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19 作者: 武健
当前,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和建设客观上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外开放,这为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提供了机遇。
2023年1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23年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成功举办,光大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健在16日的大会主旨讨论“2023年宏观形势与智库责任”上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当前,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和建设客观上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外开放,这为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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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武健
2022年是全球纷乱复杂的一年,俄乌冲突、疫情反复、全球通胀、世界经济放缓让人充分感受到了新动荡变革的冲击。尤其是持续高位的全球通胀超出预期,其诱发因素及负面影响至今未除,通胀仍将延续并引发全球经济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治理混乱又不断激发全球政治经济矛盾,使得达成全球应对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困难,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任重道远。按照“十四五”规划,我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也要成为其改革和建设的贡献者。当前,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和建设客观上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外开放,这为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提供了机遇。作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新型角色,中国智库有责任关注和研究当下金融国际化的热点问题,不断提升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和建设中更多的话语权。
首先,要关注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关联影响,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而行。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持之以恒对外开放,国际国内“双循环”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要相得益彰、相伴而行。据人行统计,2022年一季度末,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为2.86%,同比增长14%。全球支付货币人民币占比3.2%,排名第四;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占比2.88%,排名第五;去年5月,IMF将人民币SDR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权重保持第三。展望新的一年,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既要逐步实现人民币支付、投融资、储备和计价货币功能的全面提升,更要实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大宗商品贸易、金融资产以人民币计价的重点突破,使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大宗商品保供稳价,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奠定基础。当前,证券投资项下跨境的沪深港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理财通、债券通、互换通等各项互联互通制度的不断推出,加快了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的资本项目开放。截止到2021年末,共有1116家境外机构入市,证券投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21.24万亿元,占资本项目收付金额的74.1%。2022年上半年该金额为11.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0%。人民币计价能力目前虽处起步阶段但潜力很大,随着离岸在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规模日益扩大、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日益突出,以及中国与俄罗斯、中东部分国家在油气、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合作渐行渐近,实现人民币计价重点突破将成为可能。
其次,要关注绿色金融自我创新与国际合作并举,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有益中国方案。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绿色低碳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社会转型,我国已初步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有效发挥了其资源配置、风险防范和价格发现三方面功能,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金融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方案。我国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不断丰富,绿色的信贷、债券、基金、保险、ESG投资以及碳排放交易市场逐年递增。其中,2022年6月末绿色信贷余额19.55万亿元,同比增长40%,绿色债券余额超1.3万亿。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又需要有序推动转型金融。我国绿色金融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借鉴G20转型金融框架,总结了许多有效做法和有益模式运用到转型金融领域。去年,中国主持了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初步确立了转型金融的分类标准、披露路径、激励机制、支持工具等六大政策标准框架;人民银行与欧委会相关部门完成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及其更新,在中欧绿色金融标准趋同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资银行围绕转型金融,在境外成功发行了转型债券助力绿色低碳发展。以上探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三,要关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适度弹性的有效掌控,实施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策略助推中国制造行稳致远。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现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既维护了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又保持了汇率适度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尤其是引入人民币汇率中间报价机制改革和政策工具调节后,汇率调控机制兼顾了汇率政策中性原则和妥善引导调控汇率预期,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
去年以来,美元紧缩政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但我国货币政策没有受此约束,坚持了“稳经济、保增长”的主基调。针对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和美元加息扰动,为了适度释放汇率短期压力,央行和外管局充分应用政策工具和管理工具进行调节。通过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跨境融资宏观自身调节参数、加大逆周期因子的调节幅度和使用时间等措施,维护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与因货币大幅贬值陷入制造业困境和贸易逆差的欧洲、日韩等经济发达体相比,中国贸易出口在外需收缩的背景下仍然保持较强韧劲,去年三季度贸易顺差4.1万亿,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达近5年的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增加值约占全球30%。事实证明,中国制造对于缓解全球供应链紧张和抑制全球通胀的作用难以被替代。
第四,要关注互利共赢的双边、多边和区域间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建设,由点到面提升对外金融的服务水平。历经九年,“一带一路”建设和金融服务互联互通,不仅有效缓解了合作中的融资难问题,也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至今已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近年来,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围绕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一是共同制定合作标准和规则。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鼓励共建平台服务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实现金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二是搭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突破口和平台,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流动中的结算、投资和计价的影响力和范围。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9.6%。我国与22个沿线国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8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三是创新投融资方式。在融资方面,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先行驱动,商业金融机构紧随其后,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沿线国家设立近80家一级机构。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以及丝路基金等积极发挥信贷、基金、债券、保险等协同效用,推动创新可直达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工具。据统计,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的资金超过了4400亿美元。同时,中方注重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亚投行、金砖银行、亚行、世行等双边、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不断探索投融合作新模式,支持项目准备和能力建设。以上成果提升了我国对外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也为与RCEP、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持续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五,要关注有效规避美元汇率风险和应对美元霸权,不断探索完善货币互换、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有中国、俄罗斯、英国、日本等近五十个国家以多种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行列,去美元化已成为全球趋势,但短期并不构成对美元的绝对挑战。为了规避美元风险和应对美元霸权,我国除了动态调整外汇储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举措外,要顺势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影响力。一是通过货币互换加大人民币结算和支付。至今,人行先后与40个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02万亿元。从2020年初到2022年8月,以人民币结算的中国贸易金额份额已从不足20%上升至30%;二是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截至到2022年10月,已超过1347家参与者,业务覆盖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00多个法人机构,为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规模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三是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当前数字货币成为全球去美元化的新生力量,各主要经济体均在加码研究,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也有新的进展。去年,人民银行总行与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以及20家商业银行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试点表明,一个共同的数字货币平台可以提高跨境支付速度和效率,降低结算风险,支持在国际支付中使用当地货币。这意味着基于数字货币的多边机制有望加速建立,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将迎来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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