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于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蓝皮书副主编黄锟发布了2011年全国城镇化健康指数，其中上海得分最高，成都得分最低，并呼吁减少行政层级，扩大城市自主权，建议考虑再设置几个直辖市还有省管县。
对于大多数买不起商品房的人来说，在经历了10年飞速飙升的房价煎熬之后，相信“房价大跳水”显然要比探究房价下不去的原因更为容易。但愿景的实现需要有理论和数据的支撑。贾康表示，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可以证明我国城镇房价会普遍迅速回调。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商品房价是市场上供需双方互动的结果，是很多变量因素综合决定的，目前不能单凭某一地的房价下降就断定全国城市房价一起回调，还需要针对不同城市、不同地段、不同楼盘等做具体分析。
在讨论“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这个话题之前，柯伟林先回顾了历史。他提到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那本著名的《建国方略》中，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他要修建由106条线路组成的七大铁路系统，总长77850英里（约48300公里），北至朝鲜界的安东（今丹东），南至越南界的钦州，甚至还要通到台湾，“不知道我的校友马英九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柯伟林打趣道。
5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教授汤珂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做了以“大宗商品定价权与中国金融改革”为题的讲座。汤珂教授分析了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中国的意义，并且探讨了中国如何才能够在地区和世界上争取获得定价权的问题。
陈雨露校长指出，在智库建设中，要坚持有利于人民大学履行自己的国家使命；有利于人民大学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人民大学在智库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有利于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原则。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重大科技创新是关乎国家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也是高校学科建设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盛松成于5月4日在央行主管刊物《中国金融》发表文章《什么是存款准备金管理》。文章认为，存款准备金制度仍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同业存款实行准备金制度不仅必要且可行，余额宝等货币基金受存款准备金管理并非由其直接缴存。今年3月份盛松成曾发表《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管理》一文。文章指出，对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
虽然官方没有给出时间表，但近期的一系列“大动作”暗示开放程度逾七成的中国资本项目越来越接近人民币自由兑换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25日出台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汇发[2014]23号），“撬动”外债监管枷锁，赋予合规企业极大的自主配置外汇资金空间。业界直呼“开放”力度超出预期。
昨天是第95个五四青年节，也是北大116周年校庆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习近平考察了人文学苑、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参加了纪念五四诗会，并同师生代表座谈。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法治理念和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遵循了市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内在发展需要的体现。同时，从法治层面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基本价值：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市场主体的行为，除非法律明确限制，否则都属合法；而行政机关的行为，除非法律明确许可，否则都是非法。
一直以来，巴菲特致股东公开信一直是投资者的必读物，华尔街见闻周日曾分篇将其中的精华呈现给读者，但每个人的理解有所不同，股票分析师Todd Wenning在个人博客中推荐了巴菲特今年公开信中最有价值的17条投资箴言。
在“大数据”里，大多数公司感兴趣的是所谓的“现实数据”，诸如网页搜索记录、信用卡消费记录和移动电话与附近基站的通信记录等等。谷歌流感趋势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数据，这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一类数据。这类数据集甚至比对撞机的数据规模还要大（例如facebook），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类数据的规模很大，但却相对容易采集。
在美国，经济政策方面最为畅销的图书是托马斯·皮克迪所著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该书提议对财富征收直接税。近一段时间以来，富人的慈善项目在中国互联网上屡屡引发争议。这都从侧面说明，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社会保障已经上升至中国和美国政治日程中的最优先地位。
巴菲特回顾与反思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他认为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使用大多数现金“时机过早”。在金融危机发生最初几个月，巴菲特匆忙介入，并与一些大型美国公司进行一次性交易，其中包括高盛与通用电气等。此外，伯克希尔公司也向哈雷戴维森与蒂芙尼等企业进行较小投资。巴菲特表示，从现在所知来看，“我们远不如将所有资金保留到金融危机真正见底时。时机预测或许能显著改善，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从来不知道如何确定市场何时见底。
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至今不足40年，已爆发了大大小小160多次国际金融危机，而且80%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从2013年6月开始，美联储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阿根廷、印尼等十多个国家还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扩大、资本大规模流出、汇率大幅度贬值等货币危机先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扎实有力地做好各项改革工作，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协同推进其他领域改革，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
王永昌，1953年1月生，浙江金华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曾任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资料组调研员，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副主任，杭州市江干区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江干区委书记，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绍兴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绍兴市委书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内含一系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思和政策调整，意在区别于超前发展大城市的战略导向。而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具有重大意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对2013年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金融业改革不断深化，金融机构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稳步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金融体系整体稳健。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报告称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的风险有所积累，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加大，同业、表外、理财等业务潜在风险应予关注，对于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央行[微博]称，“刚性兑付”现象有悖于“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原则，不仅助长了道德风险，也抬高了市场无风险资金定价，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
截至2013年年底，人民银行总资产规模为317278.55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人民银行”）资产规模稳居全球央行首位，远超欧美日等央行资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资产负债规模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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