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马丽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发表于2019年第1期《新丝路学刊》，原标题为《构建一带一路学：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切实之举》。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更是全球治理学。自1877年以来，尽管丝路学一直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但其界定概念、构建理论、阐释框架、研究方法等均带有西方学术殖民主义的历史烙印并受到西方学术霸权主义的现实影响，从而影响了丝路学的理论建构，并弱化了其现实阐释力。近年来，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分歧性认知，又折射出丝路学已然进入话语权博弈新阶段的现实。通过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深度案例研究、加强结伴走丝路做学问意识等方式来构建一带一路学，是振兴中国丝路学的切实路径。

【关键词】丝路学；“一带一路”学；中国与世界关系；“一带一路”学科建设

自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这一概念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丝路学”，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创造了丝路学转型的新机遇。结合全球丝路学派的理论溯源与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背景来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学，实为振兴中国丝路学的切实之举。

一、丝路学：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的百年变迁

丝路学在百年发展中形成了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以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影响甚大的研究重镇，且在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下发展至今，这表明从欧洲学术殖民主义到美国学术霸权主义相继把控着丝路学学科的发展。

事实上，丝路学起步于欧洲，欧洲学派以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为代表。比较后发现，第一，四人的学科定位各不相同——李希霍芬为丝路学“概念之父”，斯文·赫定为“丝路学术共同体”的发起者，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伯希和是丝路学跨学科研究的开创者——他们相继从不同方面共同构建了丝路学的基本学科构架。第二，四人凸显了丝路学自创建起就烙有“学术殖民主义”印记的事实，他们宿命般地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西方大国的海外扩张捆绑在了一起，如斯坦因疯狂盗墓之举对中华文物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巨大破坏；伯希和虽积极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却是以敦煌盗宝为开端；李希霍芬认为，在胶州湾开辟的自由港将成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是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故早在1869年他就向德国政府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地区的铁路修筑权，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物资更方便地为德国所用，由此德方不但可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还可就此拥有广大的中国腹地。第三，这四人都非常重视西域研究，其所偷盗至海外的丝路文物亟待保护与研究“有关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的中亚考察探险活动的研究。虽然像斯坦因这样的文化强盗带走了大量中国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但他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其后的整理研究，无疑也是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贡献。斯文·赫定更是按照他的老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的指引，有目的地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考察古代丝绸之路，对丝绸之路学说的建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中亚西域地区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都是这些探险队发现的，也是他们开始研究的，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利用新的历史环境，把他们的著作系统地收集起来；把他们带走的文物、文书全面地影印、数字化回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批判性地继承下来；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做出超越他们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第四，这四人开启了百年丝路学著书立说与咨政建言双轨并举的研究范式。如李希霍芬有《中国》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等作品；斯文·赫定有《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与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空白、提出优先考虑新疆问题的报告等研究成果；斯坦因除了有《古代和田》《塞林底亚》《亚洲腹地》等代表作外，其《在中亚古道上——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一书也对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伯希和积极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考》《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著作。

这四人不仅创建了丝路学的基本学科架构，还对欧洲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欧洲学派成为全球丝路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洲学派的阐释框架由“欧洲中心论”转向“亚欧中心论”，欧洲学界的丝路历史与丝路考古研究越来越热，与中国联合调研的愿望日趋强烈。欧洲智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报告，对欧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合作有切实的指导价值。

美国的丝路学研究也主要是在对西方探险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丝路沿线考察挖掘所带回的相关实物与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俄等国考古学家经过大量考古发掘后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撰写的学术成果被美国丝绸之路基金会所创办的《丝绸之路》杂志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学界，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丝路学研究。同时，美国有一批研究机构长期侧重于丝路战略问题研究，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和瑞典安全发展政策研究所联合成立的“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组”、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

其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1996年成立的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旨在“提升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区域的丰富、可靠的政策咨询”。2005年，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设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组”，所长F.斯塔尔提出了“大中亚”这一概念，2007年他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一书出版，强调阿富汗的核心地位。2009年，美国开辟了经波罗的海、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亚通向阿富汗的北方运输网，随后，斯塔尔提出可利用北方运输网，使它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2010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共同发布《阿富汗成功的关键一新丝绸之路战略》，主张利用逐渐恢复的东西方陆上贸易路线复兴阿富汗的古老丝绸之路，以施加美国领导能力来获取区域政策的成功，进而解决美国当前在阿富汗面临的战略困境，这表明美国丝路学研究出现了政治化倾向。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首次对外宣布“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后被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提上了国际议事日程一201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同月29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讨论会，并在同年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和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中特设“新丝绸之路”计划为重要议题；2012年7月，美国还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希望将日本拉进该计划……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实为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亚计划”的一种回归，其手法更巧妙，包括安全、能源、民主与一体化四个目标，旨在争取中亚各国的合作；但其更深的目的在于将中亚国家引向南亚，力图排斥俄罗斯和中国，并绕开伊朗。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美国学界也出现了丝路学研究热，如黑尔佳・拉鲁什、威廉·琼斯的《从丝绸之路到世界大陆桥》强调，应摒弃地缘政治思维，不能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西方所谓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中俄印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于人类的新时代来说具有范式意义；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强调，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播撒，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一条商业道路，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米华健的《丝绸之路》强调，“‘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更包括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的融合，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美国丝路学日趋政治化的非学术倾向，凸显出美、欧丝路学派的明显不同，尤其表现为美国学派忽视基础研究但重视对策研究、忽视实证调研但重视战略宏论、忽视丝路人文研究但重视丝路经贸与安全研究等特点。

自20世纪前期开始，中国学派的崛起将丝路学研究带入历史新阶段，并相继在1927年、1983年、2009年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也相继产生了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分支学科，逐渐形成碎片化的学术生态。造成中国学派碎片化发展征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中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李希霍芬的分歧性认知，体现了中国学人对西方丝路学者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且形成了避谈丝路学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活动，出版了《中国》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等代表作。“（李希霍芬）宿命般地将自己中国研究的学术生涯与德意志的海外扩张捆绑在一起”，他的涉华调研报告为不少对中国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提供了相关信息。同时，他又为中国的地质、地理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尤其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地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是推动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其学术研究成为“科学光芒与侵略野心互相影响下的产物”，在中国知识界成为一个“盖棺难论”的议题，如鲁迅便认为他“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在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看来，“李氏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因此，如何认识李希霍芬，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进而在复杂难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逐渐形成避谈丝路学的集体潜意识，且影响至今。

第二，“中瑞西北科考团”在动乱中开启的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新模式，在日本侵华的严酷背景下被迫中断，并诞生了中国丝路学这个“早产儿”。“1926年冬，赫定再次来华，准备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由于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不得不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徐炳昶、黄文弼、丁道衡、袁复礼等北大清华师生联合考察；北大徐炳昶教授任考察团中方团长，赫定博士任外方团长。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其中包括来自6个国家的37位科学家”。据斯文·赫定在1927年4月26日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多国学者进行了近十年的丝路考察与研究。科考结束后，考察团所获考古物品全部留在中国，地质采集品只交予瑞方一份副本，后瑞典方面学者陆续发表了煌煌五十五卷的考察报告，而中方因经费、学者水平所限等原因，所发表的考察报告数量与质量均难与瑞方相比。参与此次科考活动的黄文弼带了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并出版了代表作《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等，备受学界瞩目。斯文·赫定在自己的《长征记》中评价黄文弼为“博大的学者”，甚至有人认为，自黄文弼起，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因黄文弼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黄文弼的考察与研究已超越考古学而涉及丝路学领域，故成为中国丝路学奠基者之一。中瑞西北科考，不仅首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而且鼓舞黄文弼等人练就了从事丝路学研究的能力，对中国丝路学派形成双轨并举的研究范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创建中国丝路学派、以中国为主体开展中外丝路学术合作平台建设，以及整合丝路沿线学术资源、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可惜因日本入侵，中瑞科考团的学术合作被迫中断，科考团成员在战乱中或坚守或放弃，这反映出中国丝路学“生不逢时”，在战乱中艰难起步后陷入碎片化窘境的历史真相。

第三，受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墓贼”所致“学术殖民创伤情结”的影响，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文化，进而形成了分支学科发展活跃的学术现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丝路西域地段“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牌子，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直到中国人最后加以阻止为止，他们从丝绸之路上湮没了的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画、手稿、塑像和其他珍宝，确实可以说是数亿吨计的”“使学者们怒不可遏的是，这一大量的中亚收集品，今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十三个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而其中的一些由于不加注意或者缺乏经费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还有很多不是不知去向，便是遭受破坏。”其中，斯坦因盗窃文物最多、伯希和盗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于200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文“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这两人盗掘、骗购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出境之后收获颇丰，并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声名鹊起，获取了多项殊荣；二是造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欧洲”的屈辱结果。为此，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中国丝路学人开始了抢救式的中国境内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与文物保护研究，并引发吐鲁番学等丝路学分支学科的相继问世，在碎片化中的坚守便成为中国丝路学特有的学术生态。

事实上，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已成为中国丝路学的分支而切实地存在并发展着，它们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渗透，既要聚焦丝路某段又得兼顾丝路整体，既要聚焦丝路具体问题又得兼顾丝路宏观问题，既要独立研究丝路分支领域又得兼顾丝路相关主要议题，这表明中国丝路学派亟待整合分支资源，扭转碎片化的学术生态。

总之，比较欧、美、中三大丝路学派后发现，尽管自1877年至今丝路学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丝路学却长期由西方话语体系主导，在概念界定、理论构建、阐释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西方学术殖民主义的历史烙印，受到西方学术霸权主义的现实影响。在“一带一路”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下，包容性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理论溯源：由三大理论与双核特质构成的显学品格

一般而言，“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亦即，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路学，是具有门类多样的学科体系、“借路传道”的学术体系、西强中弱的话语体系，以丝路沿线及其辐射线上的经济、安全及人文等领域内不同行为主体间的交往与合作为研究范畴，旨在揭示“国强、路畅、交往密、文明盛”的历史规律与“借路传道、依路共处”的行为逻辑，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对文明交往、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的一门学科。中外学者不断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更是全球治理学。但是，因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丝路学的三大理论建构充斥着西方至上、文明冲突、零和博弈、西化治理等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影响了丝路学的理论建构，并弱化了其现实阐释力。

丝路学不仅有三大理论的支撑，还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这要求丝路学人只有具备研究基础理论与对现实献策建言的双重技能，其论著与报告才有可能发挥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效应。丝路学也因此确立了其在诸多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既是学术的又是实践的”。为此，从李希霍芬等第一代丝路学人开始至今，逐渐形成了“研究丝路+行走丝路”双轨并举的学科骨干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三支人马组成，包括基础研究者、应用研究者、兼顾两者的研究者，且兼顾两者的研究者中涌现出了几代学术名人甚至学术权威，如斯文·赫定、伯希和等欧洲学派巨擘，F.斯塔尔、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福山等美国学派权威，以及黄文弼、季羡林等中国学派大师。他们既是学术权威又是智库领袖，既是汉学家又是中国问题高参，既是中国通又是地缘战略家。丝路学在这支骨干力量的支持下发挥了学术与社会的双重功用，名人效应潜移默化地促就了丝路学的显学品格。

此外，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开展共同调研与课题合作，也是西方丝路学权威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与丝绸之路项目联合中心(CACI-SRSP)，既通过研究、出版物及其宣传、论坛和会议、教学、知识和信息汇聚地等方式开展基层研究，还与丝路沿线国家、地区研究机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当代丝路调研合作。该中心拥有兹比格涅夫·K.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史蒂芬·弗雷德瑞克·斯塔尔(Stephen Frederick Starr)、斯凡特·E.科尔内尔(Svante E.Cornell)、尼可拉斯·斯旺斯特罗姆(Niklas Swanstem)等美国丝路学派的代表，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对策建言，彰显出丝路学的双核特质，特别是“大中亚计划”的提出，明确了“9·11”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机制安排，很快便由学者的意见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对美国政府的中央欧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中亚地区的政治与发展。鉴于中亚地区在大国地缘政治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其在全球能源、反恐、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日趋上升，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和丝绸之路项目联合中心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相比较而言，中国丝路学自1927年形成以来，三代学者积极致力于在研究中推动静态与动态结合、学术与调研结合、历史与现状结合，在90年内逐步练就了研究与咨政的两种技能同智库学者的双重身份，并产出了论著与研究报告两类成果。其中，黄文弼于1927年加入中瑞西北考察团，在西北做了考古调查与发掘，撰写了相关论著与报告，因兼具科考调研与理论研究的双重能力而赢得了斯文·赫定的赞誉，并成为中国丝路学的开拓者。此外还有季羡林、刘迎胜、荣新江、王建新、李希光等“研究丝路+行走丝路”的积极践行者。

可以说，上百年来中外丝路学者身体力行于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彰显出丝路学既是学术的又是实践的双核特质。两个核心实为丝路学的双翼，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忽视实证研究。“从学术角度讲，实证是目前我们检验一种观点/假设的较为可靠的方法。在人类发明其他更有效方法进行科学检验之前，实证方法将继续是最主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因此，要想做好实证研究，一是“要肯吃苦，要动手做数据而不能只靠别人给你提供现成的数据。现在自然科学研究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不是自己做出来的数据、用别人的数据原则上不给予发表。二是研究的时间要长，不能急于取得研究成果。一个实证研究，在有了数据之后也得半年，六个月之内写出来的文章，多数都不是实证类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丝路学兼顾学术与实践的双重核心，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故问题导向型研究范式成为中外丝路学人的共同选择。在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不确定性的当下，“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带来更多确定性；再加上“一带一路”核心区又恰是全球治理的重心所在，丝路治理成为中外丝路学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课题，丝路学也因此由关注丝路区域、国别、问题的旧丝路学向关注丝路区域、国别、问题、治理的新丝路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科当中，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丝路学发展的新趋势”，使得丝路学的双核特质得以进一步地彰显。

总之，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路学，在三大理论的支撑下致力于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一方面不断发掘考古与文献以深化“中国与世界历史关系”研究，另一方面又直面现实重大问题以推进“中国与世界现实关系”研究，古今比照、动静结合，双核特质带给丝路学的发展动力与学科魅力由此得以彰显。

三、分歧明显：西方认知"一带一路”的独有现象

德国对丝路学的贡献莫过于李希霍芬在其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并作地图标注，其后，这一概念被广泛采纳，影响至今。法国在丝路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位居欧洲之首，不仅建立了众多的学术团体，还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丝路学者。来自德、法等国的学者贡献的一批论著和调研报告，使得欧洲学派成为丝路学领域的开拓者，且在德国学者提出并界定丝路学核心概念后，“丝绸之路提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因此，在“欧洲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形成的欧洲学派，既是丝路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也成为丝路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并造成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研究在西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征貌。但是，中国倡建“一带一路”后，引发了西方高度关注并出现分歧明显的认知现状，这一点值得深思。

旅居德国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于2016年出版的《“一带一路”共创欧亚新世纪》，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美学界推出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欧亚大陆的崛起”“开启重构国际金融秩序之路”“欧亚大陆防务战略的中流砥柱”“失落的霸权与歇斯底里的华盛顿”等。恩道尔充分肯定了“铁路基础设施”，认为“铁路基础设施是构建欧亚整体新经济市场的重要环节”，断言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令人翘首以待。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大气磅礴，勾勒出一幅全球未来的崭新画面。它不但会再创奇迹，而且将惠及世界，未来10年全球将因此焕然一新——世界将告别霸权侵略、战火硝烟，各国将携手发展，共创辉煌”。同年，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推出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首次从世界历史和西方学者的视角分析中国政府打造“一带一路”的原因与背后的逻辑，提出“丝绸之路其实并不只是一条古代的贸易道路，而是一个两千年来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亦即，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标志着欧洲学派的重大转向，开始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阐释框架，还原丝路文明的历史影响，彰显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此外，欧洲智库也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并发布了一批研究报告。如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认为，“中国能从现有秩序中获益，虽然实力与日俱增，但是其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不大”；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给上合组织带来风险”，但中俄关系友好“将使得上合组织国家仍然团结在一起”；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北京坚持声明，其‘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确保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中国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促使其邻国与美国结盟”。德国智库大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肯定的评价，如“鲁道尔夫认为，‘一带一路’……旨在建设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地区基础建设网络……中国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加大了将其政治和经济抱负转向海外的力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出台标志着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更加自信，并已做好准备，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区域”；拉鲁什指出，“老丝绸之路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相互理解的时代，新丝绸之路将携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发展新纪元的开端……新丝绸之路有助于构建世界和平新秩序”……但“德国智库专家普遍认为地区稳定是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一带一路’构想符合德国以及欧洲的利益，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韩博天指出，“不管是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安全政治角度看，‘新丝绸之路’都是中国、德国以及欧洲的首要的共同利益”；高亭亭指出，“欧盟不仅需要发展与欧亚地区不同的战略，同时还特别需要与中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展开对话”，为此，她建议“欧洲的相关专家积极参与中国的‘一轨半外交’或‘二轨外交’，这样不仅有利于欧洲专家更好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在丝绸之路对话框架内的正式合作”。

近年来，美国学者夹杂着复杂情绪来关注“一带一路”，如弗朗西斯·福山撰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设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中国的预期，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中国模式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花结果，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同时激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基建设施的修建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自身变得这么艰难。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一些重要地方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还有它的发展模式。”不过，“‘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基础设施拉动的增长模式在中国迄今为止之所以效果显著，是因为中国政府能掌控政治环境。在其他国家可不尽然，中国的计划会受到动荡、冲突以及腐败的干扰”。约瑟夫·奈发文称：“中国2013年宣布的这一倡议旨在通过从中国到欧洲、同时延伸到东南亚和东非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现欧亚贯通，是一项宏大战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从中国到欧洲、同时延伸到东南亚和东非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现欧亚贯通，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如果中国选择用其多余的财政储备来建造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并加强国际贸易，那它就真的是在提供一项全球公共产品。”由此，“对美国来说也应该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崛起的中国为全球贡献公共产品，那美国就应该鼓励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

可以预见，为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大调整，美国丝路学研究的政治化趋势将会有增无减，尤其是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的110多家智库”的“初步反映”是“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

总之，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分歧性认知，折射出丝路学已然进入话语权博弈新阶段的事实，包容性话语体系建设成为丝路学转型的首要任务，中国学者构建一带一路学迫在眉睫。因为，“中国学界体系化、理论化、学科化地研究‘一带一路’，进而引领全球‘一带一路’，研究、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交流与共享，这样的使命感、责任感，相比以往不是变轻了，而是变得更重了”。

四、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切实之举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赢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国际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还掀起了欧美学者新一轮的丝路研究热，“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涵盖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类别。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有的则翻译成中文，像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美国学者康纳的《超级版图》等都成了全球畅销书”。与此同时，中国举办了黄文弼及中瑞西北科考系列纪念活动，一批丝路学论著的出版、丝路跨境科考合作项目的落实、中国智库的群体性崛起等成为中国丝路学研究热的重要表现，但其中也存在“重经、轻理、少文”的学科分布失衡、政策解读多于理论构建、学理性研究缺乏实地调研的支撑、区域宏观研究多于国别微观剖析、问题导向型研究难脱避重就轻的干扰、因国施策的智库报告亟待补进等问题。为此，傅莹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以“一带一路”为例，“研究界一窝蜂地做宏观诠释，而决策迫切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实在研究，包括物流、安全等具体问题和国别认识”；她呼吁中国学者应“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智库应“增强大局观、历史观，面向全球化、面向未来，来一场‘转型革命’”。

在“一带一路”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之际，“各国政府、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升，凸显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一带一路’成为一门单独学科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具体表现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在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中，中国与世界由主客体不对等关系逐渐衍化为两个平等互动的行为主体，这是破解西方话语体系垄断的前提。

自1840年至今，中国人的世界观大体有四次实质性的拓展，每一次拓展都伴随着下一轮进步须汲取的教训。与此同时，中国进步也助推了中国社会的自信。在2013年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尚未呈现真正的“全球性”“对等性”，而“一带一路”的进展使中国的世界观从此前“向西方学习”逐渐开始转变为“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近两百年来中国对世界的态度，有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轨迹：由简单学习到全部照抄，再逐渐走向有效学习；由狭隘学习技术到全面复制体制，再逐渐走上中国道路；由极度自负坠入极度自卑，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对外学习的有效进程与国力复苏的进程基本吻合，也随之积聚反向输出的力量与蕴能。从思想交流与知识互动的层面看，中国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阶段，中国向世界学习的多，输出的少；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识与思想的失衡现象非常明显。这种对发达国家的“世界观”偏好虽体现了中国人“见贤思齐”的民族性格，也造成了长期“世界观”的巨大盲区。当中国成为第二大全球经济体并呈现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预期时，这种失衡状态是不可能继续维系的。于是，历史选择了“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政策与全球治理观念上实现了知识与思想的全球输出，开始逆转此前被动的状态。如何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何平等地与世界交往，既学习世界，也与世界分享经验？直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才算是正式破了题，中国社会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时代。这不只意味着中国人逐渐完整化了自（内心的全球观，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国人与整体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层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区域）被正视、被接纳与被认可”。也正因为如此，在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中，中国与世界由主客体不对等关系逐步转变为两个平等互动的行为主体，“一带一路”赋予中国学生与老师的双重身份，并“提升了中国思想竞争力。在这个大好机遇下，中国学术界、智库界应更有信心与底气，完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敢于在全球思想与知识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国学界在开展丝路学研究中深受西方霸权主义话语体系束缚，以碎片化守势之态坚守至今，但“一带一路”倡议重塑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正在消除中国学界在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认知盲区，这是破解西方话语体系垄断丝路学研究的前提。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中国方案”引发了国际知识市场供需新变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成为中国学者增强学术自信的内驱力。

近年来，国际知识与思想市场的需求表明，“一带一路”造就了一个全球的思想市场，中国知识与思想实现了历史罕见的输出状态。“一带一路”让中国崛起造就了中国新知识，中国知识的国际普及造就了中国学者的身价。综上，“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学者的身价，“中国学者崛起，代表中国思想和中国知识的崛起。”“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决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与接纳，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世界对中国提供全球治理方案的热衷程度与学术偏好。”可以说，“在全球知识与思想竞争激烈的今天，‘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竞争力。在这个大好机遇，中国学术界、智库界更有信心与底气，完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敢于在全球思想与知识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仅如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政府不仅重视丝路精神等一系列旧丝绸之路公共产品的现实意义，还相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丝绸之路公共产品来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十九大报告廓清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内涵与特征，提出了“三个超越”的文明交往观、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推进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等。习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更进一步明确了要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平台的新思想。可以说，“‘一带一路’不仅弘扬了丝绸之路精神，还激活了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的崛起，重新认识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重新发现中国自己的优势”，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善意、真诚与奉献，将使西方教科书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大国兴衰’的相关章节的逻辑重写”。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近年来中国大范围引领世界学术风尚、设置全球议程的话语概念。基于实践经验而设立一带一路学，不仅可以重新总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也能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发展现状，更能重新评估中国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推进步伐。应鼓励更多海内外学者为“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化、学术化做出贡献，假以时日，“一带一路”倡议肯定会在完善决策支撑体系、改进舆论引导方式、提升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更强大的推动力。这一切都将不断增强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

三是应在破立并举原则指导下全方位构建一带一路学，用“中国思想”阐释“中国方案”以捍卫“一带一路”话语权。

构建一带一路学，不是抛弃丝路学、另起炉灶之举，而是在破立并举原则指导下振兴中国丝路学之举。换言之，一带一路学仍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在破解由“欧洲中心主义”与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等组成的西方话语体系垄断的实践中建设包容性话语体系，兼顾基础研究与实地调研，在坚持丝路学双核特质的具体实践中推进一带一路学的系统工程建设。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努力。

第一，进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既要对丝绸之路、丝路外交、丝路精神等一系列旧丝路公共产品所蕴含的互惠型经济观、合作型安全观、包容型人文观予以学理阐释，还要对“三共”（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三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主体，以及“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标等，予以“中国视角”的学理解读。为此，中国学界应立足于中国上千年丝路外交实践的历史经验，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软实力、全球治理等理论精髓，吸收西方符号政治学、传播学、多轨外交论、公共产品论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尤其在修正和丰富西方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及全球治理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从学术研究、理论支撑与话语体系建设等不同方面努力，助力“中国学术界体系化、理论化、学科化地研究‘一带一路’，进而引领全球‘一带一路’研究、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交流与共享”。

第二，进一步加强深度案例研究。应形成“以重大现实问题导向为主、中国特色理论建构为辅”的特有研究范式，既要对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异同做比较研究，对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做断代研究，对丝路伙伴关系做国别与区域研究，还要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哈吉丝路申遗、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早期收获”予以政策绩效评估与经验总结提升。此举旨在对中国外交理念及外交实践做出跨时空、多学科的深度研究，力求从中国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特征与规律、内涵与外延、政策与制度、原则与立场等方面做追根溯源的实证性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提供有力佐证。因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们提供公共产品”，还“需要用案例的研究，把它背后的复杂性探索出来”，所以“基于实践经验而设立‘一带一路’学，不仅可以重新总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也能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发展现状，更能重新评估中国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极大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推进步伐”，真正实现历史丝路上的“中国思想”与现实丝路上的“中国方案”的学术表达。

第三，进一步加强结伴走丝路做学问的意识。“‘一带一路’是一门调研出真知的学问，是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学问，不是理论到理论、学术到学术、书本到书本、模型到模型的学问”。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一带一路”研究是框架性、理论性、非叙事性的研究，有大量的空话、虚话。现在据说有700多万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文章和相关论文，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在用“引领”“公共物品”“全球治理”等来描述“一带一路”。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倡导“一带一路”是“脚底板走出来的学问……高度重视智库外交实践，认为只有走出去，才能深入当地，帮助沿线国家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当地的合作”。近年来，该智库学者一方面开展扎实研究，另一方面一直“走在带路上，将‘一带一路’传播到他们脚步所及之处，将中国故事讲给沿线各国各界，促进了‘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并以接地气、高质量的咨政报告赢得外界高度关注。事实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结伴走丝路做学问的成功之举又一次彰显了丝路学的双核特质，表明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应成为全方位构建一带一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大受欢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获得成功，中国对外实施如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复项目，向尼泊尔、缅甸提供文化遗产震后修复援助等亦广受欢迎。这些折射出全球丝路学“重回中国”与中国丝路学“走向世界”相向而行的学术新态势，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已成为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一带一路学，“一是要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研究成果必须体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重大共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应是开放的，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设。二是要树立包容共生的理念。‘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有一些是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发源地，文化差异大，研究中要树立包容共生、和而不同的理念。三是体现合作研究的理念。加强国内外智库机构的合作研究，培育‘一带一路’研究的专业核心团队。四是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用当地人研究当地事。五是树立长期性的眼光，多做有前瞻性的研究”。“一带一路”之于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具有双重带动效应，中国学界唯有“用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和支持”。

《“一带一路学”：现实迫切与理论必要》报告发布现场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udy: The SolidMetod to Rejuvernate Chinese Silk Road Studies

Ma Lirong, Wang Wen

Abstract: In some sense, the Silk Road Studies is supported by three major theories, namely,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The Silk Road Studies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e core issue of China-World Relations v since 1877 , however, its concept defini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s all have the historical imprint and realistic influence of u colonialismv and u hegemonismv from the mestern academia. The three major theories aflects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Studies and weakens its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due to the western hegemonism such as the supremacy of the West,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the zero -sum game, the westernization governance, and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divergent cognition of the u Belt and Road” ha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Silk Road Studies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 of discourse rights competi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urgency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to constru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udies a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vitalization of China's Silk Road Stud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innov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theory study, deep case study and pragmatic research with partnerships.

Keywords : Silk-Road Stud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udies; China and the World Relations;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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