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两会”答记者会上，有三个问题围绕南海问题。这说明南海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与始终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美国不同，中国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一直在致力于维护南海的长期稳定。事实上，只有真正的主人，才最心系南海的和平稳定。
2015年是“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之年，中国已同3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背靠中国广袤的市场和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一带一路”计划强势推出，迅速成为国际热潮。当然，不同国家立场不同，美国和日本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俄罗斯则由观望转向全面合作，东南亚和欧洲多国更是主动拥抱，欢迎中国投资，寻求中国商机。
经济是今年全国人大的核心议题，会议对2016年的前景目标和“十三五”（2016-2020）长远规划同等关注。对这两点的探讨是在下列两个主要活动的框架下进行的：3月4日，习近平主席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发表了关于中国长期经济战略的重要讲话；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和中期目标。两者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说慈善法分量很重。那么，其分量究竟重在哪里?审议通过后，这部法律能起到哪些作用?怎样才能使其起到更大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环球时报》3月1日刊载徐焰教授《从清GDP世界第一的讹传说起》的文章，把清朝时期中国GDP占世界1/3作为“假冒伪劣”信息和“讹传”，并称之为“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政治需要”。笔者认为此论断值得商榷。
近年来，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依然突出。要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促进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完善货币政策、改善金融监管、创新财政支持、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3月6日表示，今年将开展对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秉持公平竞争、穿透式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原则，识别风险点。陈雨露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国也正在进行去产能、去杠杆等结构性改革。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业务等新业态发展，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增大了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五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报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的背景，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及实现路径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虽然好为人师绝非中国人习惯，但中国外交越来越要回应世界的中国期待、中国的世界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所言，“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落实到中国外交头上，释疑、解惑不能缺席，传道、授业也不能缺席。俗话说，文以载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同样载中华文化之道。
去年11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说明中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被解读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引发舆论关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的争论显得十分热闹。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对此忧心忡忡，担心中美无法回避“修昔底德陷阱”，难免通过“一战”来决定两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种担心未免太过于“小说化”，并带有古时好汉间靠比武决斗来“论英雄排座次”的梁山习气。很显然，用这种“梁山模式”处理当今中美关系肯定是行不通的。
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吗？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在我看来，仅就股市而言，2015年6月至今，几乎可以认定已经发生金融危机。因为上证综指从最高点5178点下降到了最低点3000点以下。但是，为什么大家并不认为中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简单地把延迟退休当做是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工具与手段，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法于理也不通。
中国持续而坚定地探索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道，这是在21世纪作为一个成功大国的使命与担当。近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0%以上。有学者推测，按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3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一百多年来，当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2016年开局的“十三五”规划，推动中国大踏步向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发。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越是接近实现梦想，越需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定力，越需要谨慎而坚定地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这样的重大挑战。
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如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4067.7亿，增加到2015年的67.7亿，年增长率高达9.7%。相比，同期全球增长率为2.8%，发达国家2.4%，发展中国家4.6%。国际社会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过去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并盛赞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创造了当代人类发展史的奇迹！
全国两会期间，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代表委员必定是财经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焦点，这个机构所掌管的货币政策，也会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尤其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总量管理的托底，货币政策的执行方针和效果，会直接影响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发展进度。这也是外界多喜欢预测央行货币政策态度和意图的主要原因。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对2016年金融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为全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2016年重点工作”这一部分，总理围绕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一主线，就金融监管体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打击非法集资等多个方面提出要求，很多提法值得细细解读。
对于“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展望，赵锡军对中国网财经记者表示，李克强总理提到，“十三五”目标两个翻一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甩掉贫困的帽子，完全脱贫。实现小康社会，经济增长要保证“两个中高”，一是中高速增长，一个是迈向中高端。到“十三五”期末，GDP总规模要达到90万亿。
陈雨露说，2015年，中国国家经济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哪些货币可以一直作为篮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要五年做一次检查。”陈雨露介绍说，国际货币基金比较在乎的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作为篮子货币，必须要有相当高的可自由使用度，也就是说资本管制要进一步地放松，资本项目要进一步开放，最起码是不能走回头路，不能重新加强资本管制；另外一个关注的就是汇率问题，即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必须要保持价值的稳定，不能大起大落，特别是不能够短期内大幅度地贬值。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还需要建立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相关环境信息披露体系。”马骏强调，只有企业充分披露环境信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才能够识别哪些企业是绿色的，哪些企业是污染型的，才可能将资本有效配置到绿色产业。目前，环境信息披露还面临着法规不健全、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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