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He Yafei）系原外交部副部长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4日中美聚焦。

美国对外政策近年发生重大转变，从奥巴马政府被动应对大国竞争，到特朗普政府确定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正式放弃单极格局，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基辛格2018年对特朗普如此评价：“也许是美国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标志一个时代终结并迫使美国放弃旧有幌子的人物”。美国精英界定其大国竞争政策为：“确保美国实力和经济活力，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优势，清晰表达美国利益与红线”，以保持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

弗里德曼曾把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围绕各种网络而建立的体系”，互联网普及和信息革命使这些虚实网络结成立交复合、互联互通的“大网络”，把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对全球化复杂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地缘政治矛盾凸显深感困惑。“大国竞争新时代”的来临将带来新的国际格局和竞争模式，主要大国关系被不断刷新重塑，其所代表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有很大不同，成为各国政府和众多学者反思和比较的焦点。在这次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时，不同制度下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收效大相径庭，竞争力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动员、执行力，迅速启动从国家到基层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蔓延。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超常规、阶段性措施，如加强信贷、减免企业税收，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收效明显。

记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阻击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在G20崭露头角，发挥了全球性大国作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体系的优势。这次面对新冠病毒施虐，中国再次充分展示其制度和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能力，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和国际合作提供了经验。

目前，美国、伊朗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疫情日趋严重，下一步新冠疫情如何发展尚难预料。这对一国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时的动员执行能力将是严峻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美国学者推出“资本主义冲突论”，把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定性为“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世界”，社会主义“皮之不存”，认为两者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而是两种“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承认前者有经济增长较快的特点，突出后者包含的“自由民主”要素，以从根本上抹杀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独特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性优势。

如果认同上述观点，美国冷战结束时宣称世界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终结”、美国“独步世界”时代将长期持续下去，即使世界迈入“大国竞争新时代”，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过时，只不过国际秩序贴上了“后资本主义”标签。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转向大国竞争后，正推行对中国的“脱钩”，特别是科技封锁，如今有些人更是利用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短暂冲击鼓噪供应链重构，为美国对华脱钩政策添加“依据”。蓬佩奥、罗斯等美国官员先是借新冠疫情鼓动美国企业回归，再以供应链临时断裂为藉口敦促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这些做法脱离了经济全球化范畴的公平竞争，是赤裸裸的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打压和遏制，是“恶性大国竞争”。美国寻求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难以完全实现，但试图以抹杀中国制度优势来抬高漏洞百出的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会脱离正常轨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努力所需要的大国合作也将受损，进而危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美国大选逐渐白热化，民主党竞选人桑德斯、沃伦等不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提出的竞选纲领也含有大量旨在消除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思想”。

看来，关于中美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劣之争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中国要坚持制度等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继续做出努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