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最大的集团企业Agrokor因扩展过快，资金链断裂，去年初宣布破产，今年7月完成重组。但是要求由法院解决的相关争议，结果如何尚在未定之天。而已逃往英国的创始人托多里克在英国法院同意遣送回国时，却从人间蒸发了。
光阴飞逝，还有一年，中国和俄罗斯就将迎来建交70周年。回首往昔，中俄关系虽经历波折，但逐渐走向成熟。当前，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两国关系如何走深走实，是双方急需思考的问题。从纵向来看，中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高层，需要落地生根。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的致辞中提到的：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地缘合作优势独特。
9月17日，深圳市规土委正式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违法建筑的处理办法》，从2018年10月10日起施行。其中有关“符合特定条件的历史违建，可以直接申请为商品性质房地产”等，引起了坊间极大的兴趣。大家纷纷猜想、揣测甚至有些人误以为，是不是小产权房问题要得到解决了？
9月17日，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一带一路’五周年：评估与展望”国际智库研讨会暨系列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坚定去杠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必然选择。总体来看，在总量上“稳杠杆”、在结构上“降杠杆”、在效率上“优杠杆”，通过保障杠杆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研发创新，实现经济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可能是中国目前实施去杠杆策略的占优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向来是一个难题，在前面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始终是绕不去的一个怪圈。十八大以来，政府更加重视国企改革，提出了管资本代替管企业的新思路，并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提高国企的效益、效率敏感度，从而加快自身的转型升级。
本次韩朝首脑会晤的重点议题是“无核化进展”和“改善韩朝关系”。“无核化进展”目前表述比较笼统，或者说只是迈开了一小步，要让朝鲜“迈开大步”去核，朝鲜也有自己的关切和诉求，就是确保朝鲜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存续。此外，朝鲜已经公开表示开始经济建设，因此也需要资金援助。当然，也包括半岛停战，朝鲜需要一个和平机制和和平条约的保障。如果朝鲜的这些诉求得以满足，朝鲜去核自然水到渠成。
9月12-1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刘英研究员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东盟移动支付产业国际高峰论坛。来自土耳其、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支付产业的金融界业内专家百余人共同研讨移动支付产业的技术与发展，为构建东盟移动支付产业生态圈深入探讨。
2018年9月19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8年中国私募基金金鼎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重阳投资荣获“最受机构认可的私募基金公司·股票型”。历年来，由《每日经济新闻》独家举办的中国私募基金金鼎奖，致力于在大浪淘沙中，寻找真正的佼佼者和长跑健将。金鼎奖以参选者身份真实、水平较高、评选公正透明、评选范围广泛和影响力较大，在财经类年度各类评选活动举足轻重。
回顾很多企业在传承中出现问题，往往是由于对基于创始人的历史贡献形成的权威文化的处置不当。权威文化对企业的发展和传承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企业稳定发展的稳定器，又可能为企业未来发展留下隐患。我们看到，即使合伙人制度使阿里形成“事前组建管理团队”和“公司治理机制前置”等优势，但如果创始人恋栈，错过最佳的接班时机同样会触发权威文化的负面效应。
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无论中国的国有资本还是中国私有资本，都是中国资本；无论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中国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合伙制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同时，中国政府依法监管和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我们要树立依法投资、依法立企、依法运营的理念，而不要因私有还是国有而纠结，更不应该挑动不同所有制的对立。
王义桅表示，在美国发起全球性贸易战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推进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意义更加突出。如今，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受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欢迎，相关国家更多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些经贸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贡献了新模式。
很多时候，发行人与承销商之间并不只是单一关系，而有多种关系重叠，且多种关系先后出现。比如，投资银行为争取承销业务，追求发行人时不免甜言蜜语，“情真意切”，向美国证交会提交IPO申请材料时，发行人与承销商又是利益共同体，有些甚至还订立了攻守同盟，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哪有什么对立关系？发行人与承销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利益，他们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也相应不同，但美国法官不愿根据不同阶段对其定性。
在分析中美两国关系时，我们离不开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我们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这些所谓的顶级智库和所谓的“中国通们”，巧妙而聪明的利用了我们的访问，并借我们的介绍把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平时不便说出的话，请中国的访问学者传递给中国社会，这是最经济实惠的宣传方式：成功与支出均达到最好平衡。
分析一下美国第二轮2000亿美元的产品清单。和第一轮清单主要是工业零配件相比，第二轮清单不仅仅涵盖了电机电气设备和机械器具等高端制造业行业，很多低端制造业产品（如棉花、纸板纸浆、木制品等等）和消费品（如食品、纺织品、家具）也位列其中。2000亿清单将直接损伤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直接违背了特朗普政府宣传的对中国的贸易战将不会损伤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的承诺。
雷曼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成往事，但是带给新兴市场的后遗症还在。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南非汇市出现动荡后，亚洲的土耳其、印尼、印度等国家股汇债纷纷“陷落”，拖累亚洲股市，亚股陷入16年来最长跌浪，今年来亚股市值缩水近7,000亿美元，突显亚洲股市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美元上升和新兴市场危机蔓延中，无可避免受到牵连。
对于此次韩朝会晤可能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一方面，如果双方此次有机会就部分军事问题达成一定共识，无疑体现出对落实《板门店宣言》的积极态度，为南北关系缓和“锦上添花”，朝着半岛持久和平迈出一步。另一方面，朝韩之间开展合作是双方目前最易着手、也最易拿出实际成绩的发力点，有利于加强朝韩政治互信，提振两国人民对维持半岛和平的信心。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掌握当地的语言，还要了解当地的制度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两国企业更好地合作，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同时也要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发展经验、可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复合型人才。这一类人才既要熟悉中国情况，又需要掌握科技、经济等专门性知识。他们将在向世界传递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扩大民间投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下大力气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对民间资本的不公平门槛，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为良好的营商环境。”董希淼表示，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应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加强沟通，引导预期，给市场和公众吃一颗“定心丸”。
存款理财化是存款增速降低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金融强监管影响下，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加大，货币基金等产品拉大了与存款市场收益率的差距，分流了一部分居民存款。尽管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下降，但仍广受投资者欢迎。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8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