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23年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成功举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朱旭峰在16日的分论坛二“提振信心与智库合作”的第二环节“全球治理改革与智库公共外交”上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全球各种专业的专家合作，站在全球的视角下面去提政策建议，而不仅仅是单一学科的专家就国内科技发展问题提出狭隘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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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智库研究中心主任 朱旭峰

首先，感谢人大重阳的邀请。我几乎每年都来“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我非常同意前面两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问题专家丁一凡老师和朱锋老师的观点。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专家和决策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特点？我这里没有用智库一词，而是用专家一词，因为我认为专家的概念略比智库专家的要大一些。

早在柏拉图时期就专门讨论权力与知识、政治与科学，以及决策与专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是公共管理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专家，除了智库专家以外，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以及法律工作者等等。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变革中的、不确定的、高度不稳定的全球化的时代，专家到底有什么新的变化？他们到底有什么新的外部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这里我介绍三个趋势。

第一个新趋势，政策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两件事。什么叫政策的全球化？是指由于全球化的程度的加深，任何一个国内的政策会有外部影响、外部效应。这样的话，你在做任何一个国内决策和政策研究时，可能不仅仅要考虑国内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国外的影响，这叫政策的全球化。

但是，现在的世界面临着逆全球化的过程。所谓的逆全球化，我们这几年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说到贸易战，美国不是只是针对中国，它和全球很多地方都发动贸易战，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同时，美国也退出很多国际组织，一不高兴他就退出。还有英国脱欧，也是一个逆全球化的方向，离开了一个欧洲的共同体。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中的全球疫情。这些都使得全球化进程受到阻碍或者逆转。

第二个新趋势，全球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三个新趋势，全球性的、非官方和非营利性的基金会，它的影响其实是越来越大。

第一，今天我们这个分论坛的另一个主题是“智库的公共外交”，我把这个词再扩大一点，其实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词叫epistemic community，这是在1992年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面有一期专刊，专门介绍了“认知共同体”这个概念。“认知共同体”还不仅是一种识别国际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标签，这派理论已经把这个概念提升到和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同一个高度作为对于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假设的层次。

哈斯在1992年就说，全球的认知共同体其实由他们组成的这种网络构造了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所谓的认知共同体其中包括了专家，也包括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人，包括基金会的负责人，大型的企业家，国际NGO的负责人，以及科学家等等很多，当然还有各国官员。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全球的政策就由这些人在各种场合在谈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已经不仅是公共外交或二轨道外交的概念了，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外交组合。比如，现在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其实就是世界各种精英都在其中，然后发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可能影响到后面很多年国际政治局势。专家参与论坛，不仅是一个外交的过程，或者二轨外交，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对话，要和各种人去对话，专家也会邀请不同类的认知共同体中的成员来参与讨论。

第二个就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影响。我讲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过去我们不认为他们是专家的这批人，现在我们不得不邀请他们进行政策的讨论。过去，我们把对政策感兴趣的学者称为专家，但是有一些学者理论上对政策不感兴趣的，比如说哲学、伦理学。但是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科技的伦理问题使得哲学和伦理学已经成为了一个显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甚至于现在讨论能不能用人工智能来打仗，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伦理学和哲学问题。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大量地去邀请一些哲学家来探讨科技治理、科技发展以及科技政策问题。最近，国家组建科技伦理委员会，科技部还有下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这里面就有哲学家。阿里、腾讯、Google，他们也聘请哲学家来为他们做咨询。这是对专家群体的第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层次，就是不同专业需要更加多的互相合作交流，提出的政策建议需要更加跨学科。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策问题仅仅是社会科学家是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需要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我们当然也特别希望有某些专家既懂科技又懂政策，但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需要合作来研究新兴科技政策问题。所以，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全球各种专业的专家合作，站在全球的视角下面去提政策建议，而不仅仅是单一学科的专家就国内科技发展问题提出狭隘的解决对策。

第三个层面就是IT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使得某些专家的行为已经不一样了。大量的专家在新媒体上发表言论，这些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但目前学界还没有用大数据相关的方法去做专家行为研究的。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

第三个趋势就是经费来源的全球化。因为智库专家需要经费。虽然我们总是强调专家要独立，不要跟着经费的导向走，但是毕竟经费对于智库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全球有三种类型的经费，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支持，包括政府的课题，以及政府的公共基金。第二种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有一定独立性的，但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基金，包括中国的，像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欧盟也有很多研究经费，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和NIH医学的基金。大量的基金都在关注很多社会科学和全球问题。有些专家就会申请这些课题，而这些课题本身背后有指南，其实就由一些政府意图在引导。专家接受资助后做和国际治理有关的研究议题。我国也一样，我们的社科基金每年都会根据每次大会的议题去设立很多专项的选题，希望学者们来去做研究。美国其实也一样。国会设立法案并拨款，这些独立基金会就会根据法案内容的指引去设立资助方向，吸引专家来申请。上述两种经费来源，大家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但是，我想提的最后一点，可能很多学者还没有关注到，就是专家现在越来越受到私人的，大企业家的捐赠的全球性基金会的影响。比尔·盖茨基金会是非常重要的医学领域的私人基金会。它提供的医学方面的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NIH。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对专家的研究议题的影响，至少在医学领域已经可以说至少不输美国的政府。在美国，媒体上把这个现象称为“镀金时代”。有很多时候资本家可以通过基金会去影响美国的专家，或者吸引全世界的专家去攻克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仅支持纯科学的研究，比如疫苗的研究，还支持那些科技政策以及大的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研究。全球私人基金会对科学，以及对全球性议题的影响，这些新现象我们必须要关注。

最后说一下总结，我们需要用怎么样的视角来关注全球化时代专家的行为呢？

首先，我们要看全球化的过程，政策的过程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政策，国内的影响，还要关注国内政策的国际影响以及影响国内政策的国际因素。

第二，很多学者不要仅仅盯着西方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学术发表，大部分学术研究还是关注西方国家的那些专家参与行为。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智库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群体。学术界应该要关注非西方国家的专家参与和智库发展问题。

第三，我们还要关注全球科技发展所导致的相关的专家行为的变化。

最后，那些私人的、不同类型的全球非营利基金会对专家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专家的行为，特别是会影响到我们对智库行为的相关认知。

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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