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独家首发于4月29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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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为什么要用“围棋”思维解读“印太”战略？

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就叫“大疫情下的印太棋局，大国竞合的地缘密码”。从题目上看无非就是两个主题，一是“印太”，二是目前最热门，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疫情问题。

文章结构分四大板块，依次是：

一、导论：为什么要用“围棋”思维解读“印太”战略？

二、“印太”如围棋，棋盘在哪儿？

三、谁是棋手？棋下到那一步了？

四、总结：大疫情给中国参与“印太”竞合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说到棋局，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美国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名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Chessboard”在英文里可以作为棋盘来用，但主要是指“国际象棋”。

而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将用另外一个词“The Grand Go-board”来指代“印太”地区。单词“Go”在英语里可以表示“走”这个动词，也可以表示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围棋”。在我看来，在所有的棋类游戏中，最能够体现、表达地缘战略思想的莫过于围棋。因此，我们今天的讲座将试图用围棋的视角去解读“印太”战略的地缘密码。

二、“印太”如围棋，棋盘在哪儿？

（一）印太棋盘：最大能有多大？最小边界在哪儿？

若要用“棋局”的思路去理解印太战略、印太构想、印太博弈，“棋盘在哪儿”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区域有哪些？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印太，多种版本”（One Indo-Pacific，Many Versions）——不同国家给出的“印太”版本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给出的版本，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在模糊与清晰之间跳跃。造成这一现象的既有客观、技术因素，也不排除有的国家出于“模糊战略”（Ambiguous Strategy/Strategic Ambiguity）的考量而故意在印太战略的地理范围上制造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需要在地理覆盖范围上首先框定“印太”地区涵盖幅员的上限与下限，然后在这个区间内比较不同国家给出的版本，解码其地理范围差异背后所体现出的不同目标偏好和战略考量。从现有公开信息看，“印太”在地理上最狭义、涵盖幅员最小的版本应该是美国特朗普版。下图取自美国国防部印太司令部官网，详细展现了美国政府/军方眼中的“印太”范围。美国国防部下属11个作战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其中6个为地缘性质，5个为功能性质。作为六大地缘作战司令部之一，“印太”战区北接欧洲战区USEUCOM（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白令海峡）、西北邻接中央战区USCENTCOM（涵盖中东、中亚国家）、向西以美军太平洋最大基地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为分界线，与非洲战区USAFRICOM对峙、东北和东南则分别与北方战区USNORTHCOM（覆盖美加墨）和南方战区USSOUTHCOM（中南美洲）毗邻。

下图作为一项外部分析，则更加直观地对比了“印太”和“亚太”的区别。如图所示，“印太”基本上就是在原先“半个亚太”（东北亚、东南亚、澳洲、美国）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与印度洋。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将迭戈加西亚以西的印度洋海域也囊括于“印太”范畴，与美国军方的表述存在一定出入。美国军方将该海域置于非洲战区的管辖范围。

与之相对的，最广义的版本就是所谓的“二环”——环太平洋区域 + 环印度洋区域。在环太平洋区域有哪些国家或重要的国家呢？不妨以另外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组织作为参照物，那就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目前为止，APEC经济体其中包括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大陆、作为经济体的香港、台湾等，一共是21个经济体。在环太平洋区域，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岛国或中美洲国家，基本上比较重要的经济体，包括中、美、俄、澳、日、东盟等都已经囊括其中。

而环印度洋地区的情况，如图所示，标绿色的国家都属于一个名为“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的组织。该组织从最初的7个创始成员国，已经发展到今天的18个成员国。图中标红色的国家为观察员，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埃及、英法德等国。

介于上述两种最狭义和最广义的“印太”棋盘中间的，是若干较活跃国家所给出的他们自己对“印太”的理解和擘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有关“印太棋手”的讨论中展开。

（二）印太棋盘：辽阔、复杂、重要

总结不同版本的“印太”，即便按照最狭义、幅员范围最小的美国特朗普版来算，印太也不是一个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区域”（region），而是一个“超区域”（supra-region）——它是几个战略区域的有机结合体。这种地理上的辽阔性也注定了它在人口、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复杂性。

从中国角度出发，我们需要聚焦印太的重要性。如下图PPT所示，无论是对全球经济而言（譬如G20中至少7国都在狭义印太，另外6国也在广义印太区域；金砖五国全在印太），还是对中国经济而言（进出口贸易和能源进口海上通道），以及从军事与国家安全角度看，印太对世界、对中国都是极其重要的。

下图PPT所展示的是根据人口和GDP分别制作的“变形世界地图”。它大体上保留了每个国家所处的方位，但分别依照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GDP绘制各国的面积，这样便能够很直观地让我们在地缘战略版图上，读取国家（主要是大国，小国在变形图上基本显示不出来）间的实力对比。

综合此前我们回顾的不同版本印太地区图，以及依据人口基数和经济实力而产生的印太主要国家变形图，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把印太地图放置于一张围棋的棋盘上，借助围棋中的一些既定术语、套路、背景知识，通过知识的类比与迁移，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印太”战略/构想之本质呢？如下图所示：

以中国为核心，我们可以“两横一纵”地做出三条轴线：

第一，以中国兰州——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线为纵轴，由北而南，依次系北冰洋、俄罗斯、中国、南海、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南极洲。如图中垂直红色虚线所示。此中轴将“印太”一切为二，西侧系环印度洋区域，东侧系环太平洋区域。

第二，以中国为结点，垂直于纵轴，又可做一横轴，由西而东，依次为非洲、中东、印度、中国、日本，再越过浩瀚的北太平洋，直抵北美大陆。如图中水平绿色虚线所示。

第三，连接美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两个最重要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与夏威夷珍珠港，则还可另做一横轴，恰好横穿东盟腹心。如图中水平蓝色虚线所示。

围棋之道讲究一个“气”字：若一枚白子上下左右皆为黑方所占，则此棋“气数已尽”，必然被吃、提走。中国上右下左顺时针依次为俄、日、东盟、印度（如图中红色虚线圆圈所框定）。只要确保“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中国必有一“气”尚存。至于其他三面：2012年中日钓鱼岛交恶、2016年中国-菲律宾南海争端、2017年6至8月中国-印度洞朗对峙……仅仅两个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于2017年11月10日在APEC峰会提出“印太”战略，本想一口气收编左、右、下三方棋子，堵住三眼。但最近两年，中日关系转圜、中菲关系大幅提升、中印领导人实现武汉-金奈互访，三口“气”很快又疏通活跃起来。所以在我看来，正是：印太若棋盘，南海落天元。四气今已通，人岂奈我何？

围棋之道还讲究“金角银边草肚皮”——但这句话也要辩证地来看。不错，南海居于印太正中，即所谓“天元”，乃四战之地，本属不利。但在中国经营南海，且同时强化自身实力以及周边关系的过程中，原本四战之地的“草肚皮”也可以质变为四通八达的“金锁钥”：中国在过去几年中，顶住国内外巨大压力，扬长避短，即避免海军正面冲突，而是充分利用“基建狂魔”的特色属性，通过南海吹填岛礁而成功落子“天元”，一举抢占整个“印太”棋局的地缘中心（尽管那时美国奥巴马政府尚未提出印太概念），夺取了战略主动权。

这个原理，就好比是古代的荆州，历代那些仅能控制住荆州的诸侯鲜有能够成就霸业的——荆州系九州之中，亦为四战之地，易为他人觊觎。但如果在控扼荆州的同时，还掌握了周围的益州、扬州、豫州、雍州或司隶之一二部，则形势大为改观，且可凭借荆州“天元”的中心优势对周边其他势力构成地缘战略上的威压。由此可见，所谓“中心”的优势与劣势，并不是机械的、宿命的，而是随着周边大形势的变化以及行为体的主观策略之实施效果而存在“攻守之势异”的辩证关系。

三、谁是棋手？棋下到那一步了？

毛主席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谁是棋手，谁是棋子，这也是地缘分析需要弄清的问题。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很伤感情的问题，毕竟大家都愿意做棋手，不愿意做棋子而受人摆布。但国际政治的现实逻辑的确如此。

（一）“印太”地区主要行为体及其“印太”战略构想

先说澳大利亚。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据赵青海、王晓文等学者考证，在整个“印太”话语体系中，澳大利亚学者可能比较早地系统进行“印太”概念的建构和阐发的。比他们更早一些的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1920-30年代，譬如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等地缘战略的先驱都谈及该区域。澳大利亚学者在“印太”理念上的发力打底起步于1960年代。他们试图赋予这个地理词汇与政治和经济的含义。澳大利亚人关注“印太”是很容易理解的。它作为一个岛国，西海岸正好冲着印度洋，而东海岸和北部则是冲着太平洋。因此，澳大利亚人想利用自己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成为两洋交汇之处的“衔接点”（connectivity），提升自身在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事务中的权重。

类似澳大利亚的这种天生的“印太两洋国家”还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被看成“印太区域”。

再说日本。从政策话语角度来讲，日本现任首相安倍可能是现任的大国首脑中最早提出并极力推广“印太”概念的人。早在其第一任期时就开始主打印太概念。2015年12月，安倍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还特意提出JAI概念。这是一个双关语，J、A、I分别是日本Japan、美国America、印度India三国国名的首字母，同时在印地语中还有“胜利”之意。安倍希望能够在原有的美日、美澳同盟之基础上，拉进印度，从而实现有四国所支撑的“民主国家间的安全保障钻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参见安倍在日本国会的演説《アジアのセキュリティダイヤモンド構想》）。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也非常强调规则的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转暖，日本为了不刺激中国，在口头上已不再称“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而改称“印太构想”（Indo-Pacific Vision）。而且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有所调整，至少在口头上予以支持。这些对中日关系而言都是利好消息。当然，日本国家安全的轴心始终是美日同盟，这也是中国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能够正视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合理设置“期望区间”。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越多。”了解美日同盟及其对日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一基本事实，有助于我们一方面不会对日本产生过高的战略预期，譬如指望中日关系在转圜后能迅速上升，甚至取代美日关系——这是不现实的；而另一方面，在明了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天花板”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且应该脚踏实地地推动两国友好交往继续发展。譬如，我就很高兴地看到，不久前有报道，中国渔船和日本军舰相撞，但中国政府、日本政府以及两国的民间、网友，相对过去而言这次都非常谨慎，都没有把事态恣意扩大。因此，我认为这体现的是两国政府的高度责任感，他们对本国人民和亚太安全在承担负责任。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后说印度。从上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印度先是提出“东望”战略（Look East）；到后来2016年印度人自己又说，“东望”已经升级为“东进”战略（Act East）。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程度的变化，大方向并没有改变——印度在印度洋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因而试图在亚太地区寻求新的战略支撑点。后来，莫迪总理提出“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也是谋求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涵盖南亚次大陆外加环印度洋地区的政治经济的秩序安排。而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基本上是比较回绝的，不愿意多谈。以上是我们理解印度版“印太”方略的基本背景。

印度人对“印太”概念是什么认知呢？我采访过印度顶级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所（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的研究员。他们认为“印太”作为一个地理或经济概念，早已有之；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和安全的理念则相对较晚。他们认为古代生活在孟加拉湾沿岸的渔民（包括现在的印度东海岸、孟加拉国、缅甸等地）往往每年借助季风和洋流，季节性地往返与“印”-“太”之间，向东最远大概能够到南中国海。在这里，他们捕鱼、经商，等到下一个季节到来时，又顺着反向的季风和洋流返回家园。所以，他们认为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片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看似相隔万里，但是在科技落后的古代，其先祖都能够穿行其间，运用自然的力量生产生活。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而言，“印太”绝对不是所谓“人造的”（artificial）、空洞的政治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当然，如果要说到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的“印太”，那显然是政治建构的产物。那么，对这种舶来的“政治产物”，印度智库专家又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认为，从尼赫鲁（Nehru）时代起，印度就矢志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的原话为“India, constituted as she is, cannot play a secondary part in the world. She will either count for a great deal or not count at all. No middle position attracted me. Nor did I think any intermediate position feasible.”作为一项政治遗嘱，尼赫鲁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期许建构之后历届印度领导人和政策人士，从而也就形塑了印度特有的战略文化——不愿意做跟班，不愿意被人当枪使。

尽管在国际事务中，印度限于自身的国力和战略诉求，也往往不得不在各个时期采取一定的“追随”（bandwagoning）策略，但这些一定是“只能做，不能说”。任何总理、政客一旦说出来，就有被其他政治派系煽动选民轰下台的风险。把印度和日本放在一起比较，这个特色就非常明显。你不可能想象某位印度总理或政客，能够像日本首相那样一本正经、义正辞严地说“美日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石”（印度和美国也不是同盟关系）。印度即便在实际政策操作中依赖、利用特定大国，但在话语层面，它一定要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而这一“政治正确”上的顾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度的国际行为。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17年末——距离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仅隔3个月——推出明显旨在拉拢印度“印太”战略后，印度尽管在短期内表示了“亲近”，但直到将近3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在安全还是经济领域，它都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战略策应行动（strategic cooperation）。

讲完印度，来看主角——美版“印太”。美国版的“印太”战略，核心特征就是它的针对性特别强。其次，它虽然是后来者，但美国的实力摆在那儿，所以美国总统一推动，它在国际上声势就比较大。但它的地理范围不是特别得明确。如前文所述，“印太”比“亚太”在陆地上主要就是往西边扩充了印度。在海上，美国版本的“印太”，规模最大时囊括了整个印度洋，但没有把东非沿岸国家算进来；而规模稍小一些的版本，则是侧重于东印度洋，即以美国所控制的印度洋地区最重要基地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一直往东，到印尼和澳大利亚、新西兰。

2018年，太平洋司令部（太总）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很多学者把这作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印太”战略：其目标就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比如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用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新的经济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影响力和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特朗普“印太战略”里涵盖的国家美日印澳，就是所谓的“Quad”四方民主联盟，这是四个最核心的支柱性国家。

最后说东盟。在这一轮“印太”热中，东盟算是后来者。2019年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代理部长沙纳汉公布了特朗普政府首份《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强调美国要重视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对特定国家的防备。仅仅三周之后，6月22日至23日在曼谷举行的第34届东盟峰会正式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Indo-Pacific），标志着东盟正式接受了“印太”的提法，同时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官方版本。大约一周后，我随外交部组织的学者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南亚三国。在雅加达东盟总部，我有幸见到十位东盟国家驻东盟使团大使中的七位，并向他们咨询、交流有关美国《印太战略》和东盟《印太展望》的话题。

显然，两份印太官方文件，观点主张、出台背景有重大区别。在和东盟国家外交官交流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尤其是印尼籍的官员，倾向于强调他们探索“印太”区域合作的“悠久历史”（用他们的原话说，早在苏西洛时代印尼就开始提出、推动印太构想了），并以此为由否定“东盟将追随美国共同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流行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误会”可能会广泛地存在与中国政府和民众心中，而且会给东盟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限于时间，我们今天无法把每个国家/区域组织的“印太”版本进行横向的细细比照。只能强调几个要点作为总结。

第一，东盟版“印太”文本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他们强调自身在整个印太事务中的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这一点也被我与当地官员的交流所证实和强化。

第二，现在聊“印太”的国家有很多，不见得都跟咱“有仇”。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相关国家和组织都有自己的印太蓝图。其中有的明确敌视中国，有的却仅仅是强调自身的中心性、重要性，并试图从中谋利。中国需要对其冷静辨识、区别对待——既不能盲目乐观，“把宣传口号当成战略擘画”；也不能过度反应，把本来无意孤立中国、敌视中国的势力逼向反面，即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第三，“印太”已经是地理现实和经济现实；且正在被多重国际势力推动成为政治现实。中国既然无法置身其外，那么与其刻意规避、视而不见，不如主动出击、积极形塑、“在场威慑”，推动“印太”理念和实践都朝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和当代都客观存在的地理现实与经济现实，且仍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人民所实践。因此，“印太”的实存性与个别国家对其认知程度、承认与否并无干系。套用仓央嘉措的诗句，我们可以说：“你见，或者不见，印太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印太还在那里，不来不去。”

在美国等国家的推动下，印太有朝向政治现实发展的趋势。政治现实系人为建构与实践的产物，因此谁主动去形塑它、推广它，它就为谁的利益服务；谁躲避它、无视它，它就有可能被对手利用，最后被用来伤害自己。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在场威慑”（Present Deterrence）是我自创的一个名词。“威慑”是国际关系里面的重要术语，简单讲就是“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吓阻对方不去做一件它原本想做的事情”，譬如冷战期间一个超级大国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报复而阻止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对某个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等。“在场”（present）与“缺席”（absent）是反义词。通俗讲，它就是指在有关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讨论中，中国籍的官员、学者一定要出现、要在场，最好还要发言——发言越重要越好，主旨发言肯定比小组讨论好，当主持人引导议程也不错。

这个原理很简单。比方说一个处里，处长提拔了，上级组织部门要来考察，要所有副处长一起来开会，相互评定，最后择优扶正。这么重要的会，有哪个副处长敢不参加呢？你不参加，人不在场，能够指望其他人都一致向上级部门推荐你吗？这显然不可能。同样的道理，现在不仅美国在推“印太”，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印尼、东盟也在推，有些国家很早就在建构这个理论和政策实践体系。以此为主题的官方、半官方、所谓“民间”研讨会层出不穷。如果中国因为认定（美国版）“印太”对自己不利，而不去参加，或者去了也不发言，不参与讨论和辩论，那么中国的声音、主张、意志又如何体现在这些政策讨论中呢？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得到保障？一场有关“印太”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发声，那么出席者显然会有更大概率得出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会议结论来，譬如推动“印太”地区经济事务的规则建构，将国有企业都斥责为不恰当的甚至非法的经济参与者，那么这势必将妨碍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力的“一带一路”建设（印太、RCEP等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高度重合）；或者在海洋权益上再度兴风作浪，排斥中国利益和主张等等。所以，躲不是办法，沉默不解决问题；唯有积极主动、双向交流、理念创新、敢于形塑，才能捍卫国家利益。

（二）“棋手”还是“棋子”？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人人都想做“棋手”，不想做“棋子”；都想摆布他人，而不想被他人摆布。印度如此，哪个国家又不是这样呢？所以，讨论谁是棋手、谁是棋子，这是一个伤感情的话题。但我们又不能不去说道。而在印太这副棋盘上，我们可能更需要认识到的是：

第一，原则上讲，所谓“棋手”和“棋子”，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这个“相对”又包含几层意思。一是同一个国家和比他更强大的国家站在一起，可能就只是棋子，但在它自己的“势力/影响范围”（Influence）内，它可能又是棋手。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美国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它被当作一枚棋子；但是在环印度洋地区的排兵布阵中，印度无论人口、幅员、科技、经济实力，在本区域内都罕有匹敌，所以它可以自认为棋手。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战略格局，其自身国家实力也在消长变化之中，所以它的地位也将随之变动。譬如，冷战时期苏联是毫无争议的全球地缘棋手，但在解体之后，俄罗斯最多只能在东欧、高加索等传统势力范围内继续努力扮演棋手的角色，而在全球事务中则往往被美国当作棋子，或打压或拉拢或排斥等等。

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国家实力强弱对于其所处的地位固然至关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参照标准。我们常讲“形势”、“形势”。其实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看——“形”指静态的国家综合实力对比；“势”指动态的、在给定战略关系网络（network）中，一个国家因处于网络中不同的结点，而导致其原有的静态实力被放大或缩小。譬如，在特定情况下，控制特殊资源、占据特定枢纽位置（pivot）、或者在特定问题/议程上能够“拿捏”大国的小国，也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场合中扮演棋手的角色，甚至把大国拿来“当枪使”。以小搏大的案例充满风险与挑战，却依然古今不绝，将来可能还将在核安全等问题上持续考验国际社会。

第二，对2035年前的印太形势进行研判，可能存在中、美、印三个最主要的棋手，以及若干介于棋手和棋子之间的区域性大国。

粗略试想一下，在2035年之前的这15年间，活跃在印太地区的力量可能有十多个。

下面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划分。如下图PPT所示，出于行文和分析的方便，我们以“形”（国家综合实力对比）为主要依据，综合其利益所在的考量（一国的人口-经济-政治中心如果都在印太地区，我们认为它会在印太事务中投入较多资源、发挥重要作用；反之，譬如类似俄罗斯这样国家重心在欧洲的，那么尽管它也有大量国土处在西北太平洋地区，但也被认为可能不会在印太事务中太积极），可以把印太国家粗略地划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档，当之无愧的战略棋手：中、美、印

第二档，兼具棋手与棋子身份：日、澳、俄

第三档，试图成为棋手的国家：韩、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等

四、总结：大疫情给中国参与“印太”竞合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一）当前疫情总体趋势

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两个总体的趋势：

第一，国内情况较为乐观。中国总体是可控的，国内疫情正在走下坡路。假设再没有外来输入的情况下，战胜疫情，最终打败它，曙光已现。

第二，国际情况不容乐观。不仅疫情本身全球蔓延的不乐观，而且各国在应对疫情时缺乏合作、相互推诿甚至“索赔”的情况更不乐观。

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在防疫与复工两条战线、国内与国际两个战场上同时赢得完胜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以，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是在防止国内疫情复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复工复产，促增长，保就业。

我们在国际上首先要防止输入病例，同时也要尽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在国际战场的经济战线，我们需要遏制一些势力、政客和利益集团试图利用疫情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经济上对中国深层次的遏制。我们需要在国际经济战线上打败这样的图谋。

两条战线、两个战场，都是持久战。这首先是由病毒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最新的医学研究表明，该病毒的变异性、适应性、传染性较SARS等我们曾经战胜过的病毒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地理上，随着南半球即将进入冬季，医学专家担心在北半球慢慢得到控制的疫情很可能会随着南半球的转暖而扑向南方。况且南半球多为欠发达国家，其医疗、防疫水平较北半球工业国更弱。因此有医学专家预测，在特效疫苗尚未问世的情况下，人类与COVID-19间的战争很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持久战”。病毒将随着南北半球的季节转换而往复“奔袭”，在两个半球之间“转战”，从而对全人类的健康构成持久威胁。

（二）疫情给中国参与“印太”竞合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以“中道”原则对待“印太”，中国就有可能获得优势，转危为安。所谓“中道”，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价值取向。它既不是恃强凌弱，也不是沾沾自喜，更不是碌碌无为，而是积极进取、协调兼顾，公正公平、合作共赢。用习主席的原话说就是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中国要讲国际道义，但也要维护国家利益，两者不可偏废，而要在这两者之中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只要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之间始终保持好动态平衡，就能够持续地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就能够在复杂的印太博弈与超区域竞合中，“统战”印太——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从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如果把印太和疫情结合起来，现在印太区域可能更需要广泛地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侨务外交、州省外交，因为中国的外交确实已经遇到了一些难处。我们明显地看到，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州长还是很希望得到中国支持、支持的，在疫情中是有合作的客观需求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刚需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可能会打一些翻身仗。譬如在人权领域，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中国的人权事业在国际上总是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责难。但在这次疫情中，中国防疫的指导思想是明确尊重、重视每个公民个体生命的价值。相对有些国家所主张的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集体免疫”策略，中国防疫模式从人道主义视角看确实具有显著优势。因此，中国不妨借助世卫组织等平台，将中国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占领道德制高点，夺取“后疫情时代”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在地缘上，“印太”与“中国周边”概念有很大的重合性。印度、日本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邻国。澳大利亚虽然和中国隔着南海和东盟，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也是一衣带水、朝发夕至。因此，破解“印太”围堵，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中国的周边外交成果。换言之，周边宁，则印太可为我用；周边乱，则印太不为我用；周边敌，则印太将为敌用。因此，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夯实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把“周边防疫共同体”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加快建设步伐，有助于在后疫情时代调整“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使之更有政治安全保障。

此次疫情爆发后，日韩等部分周边国家的反应完全应验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中国应该抓住这次灾难中所蕴藏的机遇，充分利用中日韩合作机制、10+1机制、10+3机制、“中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等现有平台，并在其基础上审慎而巧妙地有所拓展、创新，从而推动这些机制在防疫的实际斗争中实体化、职能化。譬如，在中韩联防联控机制下，中国可以和韩国外交部同行定期举行联合发布会，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布两国在联合防疫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就。这些举措，本身就是在既有的“一带一路”共建机制下，纳入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等新内容，从而丰富、完善“一带一路”的政策含义，为其在后疫情时代的高水平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一带一路”为政策抓手，以周边邻国为重点，以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有助于打造多元立体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它不仅能够在战略上缓解、破除“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空间挤压，而且能够作为“初级阶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建成奠定组织、心态、制度和国际舆论上的基础。

提问环节

问题一：中国能否为海外华人媒体提供资源支持，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抗衡一下那些反华媒体，或者在美国注册几个民间传媒，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

王鹏：这个想法我认为有一定的可行性，必要性，但它在执行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新的困难。

第一，媒体靠什么？靠公信力。公信力是靠日积月累的，不是什么问题一砸钱就能好。

第二，就是现在有一些国家总说“中国渗透”到别的国家进行媒体影响，如果按问题所说的，这不是正好给别人“口实”吗？想法很好，但真正要实行，恐怕还是要和当地的媒体有新的沟通和务实合作，这个途径靠谱一些。想靠砸钱短期内提高海外影响力，恐怕要慎重。

问题二：西方国家对中国官方媒体有偏见，在国外进行限流，我们能否大力支持几个民间媒体发展，让其在国际上发声，能够引导一下舆论？

王鹏：从目前的形势看，第一，还是要把国家队进一步做大做强。他们有资源、专业、人才的优势。第二，咱们国家现在也的确在有意识地培养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定发言权、公信力的机构和个人。譬如，我们看到有不少学者，经常受国家派遣，代表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或者以他个人身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能够展示中国主张、维护中国利益的论文、言论，在会上会下的交流、探讨、沟通、辩论中，澄清一些被外国媒体污名化的事实，帮助外国友人更全面、立体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此外，国家现在力推高端智库，也鼓励广大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积极走出去，为中国发声，一起讲好中国故事。

问题三：请问认同印太战略的国家是否是铁板一块呢？印太战略成为一个多国家安全防务体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谁能进行主导？

王鹏：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所“钦定”的四大“印太国家”都没有形成铁板一块，这其中有多种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两条：第一，外部威胁所形成的“推力”不够；第二，内部主导国家提供的拉力、凝聚力也不够。

前者是说，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印太”战略时，可能是抓住了三个月前的中印洞朗对峙，所以希望在此前奥巴马同样一中国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把印度拉进来，共同应对。在当时，中日关系也依然处于紧张状态。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以及日、印等国都采取了非常务实、和平的战略，迅速转圜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大幅提升了战略互信。所以，特朗普所指望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没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日、印等国逼到美国的怀抱，形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

后者是说，要形成针对特定国家的“铁板一块”，除了这个特定国家要对各国造成普遍感知的共同威胁（common threat）外，这些国家之间也需要凝聚力。而历史上，这个凝聚力通常由“盟主”提供，即这个统一战线的发起国、主导国。在“印太”体系中，显然应该是由美国扮演这一角色。冷战期间，美国同样在针对苏联的全球统一战线中充当盟主。为了给这些联盟提供凝聚力，美国大量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用真金白银拉拢并武装自己的盟友。然而这些做法让特朗普痛恨不已。他主张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针对中俄等国，也同样作用于北约、日、韩等传统盟友，譬如要求他们分担更多的军费、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让步屈服等等。总之，现在的美国，不仅无意通过给予好处的方式来拉拢、凝聚盟国，反而要从他们身上“撸羊毛”，因此从内部破坏了其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综合上述，外无强敌虎视，内无盟主张罗，这新合力不齐的四大“印太国家”，又怎么能凝聚成“铁板一块”呢？(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