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发展领域中，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传统援助国长期批评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开发模式中混合使用援助、投资和贸易手段，混淆商业利益和发展利益。而此次美国的“电力非洲倡议”却形成了“援助、 投资加融资三驾马车”的新开发模式，这即表明了传统援助国对传统的官方发展 援助ODA 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说明了他们已经开始学习这些经验，为本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竞争力。
现在金融业确实需要加强人才培训，主要的问题就是新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很短，速度很快，经验不足，积攒的问题很多。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金融机构全部并到人民银行一家里面。因为高度公有、高度计划经济，所以不需要那么多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也就沦落成为了一个印钞机，一个出纳员的身份。对于我们社会的人来讲，金融好像就是存款和取款。
我们讲的底线思维的概念，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我们相信均值回归的市场规律。很多行业可能有很强的周期性，同时也会受到各种短期不利因素困扰。但作为乐观的长期投资者，我们相信世界会继续运转，很多行业虽短期遭受挫折但不会消亡。在其中，竞争力最强的一批公司，大概率是可以渡过难关生存下来，并且跨过短期艰难而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底线思维的一个逻辑基础。
早参与，早得益。新西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合作伙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去年，新西兰继斐济、巴新之后，成为第三个与中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大洋洲国家，也是第一个西方国家，再次证明新西兰在发展对华合作上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与中国签署FTA的西方国家。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强调政府不要错位、缺位、越位。田国强教授强调有限政府，林毅夫教授强调有为政府，我们认为这两个表述理解起来都有它争议的地方。我们主张的“双到位”， 就是政府和市场都不能越位、错位、缺位，所以过多地干预不符合我们的核心政策主张。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市场该发挥的作用，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社保费率确实偏高，尤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中，企业所承受的负担相当大。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其发展甚至生存，而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保费率的高低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有直接影响。
中美关系并未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两国尚未形成全面战略对抗的格局。虽然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不可否认，但当前的国内舆论因受到群体性信息压力和趋同心理的影响，使民众乃至学界对中美关系都产生 “过度悲观”的判断。这种认知偏差在中美两国同时存在，为两国战略决策者制造了消极的外部氛围，不利于两国政府重新达成战略共识。
如今欧盟也有了自己的猛士，那就是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欧管局”)。这个2010年由欧洲议会通过法律设立的机构，准备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证券监管体制发动逆袭和侧击。欧管局有行政处罚权，已处罚了一些机构，但处罚力度还较小。比如，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 Ratings Limited)下调了斯洛文尼亚的主权信用评级，但事先并没有给斯洛文尼亚12个小时的考虑并作出反应。
撒切尔夫人的外号叫“铁娘子”，其实是前苏联《红星报》发明的绰号，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对她最大的“侮辱”，不料，这个外号风靡全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撒切尔本人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人们在这种的情况下，容易团结起来支持自己——她是这方面技巧娴熟的政治家。
中国经济的复杂环境源于三个方面：一，转型期。中国经济从原来数量扩张型的、依靠资源禀赋发展的体系，转型到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系中，是非常痛苦的。二，政策倾向。我们当前某些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解决问题变得更困难。三，外部环境变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从中美贸易冲突便可见一斑。在这三重变量的影响下，中国经济显而易见变得更加复杂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存款并非是银行资金的唯一来源，不是说存款增速降低，银行就没钱了，所以不必对此过分渲染。银行的压力更多是由于经营成本在上升，因此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要比以前更加重视低成本存款的拓展，更加重视零售银行业务的发展。同时，他认为，要重视消费结构的变化，促进其持续升级，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驱动作用。
美印克服两国间的种种矛盾建立“2＋2”对话机制，并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联合制衡中国，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对华战略方面，美国在组建军事同盟之外，似乎无路可走，并且好像也不希望考虑其他的道路，而只希望中国能像苏联那样孤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走一条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道路。
滴滴“变坏”的过程是共享经济的一个特殊样本。无论在哪种经济形态下，都不存在天生的坏公司。很多公司“变坏”，往往发生在多种客观因素推动下成为公共领域的事实垄断者之后。这种退化无关道德，但与市场秩序的规范方式和思路密切相关。事实上，除滴滴外，类似腾讯微信、阿里支付宝、新浪微博等不少互联网领域的巨头都已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哪天腾讯说要关闭微信进行测试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7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频繁发生，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近年来，美国把反恐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巴基斯坦，使美巴关系陷入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5日对巴基斯坦进行了短暂访问，会见了巴总理伊姆兰.汗，以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希和陆军参谋长巴杰瓦。
尽管潜力巨大，中哈未来的合作也存在风险。王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首先，政府间交流还应更多落实到基层，民间交流如何加强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同存在强人政治的多数独联体国家一样，哈国未来的政治局势有不确定性;第三，中哈语言人才不足，一定程度上给交流活动带来阻碍。另外还存在签证办理不便、哈国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整体看，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有前景的国家之一。
为了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规避美国制裁风险，从今年开始，俄罗斯开始大量购买黄金，减持美国国债，3月至5月，俄罗斯将所持美国国债金额减少84%，至149亿美元。俄罗斯中央银行今年7月新增黄金量将近29吨，达到2170吨。早在今年5月，其黄金储备就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第五大储备国。可以说，饱受美国金融制裁之苦的俄罗斯，打响了“去美元化”的第一枪。
在过去的14个月中，印美“2+2”对话会两次被取消，这次是双方首次举行如此高级别的对话，两国会达成何种成果，印美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备受瞩目。对话结束后，双方公布了《印度─美国“2+2”部长级对话联合声明》，声明除了重申双方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双方还有意深化了三方面的关系，包括国防和安全伙伴关系、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夥伴以及其他经济合作和民间往来关系。
目前中美贸易战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不仅中国企业不赞成，许多美国企业也表达了反对和担忧的意见。美国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后，就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且不断增大。即便能成功减少从中国进口大量消费品，美国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并以更高的价格和打乱全球生产、供应的市场秩序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有分析认为，贸易战的深层意图是挫伤中国经济，压制赶超势头。
马云估计会在一段时间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成为阿里巴巴的实际掌舵人，退出对具体业务的过问。但一定会在事关公司发展的大政方针和面临危急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继续成为公司的精神领袖及企业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这个过渡期估计不会很长，一旦公司新的领袖位置坐稳，公司运行正常之后，马云估计会如同他所向往的那样，彻底脱离阿里巴巴管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5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合作中成长、在发展中完善，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间，众多新型智库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大潮，为化解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难题和挑战、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从倡议到落实而务实行动、建言献策。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智库能力提升、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与研究载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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