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刊于2022年1月24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微信公众号。

今年就业压力前所未有，GDP增长5.5%才能保就业

张鸿：怎么评估2022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刘元春：2022年，肯定是以稳为主，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但是在这个稳的背后，要有大量的政策托举，实际上暗含着很复杂的力量的交织，挑战依然巨大。

张鸿：2021年中小企业减税降费超过了1万亿，新的一年还会有多大的空间呢？

刘元春：实际上即使降1万亿，可能也难以完全对冲中小企业成本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光进口成本的上涨都超过了1.4万亿。大量的大企业、上游企业利润满满，但是它很多是建立在对于中下游企业、中小企业利润转移所得来的。

张鸿：今年的经济整体的增速目标，会建议设定在多少？

刘元春：我们建议设定在5.5%左右，有几个考量：

一、稳经济就要稳就业。2022年，整个就业的压力前所未有——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因为疫情延迟就业的人群开始就业，规模在两三百万；最近一些部门，如教培部门、建筑与房地产行业相对低迷，短期很难改善，但是这些行业又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高中毕业生人数也是一个高峰，这里面也有几百万。

2022年失业率不发生明显提升，保持在不超过5.5%的话，必须新增就业不低于1200万。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实际上是在180万左右，按这个测算，5.5%以上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二、我们目前整个经济产出缺口是为负的，经济增长略有通缩的压力。从潜在增长速度和供求压力评估，5.5%的状态，闲置资源不会有系统性的存在。

刘元春接受《财新时间》专访

缺项目、不作为，导致地方政府有钱不花

张鸿：12月财政部新增专项债务1.46万亿，怎么在使用上更精准？

刘元春：（要认识到）财政里面的几个短板：

一、一定要防止出现区域塌陷的现象，区域塌陷对整体预期的影响震动太大。同时，今年是偿还城投债的又一个高峰点，如果一些地级市持续出现违约，就会形成马太效应。中国政府的整体信用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里面中央的信用坚如磐石，但是地方可不是这样。

二、我们虽然有这么多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今年整个政府的收入可能会超过40万亿，这个规模是很大的。但是去年很多地方政府有钱，它不用。

张鸿：为什么呢？

刘元春：一个是它的项目库存不够，第二个是政府官员不敢为、不能为的现象比较严重。今年地方换届基本完成，我们也相信在换届效应的作用下面，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会更好更快。

另外，地方政府要从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进行转变，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进行转变，从物质建设向民生建设进行转变。传统的三字经还不停地念，这已经不行了。对供给侧施力，当然供给就会运行得不错，但是它更彰显了需求侧的疲软。

张鸿：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的调整，在你看来面临哪些压力？

刘元春：传统是我们的政府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它有天然的力量，所以在供给侧很好进行渗透，有抓手，同时在基建上轻车熟路。但在需求侧，比如消费提升，不是说救消费，就能够把消费提起来的，它很难。更重要的是与政绩工程，与官员的激励联系不大。

供给侧我们建了路，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兴建一个大企业，不仅能够看得见，同时未来还可以收税。但是给消费者是纯消费，比如说我们发消费券，老百姓可能很高兴，但是如果发得不均衡，老百姓还会有意见，它控制起来就挺麻烦。再比如说要在转移支付方面要做事情，就会发现今年要把社保提高一个档次，明年也同样的，它有一个“棘轮效应”，也就是说它上来了就下不去。

供给侧往往是怎么样？今年有钱就今年投，明年没钱就明年不投。但是需求侧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与民生相关联的，都是中长期的。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审慎。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体系里面，政府的动力机制是不足以来做需求侧的。因此未来政府要转型，要从投资型政府真正转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民生型政府。

房企大而不倒、绑架政府的现象，是不允许再发生的

张鸿：你怎么评估过去几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

刘元春：我们整体战略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里面麻烦的问题就在于，战术性的政策和战略性的定位，它们没有产生很好的组合效应，反而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叠加，使房地产出现了一些短期失控的局面。

现在（需要）反思的不是战略的方向，而是政策组合的模式。房地产头部企业在金融领域过度的杠杆化扩张，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看到在这一轮冲击下面，大量跨界、多元化资本野蛮扩张的模式，带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倒的现象，是自身极端崩溃的问题。

因此像恒大模式，要受到监管，受到调整，这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监管和调整，是不是摸清了恒大的底数，制定了科学的路径，是我们可能要反思的。

就是我们开膛破肚之后，发现整个病人的内脏比我们医生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们没有通过透视镜，把这个病人内脏的各种病灶查得很准。所以这里面大家会看到它有大量的表外的关联性贷款和融资行为，最后发现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而不倒，可能会（出现）绑架整个政府的这种行为，这种现象是不允许再发生的。

张鸿：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吃紧，对房地产的调控会不会有调整？

刘元春：目前都在调整。首先要保证房地产行业的主营业务顺畅运转，要对居民的刚性需求有很好的保障。政府端要发力，为广大低收入老百姓提供住房租赁服务。目前很多地方由于受到资金的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它没钱又没动力，就很难起到补足市场的作用。

今年房地产调控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应该上下一盘棋，各个部门、区域，要有一个联动、配合的方案，而不是各自为政，层层加码。否则，好的企业也被挤垮了，有需求的地方反而满足不了供给，最后导致房地产进入了调控涨价、调控涨价的恶性循环，而没有真正建立长效机制。

张鸿：你对房地产税出台的预期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土地财政转型必须要从流量土地出让型向存量财产税进行转移，这是税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改革的必然方向，也是推进共同富裕所必须的一个手段。作为财产税很重要的一个税种，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但是这个战略如何在一些时点和战术层面上来进行落实，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在过渡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对冲举措。

房地产税的推出对于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投资的预期，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也要在财富管理上面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性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房地产税的科普，房地产税不像很多人所讲的，有那么高的功能，它对于普通老百姓可能也不会产生那么负面的冲击。很多人讲你住多少平米，要交2%，大家回去一估摸，一年光交房产税就把收入弄掉了，但是他没想到这里面有税收抵扣，征管对象有一系列的严格界定等等这些。

房地产税可能在一个房地产行业比较高涨的时候推出是比较好的。目前很多人可能对房地产的短期冲击过度重视，从而产生房地产短期变化绑架政府战略。房地产税说了很多年，我们"十三五"就提出来了，并且很早就已经开始在重庆、上海试点了。已经试了点了，也没有见这两个城市发生什么系统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事关百姓生计、国民经济的（政策），一定要加强它的知识普及和宣传，而不能够简单化地当一个短期宏观政策来推出。本来是个长期战略，你非得把它作为一个攻坚战、阻击战来打，这都是战术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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