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6日中美聚焦网。

近日，在中美双方围绕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密切磋商的背景下，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尔逊中心专门就中国政策发表演讲，称美国正在就对华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大约在一年前，他在哈德孙研究所围绕同一主题的演讲，被外界普遍视为美国对华展开“新冷战”的宣言。

如今，彭斯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激烈批评，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当中继续扮演着所谓“坏警察”角色。当然，与其在哈德孙研究所的演讲相比，彭斯试图做出一些看似缓和对华关系紧张的表态。他称，特朗普政府并不寻求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共享和平和繁荣的未来”。

尤其是，对于美国想要与中国“脱钩”的看法，彭斯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否认”。他强调说，尽管美中关系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但美国不希望让这些挑战“阻碍与中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彭斯就美中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给予乐观的前瞻，并认为两国在人文交流、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

然而，彭斯的演讲并未能让中国方面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善意，充其量，它释放的是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信号。

首先，彭斯在演讲中重申了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重建”中国的观点，而这一表述在此前已经触怒北京，让北京感到冒犯和羞辱。无疑，虽然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但这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和做慈善。北京坚信，中国民众的勤奋和辛劳是成就中国快速发展奇迹的根本性因素。

彭斯将互利的经贸关系当作美国对中国的单方面施舍，低估了“重建”这个说法对中国方面的刺激性。他选择性地忽视了美国企业和民众在对华贸易和投资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应有尊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8月发布的2019年度会员调查，97%的美国企业在华盈利，它们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对其全球竞争力十分重要，在中国创造的利润支撑了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

其次，在台湾、香港、新疆等一系列非常敏感的问题上，彭斯对中国进行的指责可谓变本加厉。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所展现的现实主义是赤裸裸的，但它在批评中国时却把自己置于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位置。意识形态因素在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攻势中正占据越发突出的地位。彭斯是试图把关于美中关系的叙述，建立在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自由和压制的两分法对立基础之上。

彭斯颇具煽动性的论述过于简单化了。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香港问题则与中国的主权密切关联。在新疆，穆斯林并没有像彭斯所说的那样被投进监狱，很多举措是出于去极端化和遏止暴力恐怖主义的目的。彭斯向美国民众描绘了一个极为负面的中国形象，从长远看这对美国自身利益也是有害的。此外，彭斯在演讲中对耐克、NBA加以指责，称它们为了获得利益而对中国政府“磕头”。将美国企业卷入棘手的美中政治角力，这或许是白宫正在犯下的另一个重大错误。

第三，针对如何缓解美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美中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关切，彭斯未能给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他再次提及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声称这些公司对5G业务的参与将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向华为公司销售产品的许可证将在11月中旬到期，相关美国企业一直在劝说白宫和美国商务部放宽限制。美国商界担心“脱钩”既难以实现，也会对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与美国相比，德国和英国等正努力寻求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德国发布了下一代无线网络安全指南草案，为5G网络供应商设定具体标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禁止华为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也主持了一场内部讨论，拟同意华为介入英国5G建设的“无争议”部分。正如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易明所言，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这会加剧各国对美中“脱钩”的忧虑。

彭斯在演讲中否认美国想要与中国脱钩，并强调两国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实际上，这表明白宫试图回应外界对特朗普政府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广泛质疑。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人所言，竞争本身不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它也不是一种战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美国在技术竞争问题上应对失当，华盛顿正被一种“红色技术恐慌”所驱动。

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不愿支持特朗普政府以及部分华盛顿政策精英所要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最新民调，超过60%的受访美国民众希望以合作和接触应对中国崛起。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指出，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政策精英的看法和美国民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要什么大国竞争。彭斯以及白宫的决策层应当正视这一现实，用更多行动而非言辞改善美国对华关系。（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