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生产放在第一位，认为生产是第一位的，货币如同斯密所言，只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以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名字命名的“萨伊定律”更是言简意赅地表示“供给会自动地创造需求”。他说：“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
“床破”汉译学名川普，又名特朗普，亿万富豪参加美国共和党总统预选。此前，不才预期美国总统选举，希拉里一定败，在进行中的民主党內预选中败给同党桑德斯的可能性很大，而不敌共和党的床破是绝对的。床破代表共和党参选无悬念，胜选总统几无悬念。
2016年2月23日，宁夏卫视《解码一带一路》独家专访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采访中，宁夏卫视特约记者《解码一带一路》栏目主编马晓霖就“一带一路”的建设方面向中国银行前副行长张燕玲提出了相关问题。
去年11月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政策体系中的一个热门词汇，并成为“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
经济是一种取舍，也是一种选择，而且经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事实上，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贫富差别较低，所以尽管经济滞胀近20年，大多数人仍然安居乐业。现在日本人担心，负利率政策恐怕将经济拖入长期混乱，未来或将更为黯淡。
元宵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才可以说，年过完了。盛大的节日，当然免不了有个同样盛大的电视晚会。近年来，我国的晚会现象蓬勃发展，但所受评论的分化度也越来越大，作为市场上的供给侧，所面临和承受的问题、压力，与现实中商业社会有许多可通之处，都在历史潮流中找寻最优均衡。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政治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代称，而国家权力无疑涉及方方面面的权力，其中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和作为上述权力关系总和的政治权力，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础或者说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古人的政治观值得重新温习：政治是共同体的善业，即关于国家的整体性事业。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政治学也是最古老的学说，因为有共同体就有如何治理的问题。
2016年，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剧烈动荡。美国标普500指数与最高点相比下跌了14%，而美国银行业股票价格相比金融危机前下跌了51%。美国与日本之间爆发货币战争，日元兑美元汇率两周内上升了8个百分点。由于对包括德国德意志银行在内的欧洲银行业巨头心存担忧，欧洲银行业股票的价格则比金融危机前下跌了70%。
如果每天环境美好，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大家就不用担心自己和亲友受到污染物的毒害。如果经济稳定发展，大家就会对未来有信心。生态文明越进步，人们免于环境污染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就越有保障，人们的安全感会越来越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动荡”“混乱”“不确定”，这是在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上反复听到的字眼。2月12日，慕安会主席在开幕式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与大家分享，好消息是这个会议厅更拥挤了，历经52年，慕安会的影响力不降反升；坏消息是我们处在一个‘害怕的年代’。”
春节期间，四川成都某基层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引发广泛关注，审判员否决了信用卡滞纳金。该案的基本情况是：被告沙某未偿付信用卡透支欠款，原告中国银行某支行向该法院起诉沙某，要求沙某按照合同约定归还透支欠款、透支利息及滞纳金。沙某对事实没有异议，请求减免滞纳金。
我国加入WTO后，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金融业以及其他行业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国家也鼓励金融业积极稳妥开展创新。Apple Pay作为一种新型的移动支付产品，必将以其“安全、便捷和私密性”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支付体验。
日前，首列连接中国与伊朗的“丝绸之路”班列抵达德黑兰，在习近平主席访伊之后，再一次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该班列作为中欧班列的组成部分，全程9500多公里，从浙江义乌出发历时14天抵达伊朗，这比从上海出发的海路运输大幅缩短30天。
猴年的春节，股民们过得并不安生，虽然中国沪深股市都在休市之中，但因为中国股市和全球股市以及全球经济之间的关联度已经前所未有的紧密，全球股市的暴跌必定时刻牵动着股民的心。从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从大年初一到破五，整个中国春节期间，沿着地球自转轨道，从纽约到东京，从法兰克福到伦敦，每一次黎明的到来的几乎都是又一次股市的新一轮下跌。直到周五才有所回升，伴随着股市大跌，大宗商品价格也是不断下跌。
“下午轮到中国专场了，气氛会好些吧。2月14日上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西方与俄罗斯是针尖对麦芒，情绪紧张，让人很压抑。中国人往往带来的是win-win（双赢）, coopration（合作）、innitiative（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很期待啊。”这是慕安会第二天中午，笔者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tam House）所长罗宾·尼布雷特聊天时所听到的评论。
大年初五，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在慕尼黑最著名的庄园饭店（Hotel Bayerischer Hof.）召开。一个传统饭店会议厅挤满了两百多名正式代表，其中30多位元首、政府首脑，70多位各国外长、防长，一大批随从及三十名青年领袖、众多记者等只能在二、三楼入观察席，恰似剧院看戏。入场拥挤不堪，像春运火车站。
最近一段时间，正是各地政府密集召开两会的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几乎集中在地方政府如何确定2016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就是我们常常关注的GDP数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各地政府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疾病”——GDP“恐高症”。具体地说就是有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避免谈高速发展，更忌讳谈高GDP。地方政府普遍变得很低调，很低姿态，以往那种高谈阔论，高举GDP大旗治理经济的模式已经很难看到。但是，这种低调、低态是否正常，是否真的符合地方发展实际，是否真正的表达社会和公众意愿值得引起关注。
2月2日下午，在笔者应德国外交部邀请在“盘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内部研讨会上介绍“一带一路”进展与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时，又遇到了这种情形。德国外交国务秘书艾德和大使在开幕式致辞时抛出一系列问题：“一带一路”到底想干什么？是否意味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回归？如何处理与欧盟睦邻政策、中亚政策的关系？与欧盟、欧安组织的互联互通计划如何对接？……笔者发言时先得占用正式发言的三分钟做出简洁回应。当晚，应我驻德国使馆邀请，在“全球之桥”（global bridge）晚宴上，又用了三分钟向在座的德国联邦议员、企业家和美国前驻德国大使、记者阐述“一带一路”。
云南省、昆明市政府及相关领导，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为“泛亚”公开站台撑腰，甚至不惜违反规定大开绿灯，究竟意欲何为呢？“泛亚”事件中的地方政府，不只是为一个具体的行业站台，更是为一个具体的企业背书，其性质更严重，其教训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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