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会上发布研究报告《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东受邀参加“RDCY夜话：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发展预期”环节主题研讨，该环节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现将双方对话内容节选发布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 杨东

王文：请杨东兄从互联网金融、区块链讲讲对新质生产力的看法。

杨东：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力模式，也是一种新技术、新制造、新业态、新服务。

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一些新东西都是我们的一些优势特色，我对新质生产力更深层次的理解，有关我们优势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产生的突破和发展。比如王文老师讲到的互联网金融。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改革和开放本来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包括股市等等。

但是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有了支付宝之后产生了电子商务，过去十多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源头就是在支付宝。中国特色的移动支付的创新，带动了一系列创新，包括数字金融创新以及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创新。

数字产业化发展起来以后，二十大报告中，我们又全面推出产业数字化，也就是传统产业升级再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我们又发展得很好。包括我老家宁波那边，产业数字化发展得很好。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新型举国体制、海量数据。

丰富的场景在这些背景之下，好的制度、好的体制反作用于我们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就像支付宝这种新业态、新模式最初国际上没有，现在倒逼其他新产业的发展、新制造的发展、新服务的发展。所以，根本上还是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和制度优势，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创新。

昨天网信办发布了过去几年区块链创新试点，我也一直作为专家参与网信办区块链创新试点相关评审和推广，看到了很多创新的实例。比如说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之前在湖南把政府不动产登记相关部门数据共享之后，设计成数据产品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到银行获得电子保函，电子保函又能够到住建局获得资金抵押解压；学生赚来钱之后又和政府分红，真正把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卖出钱了，政府也还能赚钱。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

我们的公共数据开始赚钱了，这是人大的学生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的创新。所以，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结合我们的制度优势，把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数据，利用起来。

拿数据要素这一个事情来看，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数据是生产要素的。从国家数据局成立，到各地方政府的数据局成立，都在推动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这点我们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王文：您个人怎样看待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杨东：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最关键，最核心的。这也有关刚才提到的数据生产要素。其实数据要素本身就是以人的行为，人的创造，人的共享，人的因素所带来的数据价值的创造。

没有14亿，怎么形成海量数据？没有海量数据，我们新的创新，包括很多新的产业数据化、数字产业化都很难实现。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思考，在法治轨道上，怎么能够给个人的创新创业提供最大的空间。

我们要总结过去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十年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后，我们出现了支付宝这样一些非常好的创业模式，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金融等脱离法治轨道的现象，有经验教训。

面向未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要提供法治轨道，给个人创新创业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现在红灯有，黄灯有，最需要思考绿灯怎样设计，而绿灯就是规则、标准、法律。

特别是在创新前沿的这些新金融、新业态、新模式，我们缺乏法律法规和规则，这样个人的创新空间是十分受限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法治轨道上及时提供制度供给，这样创新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才会有安全感。

我们要避免过去 “一刀切”的深刻教训：要么不管、野蛮生长，要么发现不对就完全清理。摇摆式的监管对国家和老百姓是有损害的。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则，推进创新创业。

我在日本留学时，看到日本一部金融法一年修改四次，当然我们修法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哪怕是出台规则、标准、指引也行，这也有关“监管沙箱”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容错的空间、容错的机制，尤其是金融等创新领域。我们需要给个人还有企业容错的监管沙箱和制度创新的机制。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大给个人的容错空间和监管沙箱机制。

王文：从您的角度，如何防范新质生产力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对我们带来的消极冲击？

杨东：人大是文科为主的高校，但这几年，我们人工智能、计算机等学科进入一级学科，搜索论文也排在全球靠前，排名也为A+。我们也在大力发展理工学科，特别是2021年成立了国内首家文理工交叉学科研究院，专门培养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涵盖数据要素、数字治理、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大模型、ChatGPT等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们看到，原来大学的专业学科越来越受到大模型的影响，一些学科边界甚至变得越来越淡化。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第五科学范式”。我把以前的经验范式、理论范式、概念范式、数据范式进一步思考，提出第五科学范式是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范式。

人工智能边界和专业学科边界模糊淡化以后，似乎感觉到我们很多情况下某一个领域学的专业没用了，知识过时了，一部分也是因为近现代知识体系是基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提出的专业学科体系的。

西方这套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在迎合新的经济、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时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我们对学生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知识体系也要进行再造和重构。交叉科学研究院也是在探索新的复合型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比如我们和中国移动合作，刚刚成立了第一家高校元宇宙创新实验室，做数字人。我认为，未来数字人会是个巨大产业。白领可能会造个数字人出来，这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人的解放。

未来，可能有的人会失业，但也会有新的工作，不依附于某个公司，某个单位，自由人创新的空间可能会更大。比如我们和中国移动咪咕设计的机制中，个人可以参与到咪咕视频的创造、转发和二级创新等等。个人会在每一个创造、创新、转发过程中得到奖励，得到“共票”“Coken”，然后 “共票”将会转化为财产或资产。

像现在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展现出来的一样，个人主体创造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而且对个人直接的奖励机制会越来越多，避免过去出现资本对我们的剥削。个人劳动的创造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并且会得到直接的利益回报。同时这个利益回报直接给到个人，不再通过公司或资本剥削。

资本对数据的剥削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样个人的创造价值也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这是一个趋势。虽然会有很多的失业和机会的丧失，但新的一些机会，新的利益创造，新的价值创造也会产生。所以，新质生产力未来会和新的生产力相配套，这是相互推动，相互创造的过程。

王文：怎么样才能干得更好？如何响应经济工作会议的鼓励，能多干就多干一些，而且能多干就干好一些“

杨东：当下大变局时代，能多干首先得多学习，交叉学科的知识必须要掌握。大模型为什么厉害？它就是各种知识的积累，出现量变到质变。我们应该能多学习就多学习。刚才清华大学张伟老师提到，他是做金融的，但越来越多的需要学习科技。胡锡进老师为什么受大家关注？因为他不停地在学习。金灿荣老师、王文老师也一样。

大变革时代给了我们机会，特别是交叉融合的一种机遇。最近我发现央企做了很多创新，未来也可能越来越成为主导，这是过去没有看到的。无论民企还是央企，都应该能多干就多干一点，交叉的方式也可以带来很多的创新。同时，我们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聚焦，才能干得更好。在具体成就某一个事情时还是要聚焦在某一个领域才能够把它干好，不能什么都干。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一样的道理。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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