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14日华智全球观察微信公众号。

2020年伊始，世界风云变幻，美国进入大选年，英国正式脱欧，中国遭受新肺病毒袭击，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美国第一”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继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名存实亡，国际合作岌岌可危。

无论从双边还是多边外交角度看，中国的大国外交都面临严峻挑战。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发展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两个维度的大局看，促进东亚合作、建设东亚共同体对于中国外交至关重要，可以成为中国破解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抓手。

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涉及中日韩三国双边和多边关系、三国与东盟的关系（10+1、10+3）、三国与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关系，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可谓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困难与机遇共存。

一、近两年三国关系互动表明，中日韩对地缘政治和区域合作走向存有分歧，但同处跌宕起伏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使三国对地缘政治风险、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体系分崩离析感同身受，都把目光投向东亚，希望加强地区合作以“抱团取暖”，共同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挑战，有一定共识和紧迫感。这是深入思考、积极探索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一）东亚经济合作有利于增强素有全球经济发动机之称的东亚经济持续增长，这对缓解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抵御保护主义冲击、化解长期货币宽松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累积的金融风险、对冲美国推行与中国科技“脱钩”的负面影响，都有重要作用。

全球化深入发展加深了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上的产业互补和上下游相互依赖，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支撑点。2000至2018 年，中国GDP 从1.21 万亿美元增至13.61 万亿美元；韩国从0.56 万亿美元到1.62 万亿美元；日本从4.89 万亿美元到4.97 万亿美元。2018 年中日韩经济总量20.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23.5%，超过欧盟的21.9%， 接近美加墨的27.3%。近20 年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日韩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既扩大三国贸易，也促进全球贸易增长。2018 年，中日韩对外贸易3.83 万亿美元，东盟2.87 万亿美元，合计6.7 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34.4%。

东盟与中日韩在电机设备、消费电子和通信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互补已经形成，“中国组装”模式就是东盟利用中日韩劳动力成本、技术和零部件优势，在零部件制造上形成的产业链合作。以中日韩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成效明显。这说明，中日韩经济贸易合作是拓展东亚区域合作,进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扎实基础。

（二）加强东亚合作表明，只要克服“以邻为壑”思维，沿着建设经济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轨道前进，就能凝聚重构和改革全球治理的决心，填补“碎片化”全球治理体系造成的“治理赤字”，为其他地区发挥示范作用。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透过短片为武汉加油

全球治理始于区域合作，两者相辅相成，不应该相互对立，尤其在全球治理进展不顺之际，重点放在加强区域经济和治理合作上不失为明智之举。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如果能克服域外势力干扰，谈判进程持续并最后予以签署，必将为三国建立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中日韩与东盟深入参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虽然印度临阵退却，谈判已基本结束，有可能不日签署；美国退出《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议》后，日本牵头继续推进谈判并签署进入执行阶段。中国可以考虑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或者与之建立合作关系。这些都是中日韩力所能及，可以对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做出的贡献。

同时，中日韩都是“美国第一”为标志的民粹主义、强权政治的受害者，在当前全球和地区合作难、治理难的情况下，可以依照G20领导人2016年杭州峰会精神，在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上先行先试：贸易方面加深价值链互补互利；共同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提升“地球村意识”，合作应对各种跨境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金融协调共同应对持续货币宽松和“低利率”累积的风险，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宏观政策协调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当前，中国遭受新冠病毒袭击，日韩均施以援手，充分体现了东亚各国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

《东征传绘卷》“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局部（日本唐招提寺藏）

（三）在经济贸易合作基础上，加强东亚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方面合作，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有利于构筑区域“防洪堤”，防止和抵御地缘政治矛盾外溢影响东亚经济等多方面合作。同时，还要看到，中日韩文化同根、渊源深远，同属传统文化价值十分相近的东亚文化圈，其历史比安格鲁-撒克森文化圈更为久远。

加强中日韩东亚各领域合作，建设经济共同体，显然有利于延续和扩大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逐步培育“东亚意识”，或用时髦的话来说“东亚身份”（East Asia Identity）。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7年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成立，2005年东亚峰会首次举行。从这一历史经纬看，“东亚身份”也并非毫无基础。

二、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面临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困难，能否凝聚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克服各自和共同面临的困难，并找到能为各方接受、解决上述问题的切实路径，前景尚难逆料。主要困难在于：

一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日韩均是美国军事同盟国，美国自二战后在日韩一直保留大量驻军，其战略目标明显包括中国。美国对中国实行“离岸平衡”战略，利用中日韩之间、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分歧，构筑“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试图给中国制造矛盾、封堵中国的出海通道。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今天，美国肯定会“拧紧螺丝”，加大施压力度，阻碍中日韩的全面合作。

中国是日韩最大贸易伙伴，产业链合作日益深入，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日韩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愿望真切强烈。然而，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与中日韩三国经贸依存度同样很高，中日韩均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日韩和美日韩两大贸易圈有大面积的重合，如果美国从中作梗，东亚经济合作难度就会增大，更不用说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了。

日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中日韩东亚经济合作区分开来，避免地缘政治挤压东亚经济合作的空间，存在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这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迟迟不能启动、即便启动也进展缓慢的主要外部因素。

二是如何妥善解决中日韩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是东亚合作的另一个“拦路虎”。

中日、日韩关系在很长时间内受历史问题的困扰，需要日本政府作出决断，彻底反省历史，取得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谅解，走出自我“画地为牢”的困境。日本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贡献不算少，如果还是放不下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深度开展东亚合作或者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将是“空中楼阁”。

同样道理，中日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议、韩日关于“独岛”的主权争端都需要通过双边政治谈判解决，或者达成协议缓解争端，即在没有取得最终解决办法之前，各方都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

三是东亚不同于欧洲，缺乏区域合作的历史传统，加上意识形态异同等问题，共同体建设需要时间和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建立各种信任措施，集腋成裘，不可能一蹴而就。

2020年是21世纪第三个10年开篇之年，中日、中韩、日韩之间都有加强双边关系包括高访的计划，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互动也将明显增加。东亚合作好处显而易见，困难也不言而喻，关键是三国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迎难而上，保持谨慎乐观，以建设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努力扩大双多边合作面，缩小分歧，排除外来干扰，巩固现有东亚合作平台，并建立形式灵活多样的“三国+”合作机制，把经济和文化合作作为重点，保持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大方向不动摇。（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