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会上发布研究报告《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受邀出席“2024年国际安全形势展望”主题研讨环节。以下为其演讲内容：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特别是听了大家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判断，我感觉喜忧参半，甚至还有点儿忧大于喜。但是，局面再复杂、困难再大、麻烦再多，中国也绝对不能躺平，反而应该“能多干就多干一些”。

世界近现代史表明，封闭和动荡、战争和冲突是人类的大敌，而开放合作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备条件。

45年零一个月前的这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实行对外开放是45年前确立的基本国策。45年来，中国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促进了商品、服务、资金、人才、技术等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自由流动，不断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正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赶上了时代，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如今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更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因此我们就是要探讨在如今的大形势、大变局和未来的大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挑战和考验，顺利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和平发展和世界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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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要实现思想认识的充分解放和思维视野的真正开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只有思想上的解放创新，才会有行动上的开放创造。解放思想的巨大伟力，已经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赶上时代”的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未来也将被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继续证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还在阻碍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阻碍着继续深化改革的步伐。

在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思想认识的充分解放、视野思维的真正开放更加重要。只有挣开陈旧观念的束缚，摆脱思维定势的困扰，引来思想解放的源头活水，才能够迈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步伐，让全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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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

所谓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开放，更要扩大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甚至还可以有步骤地在一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把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从而在更大范围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经济全球化。

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的18%，出口占全球的15%，而进口占全球的12%。扩大进口还有较大空间。单边开放，本身就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从去年12月1日开始，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就是单边开放的一个尝试。三天前，也就是16号晚上，中方宣布，将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相信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多的开放政策。

所谓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是指不仅要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的对外开放，还要努力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仅要继续扩大商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要素市场的对外开放。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2年来，制造业领域基本上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近年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超过了30%。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现代装备制造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就拿汽车来说，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均突破30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占将近三分之一。汽车出口量达到526万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每出口3辆汽车就有1辆是电动载人汽车。

只有在对外开放环境下，制造业才能取得这样成就。但是现在我国的服务业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消费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这也制约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我们在研发设计、现代金融、高端咨询、数据信息、医疗养老、教育文旅等服务领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还有很大空间。当前要主动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切实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实施高水平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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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稳步扩大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有三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一是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贸易强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新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大的制度支撑；

二是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广泛经贸关系，促进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维护安全、韧性、可持续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和完整性，为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三是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也就是说主动参与新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比如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碳减排碳中和、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领域，就需要探讨制定新的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也意味着要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主动参与建设更加高效的全球价值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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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顺应世界大势建立和优化开放合作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作用重大。与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与法拉第和爱迪生所处的时代也不同，如今的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关起门来实现不了真正的创新，而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并不矛盾。

2003年，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完成，到现在整整20年。当年的这个“大工程”，各参与国家总共花费30多亿美元，而20年后的今天，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8个“0”，降低到100美元，这个成本在未来还会继续大幅下降。现在中国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始终保持不落人后，得益于中国政府1999年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决定。

但是总体来看，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还不相适应，集聚整合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能力比较弱，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存在路径依赖。

如果再放眼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来临，人类社会正在开启继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大网络时代。这个大网络时代，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绿色低碳化，二是数字智能化，三是更加人性化。这将极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塑造全新的动态演进发展格局。现在世界各国迫切需要通过全方位的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人工智能风险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只有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国才能在这些领域与全人类共同进步。

因此我们要适时建立并且不断优化开放合作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努力提升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进一步以国际科技合作扩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渠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合作，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共建全球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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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要为全球和平发展和世界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现在经济全球化遇到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其实这些困难和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已现端倪。三年疫情和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变化又使这些问题和困难进一步加剧。

各国能否在开放合作中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新型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全球化和世界现代化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大国的抉择尤为重要。中国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开放，不仅要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要以自身的发展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开源代码”。因此，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以及和平发展，在当今全球局势下，具有更加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总结一下，思想认识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开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更有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的全方位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和关键路径。当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风险、保证安全。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既需要有强劲的动力系统，也需要有合格的制动系统和防滑系统。当然这辆车关键还要把握好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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