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国家软实力具体体现为话语权、影响力、亲和力和治理能力。已有的实践表明，缺少这些东西，“一带一路”是难以落地的，或者说即便落了地也不可持续。所以，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的结合，是“一带一路”实施的一大关键问题。
2017年3月2日，Snap在美国纽交所上市。除了发行每股一份投票权的B类股票（类似于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中的A类股票）和每股十份投票权的C类股票（类似于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中的B类股票），Snap还同时发行没有投票权的A类股票。Snap由此成为全球首家发行三重股权结构股票的公司。
近日来，随着我国上市银行2016年报次第公布，关注银行业的人们发现：大型商业银行的员工总数比上年有所下降，机构网点数量也在减少。这是大型银行股改上市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于是，少数境内外媒体惊呼：中国银行业大量关闭机构网点，各大行疯狂裁员。
不动产登记本身不具有反腐功能，但作为制度规范，对包括贪腐在内的非法行为都具有刚性约束。但要指出的是，不动产登记的全国联网，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反腐，而是对物权制度的基础性完善。如果说将此制度视为反腐利器或者给予公众随意以人查房的自由，这种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更新就“走偏”了。
为什么最终定在了雄安三县？这里又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迁都成本太大，会对国运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这种观点一般只是人们议论一下，领导层不会考虑；第二，扩展首都功能，在京津冀区域内打造一个新城，将部分首都功能搬过去，同时使城市群空间、交通、生态和人口负载的体系均衡分布，所以在保定周围打造一个新城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极为有益的会谈，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是中美两国未来半个世纪为建立一个“共享未来”奠定了牢靠的基础。如今美国可借中国之力，实现其梦想，大大缩短其“再度伟大”的特朗普之梦的进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提供了中美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项目的全面合作的最佳机遇，由此激活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这对世界经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当今时代，各种思想交相融合和冲突，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复杂环境的挑战，一些高校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书本教育、轻实践教育”等问题。立德树人就是聚焦学生这个中心，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进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
从制造业PMI和电厂耗煤量增速等指标来看，3月工业生产整体增速稳定。分行业看，重卡和工程机械等行业景气维持高位，但乘用车需求已现疲态。从价格和利润指标来看，3月钢铁和化工行业利润都出现了下滑，本周雄安新区的建设预期也未能阻止内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景气的弱化迹象值得关注。
叙利亚化武疑云还会解开，特朗普总统就以59枚战斧导弹给出了答案——美国认定阿萨德政权向平民发动化武袭击，所以美国向叙利亚亮出正义之剑。看上去道貌岸然，但是特朗普抡起的战斧显然不是正义。因为一贯坚持美国优先的他，对于叙利亚根本就不关心。舆论场认为，他之所以向叙利亚政府发射导弹，或是向中国发出警告——美国也会对朝鲜发起同样的袭击。
在今年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过与以往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调不同，今年报告中强调要警惕“互联网金融风险”。政策转向的背后，不仅是监管层对其态度的转变，更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问题。
黄仁伟表示，“习特会”成果不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元首个人友谊、增进彼此熟悉。二是相互交底，了解对方底线，防止因战略猜疑生出摩擦。三是建立合作、开拓新合作领域与机制。四是危机管控，防止危机由小变大，由潜在变为现实。探索危机管控机制因而也成为中美关系的题中之义。
季末因素对期限利差的影响。由于银行考核原因，季末往往是资金面最为紧张的时期，短期利率的大幅上升往往导致期限利差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从历史上看，国内债券收益率的期限利差几次历史低点均是季末流动性冲击导致的。一季度MPA考核首次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货币市场利率上升较快，这是近期期限利差回落的季节性因素。
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我国资产管理市场蕴藏了巨大的潜力，商业银行也纷纷选择发行理财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结构性理财产品最初是由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发行的，外资银行在我国结构性理财市场上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中资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收到限制较多，发行的理财工具以债券类及货币类等非结构性产品为主。
特朗普的尴尬在于，他由一个坦率聪明的商人变成了鲁莽愚蠢的总统，美国人难以接受，国际社会也承受不了。如果特朗普要做一个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预期的合格总统，只有改变别无他途，就像他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接受国务卿蒂勒森的建议，通过确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确保中美关系回归常态。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事实，也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种检验。在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西方机构提供的绝大多数的意见是，中国应套用西方的政策，包括全面私有化——该政策被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纳入1989年后的国家经济战略，并导致了1991年的苏联解体。
此次“习特会”的成败并非只关系到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的中美两国。在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要制定出最有效的国家政策，中美双方都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立场。事实证明，中国推行的互利双赢模式能够让世界其他国家成为受益者，而特朗普政府中部分成员所主张的“美国第一”的政策却不尽然。
2013年习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三年来，“一带一路”取得显著进展，完成了整体的战略规划，搭建出“一带一路”的整体骨架着重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骨架。同时，“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也基本到位，亚投行已经运营，丝路基金正式启动。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过许多让主流媒体“大跌眼镜”的主张。他胜出后，人们开始猜测那些不过是“竞选语言”，博人眼球而已，不会真正实施。然而，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上任两月余，已签署13项总统行政令、12项总统备忘录，涵盖了其在大选中提及的大部分经济政策。执政理念及政策框架初见端倪。
联合利华与巴菲特和他的伙伴们之间是否还会有后续故事，或许还有悬念。在克莱因斡旋下，卡夫宣布停止收购行动的数小时之前，巴菲特与波尔曼通了电话，但内容没有公布。私募基金时而收购上市公司的某些股票，然后要求上市公司高价回购，否则就发起敌意收购，得手后便将目标公司现任高管赶下台。
2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在北京举行了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的首次中印战略对话。这是继2016年10月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后，又一重要沟通机制的“复活”。虽然没有看到两国在分歧问题上取得显著突破，但是战略对话机制的重启本身就意味着两国都希望中印关系能够稳定下来，恢复良性发展，而不是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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