微的着力点，特别是在80度以上的崖壁时，立脚点哪怕只有一个大拇脚趾的大小，都非常重要。它将使整个身体直线上挪，而上挪的一瞬间，手握上升器必须往上推动，借上升器之力，身体已往上挪动数十公分，而另一只手与脚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着力点。反复数千次，整个身体就是一只四脚蜘蛛，左右上下摇摆着在崖壁上蠕动。

我感到被向导兴政“骗”得最多之处就在于，他反复告诉我，下一段就会非常简单。结果则是越来越多的90度岩壁，当我发现这个事实时，下撤已经不可能了，直至兴政说，“继续上爬，来都来了。”这种向导方式的确有效，而他的逻辑梳理也令我信服：“其实就是踩台阶，一步步向上踩，不同的是，你有一个完全安全的上升器保护着，根本不用担心。”

化繁为简的指导，让我渐渐寻找到最舒适的线路，直至越来越自信，有时竟在下方指挥头顶的向导选择怎样的线路。

然而，第一次技术攀登显然太狂妄了。下撤时，在最长的90度岩壁上，我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依靠八字环下降器，稳步下撤，双脚先要踩稳，再渐渐放长绳索，让身体下行。但忽然间一脚踩空，整个绳索出现大横摆，身体猛然旋转180度，速坠数米，头部、肩背重重地撞在岩壁上，幸好头盔坚硬，左右手同时握紧绳索，才止住了速坠。忍着痛，调整呼吸，转回身，再踩稳，继续下撤。下撤到暂时的平台点，我竟微笑着自诩当时的应变能力。原来我的心已是如此之大了。这难道就是登山者的磨炼吗？

体能充沛度，同样是巨大考验。瞬间爆发力更是能否达到峰顶与平安下撤的关键。尤其是4600米海拔上的横切面上，有三处必须越过约三米宽的断悬崖，底下是万丈深渊，中间下方的三米处是一块夹缝岩石，身体要靠绳索的完全自我保护下，先缓慢下移，踩住夹缝岩石，再转身抓住另一侧崖壁，爬上去，继续前行。回撤时，则反之。此时，双臂、双腿的瞬间爆发力成为能否继续的至胜变量，尤其是回撤时。踩住、上拉、再踩住、再上拉，否则就真叫做命悬半空了。

绳索解结技能、四肢协调度、体能充沛度、抗恐高能力在4600米海拔的单索线上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在这段看了让人吓得有尿感的路程里，脚下只有一根晃动的钢索，左右两边各是两根晃动的绳索，山风吹动着几根索线自由的摆动，兴政不加思索，快速把左、右两侧的主锁扣环系上，脚踩住绳索，转身回对我说，“快！我帮你系”。系完我的两侧主锁，他一转身就走了。山风变大，他背着行包，在前方摇曳着，我定晴还没反应过来，几十秒钟后，他已走到对面。

我颤抖地喊，“哎，要是掉下去怎么办？”

“没事，两边主锁会挂住你的。掉下去，你就把自己拉上来。”

这是多么废的一句废话啊。

我已不能抱怨兴政同志有多大的欺骗度了。上，咱拼了吧。

握索，前行，目视前方，两臂夹紧，心无杂念，聚焦每一步，让脚掌中间的重心踩住纲索，不管身下数千米的深渊，亦步亦趋。后来，从兴政给我录的视频看，我用了1分55秒，上岸后第一句话是“我靠，我战胜了我自己”。

下山时，我又走了一遍，就没那么恐怖了。从这个角度看，大山的确给了人磨炼，无论是心智，与体能。现在，我可以说，不再恐高了。

从这个角度看，“被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现在再想起来，登顶后的喜悦，不如攀登与下撤的刺激。与乞力马扎罗相比，我仿佛受到了一次无以附加的锤炼。当初“鬼才知道我们是怎么登顶”的乞式感悟，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嫩。“那就是远程徒步！毫无难度！”几位同行者都这么认为，而查亚峰才算是真正的技术攀登。

大山有生命

在查亚峰冲顶营地的两天，一直在下雨。每次在帐篷内感受打落在篷外的雨滴声，似乎在传叙着大山的呼唤，不是狂啸，也不是私语，就是那种喃喃之声，提醒我们大山是有生命的。

传说山是有生命的，只是它的生命周期比人类长10000倍－100000倍，甚至更长。一座山一般要成长10万年才会出现高耸的样子，2000年可能才伸伸懒腰，有了山震、塌方或大落石、火山喷发之类，但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微微挪动与颤动。我们感受不到它的脉动，源于人类太鲁顿、太迟缓，正如人们只能看到秒针的运动，而感受不到分针与时针的挪移一样。

登山会让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成长。纵情山野，会在大自然的探险有更多的体验与感悟，也会在感受山林奥秘的同时，培养与登山伙伴休戚与共、互相扶持的精神，还能滋养个人内心安静与沉稳的内心。对于当下中国人而言，类似的内心安抚与规范，实在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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